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美国打贸易战也无法解决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

很大程度上来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是为了解决国家能力危机问题,但成效如何令人怀疑。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签署公告,认定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决定于3月23日起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税率分别为25%和10%。4月4日,美国发布建议征收中国产品关税清单,涵盖约1300个单独关税项目,产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美国贸易代表建议:对清单上的中国产品征收额外25%关税,以弥补中国“不合理”的技术转让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

4月4日下午,中国商务部公告称: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按照25%的税率加征关税,涉及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至此,中国已强势回应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贸易战一触即发。

这也是特朗普自上台后再度做出令国际社会咋舌的举动。然而我们回顾近两年的国际政坛,很容易注意到这些反常情况:从英国脱欧、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到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党魁玛丽·勒庞闯入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最后一轮投票,都超乎传统政治左派和右派的想象。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局势风起云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不确定感。

日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以《21世纪全球化危机》为题发表演讲。他从“特朗普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话题开始,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困惑,指出国家财政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掩盖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并最终导致国家能力危机乃是西方民主制度陷入困境的肇因。很大程度上来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正是为了解决国家能力危机问题,但成效如何令人怀疑。

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

诸多政治观察者认为,民粹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抬头,特别是在右转的欧洲和帮助特朗普上台的美国。

然而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也曾被译为“平民主义”,该词来自拉丁语“populus”,为“人民”、“国家”之意。民粹主义支持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建立政府,这与宣扬由少数特权阶级执政的贵族制(aristocracy)、共同统治(synarchy)或财阀政治(plutocracy)形成鲜明对比。《民粹主义简介》(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作者Cas Mudde认为,政治学意义中的民粹主义将社会划分成针锋相对的两股势力,“纯洁的人民”和“堕落的精英”。真正的民粹主义领导者号称代表“人民的名义”反对由当下政治系统代表的敌人。

在美国,“populism”一词由美国平民党(Populist Party)发扬光大。这个成立于1890年代早期的政党由中西部和南部的农民及工会领袖组成,宣称“千百万人的辛勤劳动成果被少数人偷窃,积累巨额财富”。秦晖指出,平民党属于美国民主党派中的激进左派,主张反对大资本以维护社会平等,因此民粹主义在当时属于进步思潮的一部分,美国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美国例外论》中甚至将民粹主义与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和国家不干涉这些褒义词一起列为美国社会的基石。

但民粹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政治污蔑意味的贬义词。秦晖指出,这是因为“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民粹主义有破坏西方主流社会基本价值,即民主和自由的危险。“通常民粹主义的特征就是对群己权界的颠覆,所谓群己权界就是指民主代表的公共领域和自由代表的个人领域的分界,”他说,“民粹主义不承认选举结果,以街头暴力推翻程序性民主,又在个人领域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

民粹主义的核心要义——民主应该如实反映人民的意志——意味着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能利用民粹主义施行主张。在美国,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是在美国民权运动期间成立的黑豹党。这一黑人政党有着激进的政治纲领,认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无法实现种族平等和所有人都不受压迫的平等社会,而必须联合世界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起推动根本改革,主张用武力对抗警察暴力,达到美国黑人的政治自决。右翼民粹主义则以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为代表。出于对共产主义和前苏联间谍“渗透”的恐惧,数百名美国人被指控为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同情者接受政府或特设委员会的严密审讯。

纵观特朗普参与总统大选及上台至今的全过程,秦晖认为他既没有煽动街头运动,也没有打压民主制度,因此西方知识界称之为“民粹主义者”可谓解释力贫乏。在秦晖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其实反映的是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无以解释的愤怒与困惑,“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特朗普当选以及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件令人不知所措。由于不知所措,他们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失去了信心。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正是以往言行正确效果不佳引起的反弹。”

贫富差距加大与民主建制派的失败

近十年来,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渐次发生,西方民众开始质疑建制派是否具备应对挑战的决心与能力。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发表了《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用历史数据说明富人所获得的资本回报率,如利润、利息和房租等,远大于穷人,因此财富累积的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从而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现象并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种子。

