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4月16日，第102届普利策奖的获奖结果揭晓，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成为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说唱歌手。这个奖项往年向来由古典类或爵士类音乐人包揽，但拉马尔此次获奖完全实至名归——他在2017年的专辑《Damn》中融入了很多自己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感触与思考。
肯德里克·拉马尔凭借自己2017年推出的专辑《Damn》获得了普利策奖，相信读到这则新闻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为什么得奖的会是他，而是怎么等了这么久才把奖颁给他？
美国现代流行音乐诞生于60年前，期间它成长迅速，并发展出了多种不同的表现类型，毫无疑问，如今，流行音乐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种艺术形式。虽然，像普利策这种严肃的奖项很少会把奖颁给后街男孩或克鲁小丑（Mötley Crüe）这样的流行或摇滚乐团体，人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但在过去的70年里，美国流行音乐人居然在普利策奖上挂零，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普利策在2008年把“特别荣誉奖”颁给了鲍勃·迪伦，又在2010年把这个奖颁给了已于1953年过世的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美国乡村歌手），但“普利策音乐奖”这个主要奖项却基本由古典音乐人包揽。历史上只有三名爵士音乐人摘得这个奖项：Wynton Marsalis（1997年获奖）、Ornette Coleman（2006年获奖），和Henry Threadgill（2016年获奖）。
其实长久以来，普利策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特别古板而倨傲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概就是1965年的评奖闹剧了。当年的评审团认为，当时的任何音乐都不够格获奖，于是打算把特别荣誉奖颁给Duke Ellington（非裔美国人，美国爵士乐史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以表彰他在过去50年间对乐坛作出的贡献。这个决定虽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尚可以算是有理有据：毕竟在1965年，Ellington已经是公认的爵士乐大师，他创造了全新的音乐形式，把爵士乐融入了交响乐，并把爵士乐的地位提到了全新的高度，得以与数十年前那些“体面可敬”的音乐类型平起平坐。然而，最终普利策组委会却拒绝颁发这个奖。后来一直到了1996年，普利策音乐奖才第一次有了一位非裔美国人得主，George Walker。
2004年，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主席Sig Gissler宣布将会“扩大评选范围”，让音乐奖不再仅局限于古典音乐领域；参赛者必须上交曲谱的规定也被取消。但尽管如此，在评委会所谓“多种多样的美国音乐类型”中，流行乐似乎还是遭到了选择性忽视。组委会随后发布了关于音乐奖的官方声明，把范围放宽至“当代古典交响乐、爵士乐、歌剧、赞美诗、音乐剧、电影配乐以及其他音乐类型的优秀作品”，独独未提流行乐。
在普利策奖的严苛背景下，肯德里克·拉马尔获奖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今年的音乐奖没有颁给什么披着古典乐外衣的电音作品，而是给了这位演唱会场场售罄、新专辑《Damn》销量双白金的嘻哈音乐人。话说回来，如果要在当代流行歌手中选择一位来颠覆普利策奖，拉马尔也显然是最佳的选择。
作为一名顶尖的说唱歌手，拉马尔的作品情感丰富，充满政治色彩，并且充分展现了黑人音乐的特点，这令他的音乐足以与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灵魂乐相媲美。此外，他成功证明，不需要刻意迎合大众也能做出具有广泛影响的音乐，他的音乐从不会低估听众的智商。他的音乐错综复杂而又矛盾零乱；他经常会从以往的经典黑人音乐中汲取灵感，把Chi-Lites和Outkast等黑人歌手那优美柔和的灵魂乐作为自己说唱歌曲创作的源泉——但听众却基本不会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这些经典之作的影子。
《Damn》这张貌似不迎合市场的专辑之所以在商业上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原因在于拉马尔在作品中完美地融入了对当今时代的描写和思考。他2015年的专辑《To Pimp a Butterfly》受到了前任总统奥巴马的大力称赞，拉马尔称，这张专辑里表现了很多对于社会政治的愤怒情绪，而新专辑《Damn》则要淡然许多——甚至表现抱怨情绪的歌词也仅使用了“the pain in my heart carrying the burden for the struggle（不停挣扎所带来的负担让我心中充满痛楚）”这样的温和字眼——但《Damn》从不回避，反而会强调当今存在的社会问题：黑人赋权、游行抗议、特朗普的上任、暴力、煽动性的右翼言论等等。焦虑、涣散、不安——听着这张专辑，令人仿佛重新回到了2017年。
有人说，《Damn》这张专辑获得了普利策奖，这实在是与专辑中传递出来的信息相违背，这种说法究竟有几分正确性先按下不表，但作为一个公认的考究而倨傲的奖项，普利策组委会把音乐奖颁给《Damn》可谓是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因为考虑到普利策奖的特殊性，以及对美国社会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拉马尔的这张专辑的确是最佳选择。
（翻译：黄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