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日本社会需要女权还是男权？

按：日本社交网络上近日最受热议的话题，大概要数京都府舞鹤市市长在相扑台上致辞时突然晕倒后的尴尬场面了。观众席上有位持护士执照的女性冲上土俵（指相扑场地）参与急救，现场广播此时呼吁道：“女性请从土俵上下来！”因为女性接触相扑土俵在日本文化中属于禁忌。随后，有观众看到工作人员在土俵上撒了大量的盐。撒盐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净化辟邪的仪式，此次工作人员特地在女性上土俵后撒盐，引发了舆论批评。相扑协会事后公开致歉称：“在人命攸关的情况下，那种处理是不适当的。”

虽然东亚文化中日本的男权特征尤其显著，可我们并不常听说日本爆发了什么有组织有规模的女权运动，也未见什么重要的女权主义著作或思想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多年来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她的一个观察是，“就大多数日本妇女来说，她们宁愿安于目前的状态而对女权主义表示淡漠，说明她们的处境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忍受。我甚至听一位年轻姑娘说过这样的话：她庆幸自己是个女孩子，如果工作实在难以忍受，还有嫁人这一条退路可走，要是男人，就什么退路都没有了。这姑娘的话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日本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心态。”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今年初再版的孙歌《求错集》中节选了下面这篇文章，以期与读者一同了解日本社会男权与女权的来历与进退。

《需要女权还是男权——日本家庭管窥之一》

文 | 孙歌

日本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这似乎已成定论。尽管日本人的祖先曾有过一个女人当权的时代，但那辉煌的过去已与现代日本妇女无缘。明治维新为日本走向资本主义打开了一扇大门，为日本社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但是，它却没有为日本妇女的解放打开哪怕是一条窄窄的门缝。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妇女不再需要为衣食奔波，于是，她们便更多地被排挤于社会之外。对于日本男人来说，他的人生理想是做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建功立业；对于日本女人来说，长大了嫁人才是最合适的归宿。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也不容易找到可心的工作，在各大公司企业重要位置上坐的几乎都是男人。近年来日本的官僚层中开始任用个别妇女担当某一方面的负责人，这就引起了新闻界的轰动，记者纷纷出动采访报道，借当事人之口说些“男人能干的事我相信我也能干好”之类的话。然而从整体上说，妇女在社会上仍然改变不了端茶倒水的形象，她们结婚生孩子之后便辞职，如果孩子大了又想出来工作，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去干合同工。这种工作相当于我们的临时工，对所在单位的事情没有介入的权利，也得不到正式职工的某些待遇。所以，已婚妇女就业是一大难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很多人宁可再去读书深造，提高自己的教养。在大学里，女教师、女研究生的比例开始增加，而且她们不必为婚后的饭碗发愁，大概只有在大学里，妇女才不必为结婚而辞职。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本应引起日本妇女的愤慨与反抗，可是奇怪，日本却不曾出现过有影响有规模的女权运动，更没有什么女权主义思想。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一次女权主义者的集会，我发现，这些致力妇女运动的女性虽然有与男性世界决裂的决心，却没有相应的活动能量与理论武装。她们平时印发一些宣传刊物，开设一个为全国妇女解决疑问的咨询电话，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和几次碰头会，在平时，则经常以妇女团体的名义举行一些娱乐性活动。在这些组织成员中，有一部分人是同性恋者，即使如此，她们也并不受到什么干涉，然而一位活跃分子对我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很难，社会上没有人理解我们。”

