文 | 张凯滨 浙江师范大学华人华侨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青春是最好的韶华，是幻想的季节，是做梦的时光。如果说过往的青春题材电影是让人沉醉在少年情爱的小清新、小确幸的话，那么，2018年的电影市场所追捧的青春电影却起了变化。爱情依旧动人，而故事的格局、视野更加开阔。当宏阔的思考注入细腻的青春叙事之中，我们自然对更高水准的青春题材影视创作报以更高的期待。
现实主义是青春题材文艺新时代的新动向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青春期是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从懵懂走向成熟的生命临界状态。在这一转换的生命周期中，社会个体所遭遇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规范的洗礼、心灵相遇的悸动等等都构成影视文学创作生生不息的源泉。在中国大陆影坛，青春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是一个明显的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张一白的《匆匆那年》等为代表的一批青春电影形成相对鲜明的叙事风格和市场策略，成就了青春影像叙事的一个高峰。在这一影视创作背景下，青春题材电视剧也在市场上频频发力，尤其是热门IP改编的网剧已经占据青春剧消费市场的前端。《最好的我们》《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春风十里不如你》等一系列校园青春偶像剧都在编织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社会心理秩序，构建他们的文化趣味。
而2018年青春影视题材的新动向是向现实主义转变，叙事年代更多元、层次更丰富、反思性更强。以清华大学校史为背景的电影《无问西东》堪称史诗级的青春片，时间横跨民国到上世纪60年代，以断面间离的叙事方式扣问不同时代社会语境下青年的坚守与自我选择；以上世纪70年代某文工团为背景的电影《芳华》是红色青春的镜像演绎，对时代变迁中伤痕的书写，透视人性中的善良；摄影出身的导演顾长卫带着青春怀旧喜剧《遇见你真好》近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通过讲述紫荆复读学校的三段青春往事，在小人物的生命视域中思考青春的真谛。
近年来，我国的青春类型片陷在渲染小资情调或刻意描绘残酷成长的窠臼之中，学渣与学霸校园爱情的套路化叙事带有明显的去社会化痕迹，人物摒弃一切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人际关系，由此炮制架空的“魔幻”青春片正在磨损不同年龄层的受众群体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那么，2018年当国产青春片走出“不够真实”的迷惘，而更具历史纵深感且带有现实反思性时，是否意味着青春影视叙事的一种集体转向，意味着潜在的叙事创新的可能。
爱情不应是演绎残酷青春母题的唯一主题
广义上，“青春电影”是指13至34岁少年和青年为表现对象的电影。在生命周期里，“青春期”包含正青春和后青春两个时段，前者包含在小学毕业后到大学毕业前的校园生活，后者则是在大学毕业后十年左右的工作与生活。在“青春电影”中，“正青春”往往作为怀旧对象或叙事时空穿插于主人公“后青春”的生活之中。就生命历程而言，身心成长、成熟是青春期的主旋律，这一时期的年轻人所经历的迷惘、痛楚、寂寥等情感形态潜藏在个体的深度记忆之中，而以表现性经验与性困惑的青春爱情则构成青春影视剧表现情感复杂张力的叙事主题。
知名电影研究学者戴锦华认为，“所谓‘青春片’的基本特征，在于表达了青春的痛苦和其中诸多的尴尬和匮乏、挫败和伤痛。可以说是对‘无限美好的青春’的神话的颠覆。‘青春片’的主旨，是‘青春残酷物语’。”在聚焦“残酷青春”的艺术创作中，校园爱情几乎成为演绎这一母题的唯一主题。男女主人公的爱恨纠缠制造戏剧张力，推动故事往前发展，那些雨中呐喊与泪水、拥抱与亲吻的桥段作为经典的诠释“残酷”的影像语言，成为观众口中的“老梗”或“套路”。
青春片中的校园爱情常为人诟病的是“不真实”，主人公摆脱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影响，在校园时空中“肆无忌惮”地陷入自身与老师、同学的感情纠葛之中。这种只为爱痴狂的扁平化人物形象无法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而反观印度阿米尔·汉的新片《神秘巨星》对校园青涩爱情的讲述，我们看到置于家庭关系中的孩子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更真实的成长故事。尹希娅性格上的缺陷源于父亲的暴力留下的阴影，钦腾的暖心得益于温柔坚强的母亲的教育。他们作为学生，交往很生活化，基本上是两点一线，没有国产青春片的欢腾。钦腾只是给尹希娅讲笑话、送棒棒糖、带好吃的。戏剧化的高潮在于钦腾为帮助尹希娅实现唱歌的梦想，帮她给制作人打电话、逃课、打印机票，虽然稚气却让人感动。告别时，钦腾安慰尹希娅“别为离别而哭泣，要为拥有而欢喜”，作为描绘二人关系的点睛之笔。这样对青春期少年爱情的刻画，妥帖生动，温馨自然。
