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君健
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水准不断提升，也越来越得到当下中国观众的喜爱。就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建军大业》《芳华》《二十二》《妖猫传》等电影，以及《风筝》《天下粮田》《大秦帝国》等电视剧，不仅得到了票房和收视率的肯定，这些作品所展示出的不同年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是引发了国人的热烈讨论和充分关注。可以看到，历史影视剧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和凝聚民族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然而这类影视剧的创作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有些影视剧选题视野狭窄，过多地聚焦于宫斗心机、官场套路和怪力乱神；有些影视剧中有大量的史实错漏，误导了对于历史的判断和对于真相的敬畏；更有些影视剧出现了封建价值观的回潮，借传统文化的幌子歌颂皇权专制和主奴意识，强化阶层、民族和性别偏见。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这类作品在艺术品质和工业水准上的进一步升级，更带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只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影视剧的当代价值、在创作中有机地统一影视艺术规律和辩证唯物史观，才能够不断创作出多样丰富的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历史价值的影视精品。
优秀历史影视剧彰显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有悠久的史传传统，敬畏历史、温故知新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智慧。这一传统不仅孕育了浩如烟海的严肃历史作品，还催生了一系列优秀的大众文艺作品。相比于二十四史、帝王起居注等官方书写的历史，这些大众文艺作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故事传达了忠诚、勇敢、爱情等的价值观念和对于国家兴亡和历史大势的朴素思考，从而让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也成为了传统小说和戏曲中的经典，至今传诵不绝。
当下，视听媒介成为大众文化主流，史传传统更得以进入到各种类型的电视和网络节目中。例如，2000年以来，出现了两类不同的以重新发现历史、重新叙述历史为主要目标的电视节目。第一类是以《百家讲坛》栏目为代表的具有传统说书人特色的历史讲堂类的电视文本。第二类则是以《探索发现》等栏目为代表的一些纪录类电视文本。
影像媒介为我们在当代社会重新叙述和思考历史提供了独特价值。视听媒介极大拓展了历史介入当代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优秀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实际上承担着“公共史学”的独特功能，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个体身份认同的独特资源，并通过对历史的讲述和思考进而凝聚整个社会可以共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例如，2017年的纪录电影《二十二》不仅将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提高了一个量级，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对于特定群体的关注和对于固有历史认识的反思。
作为一种当代的大众文艺形态，电影艺术创作还提供了思考、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新角度和新方法。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影视艺术已经积累出一套完整的视听语法和叙事规则，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影视类型。《芳华》对于青春类型的借用，《建军大业》的动作惊险样式，乃至于《妖猫传》的魔幻和传奇风格，其实都代表了对于历史的多元解读和当下视角。虽然这些作品并不提供准确的信史，但都通过人物塑造和叙事过程展示出了历史情境的多种可能性，让我们对于历史进程中施加于个体身上的各种影响力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直面创作挑战，提升历史真实的艺术魅力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中外的历史类影视作品虽然发展出战争、史诗、传记、传奇等众多的样貌，但都面临着众多的挑战。
首先，真实是历史的首要属性，追寻历史真相是思考历史和以史为鉴的前提条件，也是历史影视剧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视听媒介提供了一种可视的实在，对于历史来说具有展示具体表象和丰富细节的优势，但即使经过了严格考证的历史影视剧，也无法完全地做到像历史照片一样包含了百分之百的真实历史信息。
在影视艺术创作中回应历史真实的挑战，应当区分绝对的历史真实和影视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感。视听媒介以相似性为基本特质，以逼近客观的历史真实为前提，其目的是在观众头脑中建立起真实感，进而帮助观众进入到影视作品所营造的历史假定性中。相比于若干影视剧在台词、服饰甚至基本历史事实等方面的肆意穿越和“出戏”，《芳华》《绣春刀》等作品展示出对于历史再现的极端认真。这不仅给予了导演和演员提供了扎实而又统一的叙事和表演语境，而且也直接地促发了特定年龄群体的观影热潮。
第二个创作挑战则来自于主题陈述方面。历史的讲述不应当仅仅是史料的堆砌和罗列。有闻必录式的简单模仿会弱化历史的力量。哪怕技术和效果再好、充其量不过是追求视觉奇观和戏剧强度的快速消费品。
影视创作的叙事需求，尤其是人物塑造和符合因果律的戏剧性结构，都迫使创作者和观众去思考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动力和规则是什么样的。《风声》《十月围城》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却展示出历史行动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展示了个体牺牲对于民族解放和追求进步的价值。
贴近时代和群众，积极探寻当代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在探索主题陈述的过程中往往能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启发。例如，纪录片《大明宫》和电影《妖猫传》都试图探索和复原大唐的“时代精神”，这与西方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学者所进行的对“文化模式”的研究如出一辙。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思潮引入中国，不仅影响了纪录片对于平民视角和纪实手法的探索，而且促使了将单线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的努力，《一九四二》《风筝》等作品借助多角色、多角度、多侧面的讲述，在个体与时代的张力和结构中成功探讨了历史的规律和人性的价值。
在“形似”和“神似”的基础上，历史影视剧还要连接历史与当下，寻找到历史故事在价值和情感层面与当代社会的沟通方式。当代视听媒介具有极强的“吸入”效果，在历史真实感的假定下，观众往往会暂时忘记当下的自我，和影视角色产生认同和共情，在他们的引导下重新走入一段历史，从中寻找到对当下有价值的启发和体悟。因而，对于当下社会来说，一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究竟是否值得观看和思考，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影视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处于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坐标。不论是坚持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还是创造性地转化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前所未有地需要发挥历史的当代价值。
在影视创作中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史观，就是要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回归历史真相，以史为鉴，温故知新。不论是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还是近现代的革命和建设，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都应当通过贴近时代和观众的文艺形态、将历史还原为活生生的历史个体的人生道路和价值选择，探寻民族的优秀传统，回归党的宗旨和初心、并提炼出能够贡献于人类的正面价值和共享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