这部哈佛大学出版社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引发了无数争议,然而秦晖认为,特朗普的当选实际上标志着这本书核心论点的日益激化:“他的支持者大多是白人穷人,这些人的支持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让人感到皮凯蒂的论点值得注意。”

事实上,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西方传统左右翼的主张都在面临严峻挑战。左右两翼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争论一直是西方左右政党间冲突的基本线索:左派主张建立福利国家,右派主张鼓励自由竞争;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应该为全社会提供福利保障制度,右派则认为市场竞争更有效率,经济会更有活力,这对全社会所有人也更有好处。然而在经济下行、国家财政债务高企的当下,左右派都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窘境。

在秦晖看来,特朗普上台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他肯定不是左派,因为他非常反感福利国家,承诺推翻奥巴马医改;传统右派倾向于建立自由市场,但他又是贸易保护者。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划分里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

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的不满是特朗普入主白宫的背后推手。根据皮凯蒂的观点,当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带来社会不平等,只有当经济处于高增长状态且经济增长率大于资本回报率时,才能缓和社会不平等,然而这只是不可持久的奇迹。秦晖以拉丁美洲在上世纪中旬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例说明,经济高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社会平等,事实上只有出口拉动型的经济高增长,即向国外招商引资,利用本国的低成本人力资源,向国外输出大量廉价商品,才能有效降低基尼系数,促进社会平等。"亚洲四小龙"正是因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才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然而目前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已经不再处于这一发展模式,因此这些国家/地区的贫富问题又重新尖锐了起来。

秦晖指出,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资源配置让西方社会的高福利制度和强势工会难以为继,劳工阶层失去博弈筹码,因而基尼系数增加,不平等现象扩大。从市场角度来说,劳动力和资本在利益博弈中谁能占优势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稀缺。长久以来,西方国家资本高度过剩,于是劳动力有较高的谈判资本。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输入了更廉价的商品,这缓解了西方国家资本过剩的状态,也造成了劳动过剩,高失业率由此出现。特朗普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正在于此:将资本重新引回美国,为美国人争取饭碗。

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源自国家能力危机

秦晖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源自国家能力的危机。所谓国家能力,一是指制度是否能有效推动国家发展,二是指政府是否有充裕的财政力量。当下对于一些西方国家而言,高福利制度造成的债务问题引发了国家能力危机,而且左右两派都难以化解。秦晖对此是这样解释的:

“为什么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债务?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是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是低福利低税收,两者理论上都各有利弊,但财政都应该是可以平衡的。左派要推行高福利就应该同时推行高税收,右派要推行低福利就应该同时减少税收,可是西方民主制度下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民众喜欢左右派的各一半:他们喜欢高福利,但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但提高税收比较困难;右派主张减税,但老百姓并不喜欢低福利,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减福利很困难。国家债务因此越来越高。”

民众心目中最好的政府是既不征税又能实现高福利的政府,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得不为了争取选票而向民众做出这一不切实际的承诺。希腊于2012年宣布其主权债务违约即为一例。

但秦晖认为这不意味着民众就是没有大局观的傻瓜,而是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很容易掩盖国家债务问题。“在全球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孤立运作,‘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到的。同时实行低税收和高福利会让国家财政很快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民众就会觉得不行。不管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民众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指出,希腊在加入欧盟以前曾多次发生货币贬值问题,然而每次都能得到有效缓解。在加入欧盟、货币由德拉克马换成欧元后,希腊的国家债务问题不再对货币贬值产生影响,民众因此丧失了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感知,“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通过经济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问题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掩盖住。使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诉求遏制能力越来越弱。希腊是个小例子,大例子就是美国——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一种表现形式,意味着买得多,卖得少。”

美国2017财年的财政赤字较上一财年增加约800亿美元,至6660亿美元,创2013财年以来的新高。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正是为降低赤字做出努力,然而在秦晖看来,这并未触及制度层面的改革,无法真正解决美国当下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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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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