女权主义者不成气候，自然首先应归咎于日本社会对妇女的压抑，然而我觉得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大多数日本妇女来说，她们宁愿安于目前的状态而对女权主义表示淡漠，说明她们的处境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忍受。我甚至听一位年轻姑娘说过这样的话：她庆幸自己是个女孩子，如果工作实在难以忍受，还有嫁人这一条退路可走，要是男人，就什么退路都没有了。这姑娘的话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日本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心态。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在战后是依靠日本民族的勤奋发展起来的，直到现在，日本人还保持着勤勉的工作态度，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过劳死”这个词。的确，许多患者的死因竟是由于过度劳累，这不能不使每天疲于奔命的日本人有一种凄然之感。因此，妇女不那么积极进入社会，也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妇女，在家里却得到某种意义上的补偿。首先，这与日本人家庭的观念有关。日本人的家庭基本上是一个对外封闭的私人天地，非经允许哪怕是好朋友也不得入内。中国人喜欢串门儿，朋友不请自来、街坊登堂入室都算不上什么失礼之举，而在日本，如果不打电话征得对方同意就贸然造访，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有教养的人除非对方主动邀请，是不会提出去对方家访问的。平时会面，日本人一般是在咖啡店、饭馆、酒店，家庭不是会见朋友的主要场所。一个耐人寻味的小事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对于家庭的态度：日本的水、电、煤气费用均由相应公司收缴，每月或每季度有查表员到各家查表，然后发出收费通知单。这几种表均安装在室外，查表员查表时无须打扰用户。而收费通知单，则寄到或送到各户的信箱里，然后由用户到银行转账或支付。我在日本住了近一年，从未见过查表员的面。与中国人的收费方式相比较，即可见日本人对家庭这一私人领地的尊重。

在这样一个纯属私人的天地里，主妇行使着她的权利。丈夫既然不在家，管理这个家的担子就落到她身上。在经济上，日本家庭最普通的管理方式是，丈夫每月领到薪水，就把它交给妻子，由妻子统一筹划开销，而丈夫每天的零花钱一般是按时从妻子那里领取。日本朝日电视台曾就丈夫每月的零花钱做过一次调查，对象是在公司供职的白领职工。这些人中每月领到零花钱最多的是10万日元，最少的仅有5000日元。这些零花钱一般用来支付酒钱、烟钱、午饭钱、出租汽车费，以及其他应酬。那位每月领5000日元的丈夫可怜巴巴地说，他根本没有用钱的自由。当然，大部分人的零花钱都不够花，记者问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回答百花齐放：有的平时发了红包就自己存起来，不上交到妻子那里，需要时就偷偷去取(据说自己有“私房钱”的丈夫为数不少)；有的要用钱时就去妻子那儿软磨硬泡，妻子最后总会答应，不过每次都要附加一些条件；也有的钱不够用时就去借，反正妻子是不好意思欠债的；当然，也有人与妻子保持一致，钱不够时就咬牙挺过去；等等。当记者问他们每月零花钱的数目由谁规定，多数人回答说由夫妻商定，其他人有的是自己定的，有的是由妻子规定的。

实际上，日本并非一个遍地金子的极乐世界，普通的日本人仍需计算自己的开支，并要为退休后攒下一笔费用。如果是想买房的日本人，那就更要一生精打细算才能如愿。因此，拼命挣钱的丈夫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妻子的管理，活像一个大孩子。而他们的妻子也确实把他们当成大孩子，从饮食起居到穿戴服饰，各个方面都加以管理。或许，日本的男人是世界上依赖性最强的男人，在公司里，他们依赖上司的指令；回到家里，他们依赖妻子的照顾。爸爸不在家，这个家庭还可以照样运转；而如果妈妈不在家，往往就会天下大乱。因此，现在的日本社会用两个词来形容那些退休前尚可挣钱养家、退休后则一无用处的男人——“工业废弃物”“大型垃圾”。

日本人的这种夫妻关系尤难令西方人理解。一位瑞士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心的世界》，提出日本男人是与母亲结婚，他们永远是个大孩子，因此，日本需要的不是女权运动，而是男权运动。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位西方记者的看法，不过，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如果说日本妇女由于社会的排挤而无法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那么，日本的男性则由于社会的惰性而无法充分发展自己独立的人格。或许，比起男权和女权问题来，日本面临的是更为深层的社会问题吧。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求错集》，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