而获得第31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大奖提名的校园青春励志剧《我们的少年时代》将镜头对准一群高中生，立足95后和00后群体，抛开惯常的爱情主线，聚焦成长和梦想，以冷静又现实的叙述方式，将家庭教育的影响这一社会结构性因素渗透在子女教育、师生关系、同窗情谊等一系列话题之中。在励志热血的故事讲述中，回归青春的多元本质，呈现青春题材的现实主义质感。
残酷青春并非意味着爱情叙事走向极端化，热恋中哭天抢地的呐喊，失恋后寻路异域的乌托邦想象，情深处再续前缘的圆满时光。青春年少时的爱情因符合人的自恋情结而成为青春叙事的酵母，但作为青春片中惯用的表现手法不应成为这一类型片的唯一。与恋爱并行的是人理性化人格的发育，是人与自我、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等一系列关系的探问与追索。国产青春片的叙事创新需走出单线条的情侣之间小我的甜腻日常，而需将个体间的感情故事置于更复杂的社会复合情境之中。纵使聚焦青春期爱情这滴小水珠，也可以折射出更繁复的生存界面，小至家庭邻里，大至历史社会。
怀旧情绪的集体性消费与自我的历史观照
如果说年轻人追捧青春电影是以此为参照系，寻求心灵的慰藉，那么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怀旧是社会的一种集体症候，在流逝的时光中追忆和缅怀，这也是青春电影引人共鸣的社会心理基础。相较于其他电影类型，青春电影理应有现实主义的回响，与观众共情的穿透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过青春，每一代人都有青春回忆，它以个人记忆为基础，通过日常生活的交流而自然形成，为同时代具有同样生活经验的人所共有。由此，受众的观影过程是将个人经历投射到世代记忆的公共展演之中。
青春与时代密切相关，青春电影建构现实的功能在于制造“代”。无论是《无问西东》中四条叙事线，五个主角，四个不同年代，近百年的时间跨度，还是《芳华》里军队文工团青年历经7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变迁。在怀旧情绪裹挟之下的观影过程始终存在“我们的青春”与“他们的青春”之间的相互参照。定义一代人的并不仅仅是出生日期，还有类似的经历和挑战，话语和交流。也就是说，同一代人意味着共享某种经验、阐释模式和情感形态。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将社会代际比喻成“水砖”，同年出生的人是保持砖块成型所使用的黏土，而砖块的形状是某种想象，是一代人在其所体验的经历与随后的阐释这两者的相互关系中得以确认的。经历是个性化的，而阐释是公共性的，是借助媒介实践来完成的。藉由电影、电视中的故事、符号和象征，代际的概念不仅仅被想象，还被展现出来。险些迷失学业方向的吴岭澜、家国情怀里确信人生价值的沈光耀、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坚守真爱的陈鹏与王敏佳以及在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中迷失自我的张果果，电影《无问西东》呈现了不同时代中青春的姿态，不同的是经历，相同的是对自我的认知，坚守真实自我的无畏和勇气。
西方19世纪以来的代际研究学者将12到25周岁视为人的“关键时期”，其处于个性发展的敏感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和印迹对人之后的一生都有持续性的影响。青春影视作品是对青少年价值输出的重要载体。青春题材影视创作的现实主义转向，将不同年代的青葱岁月呈现在银幕之上，可以满足社会中不同代际之间的观影需求与自我想象。青春片不是当下年轻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渴望。一个社会中至少三代人同时存在，带来的是对历史和现实不可简化的多样性，代际之间可能联合也可能对立。从文化传递的意义上讲，人是唯一活在死人之上的生物。每一代人都立于他们的前辈之上并通过与他们的交替获得对自身的确认。如果没有这一想象中的对手，新的一代就无法在时代变迁中弄清楚自己是谁。不同时代青春片的创作，其意义恰在于标记时代的门槛、价值的转变和社会新的方向。各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展露在影像叙事中，彼此联系、相互交叠，完成历史多重视角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