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29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年报已全部披露完毕。根据界面新闻梳理，2017年，受净息差企稳回升推动，除中国银行外，其他三家国有大行营业收入同比均有较大回升。资产质量方面，四大行不良率集体下降，为近5年来首次。随着存款压力不断加大，监管要求趋严，未来银行的存款争夺和资本补充措施将持续吸引关注。
净息差企稳回升
据界面新闻梳理，四大行资产规模在去年继续保持扩张，净利润进一步改善。截至2017年末，四家大行总资产规模近89万亿元，全年共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8937亿元，日赚24亿元。其中，“宇宙行”工行以归母净利润2860亿元，日赚7.8亿元的成绩保持领先，建、农、中行分列其后，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2423亿元、1930亿元、1724亿元，增幅较上年也均有扩大。
不过从营收来看，与上一年情况相反，2017年，工行、建行、农行三家营业收入同比均有较大回升，唯中行营业收入出现小幅下降。数据显示，工行、建行、农行去年营业收入分别为7265亿元、6217亿元、5370亿元，同比增长7.5%、2.74%、6.1%，中行营业收入为4838亿元，同比下降0.39%。
究其原因，中国银行表示，主要影响因素是2016年完成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的出售，相应确认投资处置收益（290.5亿元）。此外，2017年该行确认的金融投资净收益同比减少101亿元。上述因素主要是该行非利息收入较上年减少343亿元，下降37.67%。
相比之下，作为主要营收来源，中国银行去年实现利息净收入3384亿元，同比增长10.57%。这一现象在其他三家大行也均有体现。2017年，工行、建行、农行利息净收入分别达5221亿元、4525亿元、4419亿元，同比增长10.65%、8.3%、11%，较上年大幅改善。
“两位数的增长在一年前是无法预计的，也是2017年经营过程中的重大的亮点之一。因为利息净收入占（中行）整个收入的70%左右。”中国银行副行长张青松表示。
张青松解释称，净利息收入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有效资产规模的稳健增长，另一方面就是净息差的改善。后者主要受市场利率上升以及银行自身资产负债结构优化等因素推动。人民币市场利率保持高位运行，对于存款基础相对较好的大型银行而言，有利于提升收益水平。
2017年，四家大行净息差集体回升。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净息差分别较上年回升6、1、3、1个基点，与净息差仍在下降的股份行形成鲜明对比。
“一方面，人民币市场利率稳步上升，带动市场化定价的资产收益率明显上升；同时美联储加息推升境外资产收益率，境外机构息差同比提升13个基点。另一方面，中行主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平均余额占比上升2.5个百分点，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1.79个百分点。”张青松说道。
存款争夺战硝烟再起
受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理财、房地产投资等居民多元化投资需求分流的影响，存款增速放缓、竞争加剧，成为国内银行业近年普遍面临的一大问题。来自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64.1万亿元，同比增长9%，增速较上年同期低0.6个和2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3.51万亿元，同比少增1.36万亿元。刚刚披露的年报显示，2017年，中信银行和民生银行客户存款均出现了上市以来首次下滑，中型商业银行吸存压力体现的尤为明显。相比之下，具备传统渠道优势的四大行存款增速虽然也出现下降，但仍保持正增长。
“2017年整个银行同业的存款增速呈现放缓趋势，农业银行通过全行努力实现了存款的平稳增长，同时存款付息率，即存款成本有所下降。”农业银行副行长郭宁宁表示。截至2017年末，农业银行客户存款余额16.2万亿元，存款新增1.2万亿元，增幅达7.7%。存款付息率下降了13个基点至1.34%。工行、建行、中行客户存款则分别新增1.4万亿元、0.96万亿元和0.96万亿元。
就趋势而言，几家大行均表现出对未来存款压力的担忧，并为新一轮存款争夺战做好了准备。
郭宁宁指出，“在去杠杆大背景下，2018年央行会继续保持稳健中性，银行间市场资金流动性水平会保持紧平衡状态，同时，同业存款竞争会更加激烈。存款业务增长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存款的成本、付息率水平也有上升压力。”
她还透露，面对今年激烈的存款竞争形式，农行将主要从客户建设、流量经营、联合联动等方面采取措施。此外，还将提升存款定价和久期管理，适当拉长久期，分层定价，通过精细化管理来进一步提升高质效存款竞争力。
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表示，“从建设银行来讲，现在按照过去传统的抓存款，这方面是比较乏力的。所以我们一直坚持零售优先的业务策略，通过零售业务发展，实现低成本资金保证商业运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安排。”
年报数据显示，2017年，建行个人银行业务利润总额占比达到45.95%，较上年提高2.16个百分点。2017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4.21万亿元，较上年新增6274亿元，增幅 17.5%，余额居同业首位。个人消费贷款余额1927亿元，新增1176亿元，增幅157%，新增量位居同业第一。
不良率5年来首次集体下降
在主要监管指标方面，四大行资产质量均有回升，不良率5年来首次集体下降。特别是，农行自2013年以来首次实现“双降”，年末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40亿元和1.81%，分别较上年末下降368亿元和0.56个百分点。工行和中行则实现了自2013年以来的首次“单降”，不良率分别下降0.07、0.01个百分点，至1.55%和1.45%。建行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继续下降0.03个百分点至1.49%，逾期贷款自2010年以来首次“双降”。
此外，除中行拨备覆盖率下降外，其余三家大行拨备覆盖率均有较大提升。其中，农行拨备覆盖率最高，为208.37%，同比提升34.97个百分点；建行171.08%，居其次，同比提升20.72个百分点；中行159.18%，同比下降3.64个百分点；工行拨备覆盖率最低，为154.07%，但较上年末大增17.38个百分点，为两年来首次回到监管线上方。
根据银监会下发的最新监管要求，四大行均可以达到少提拨备的要求，如此既可以加快不良处置，也可增厚利润。对于为什么此时反而多提拨备，工行董事长易会满表示，去年工行不良贷款绝对额上升不多，并且盈利较稳定。拨备提取较高，主要是依据审慎性原则。
资本补充压力仍存
资本充足率方面，四家大行均满足监管要求，同时有增有减。其中，建行和农行均有提高，中行资本充足率全面下降。建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09%、13.71%、15.5%，为四大行中最高。农行最低，三项指标分别为10.63%、11.26%和13.74%。
3月12日，农行公布千亿定增计划，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农行行长赵欢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末三项资本充足指标还是符合监管标准的，但是为了银行长远发展还是需要及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首先，这里的确有历史的原因，由于农业银行上市比其他三家晚，内源资本积累少，少5年的时间，大概少积累2千亿左右，且从上市以来还没有进行过普通股的再融资，另外三家都已经再融资过一次；第二，现在虽然也符合监管标准，但资本缓冲空间不够大，即安全垫不够大，尤其按照G20提出关于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的要求，包括农行在内的各家银行还有一定差距，所以从满足监管的要求上也需要及时补充资本；第三，为了银行持续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由于农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资产业务的发展。这些年，农业银行存贷比基本在65%以下，比可比同业低11个百分点，如果资本补充进去，银行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会更好一些。”他说。
根据银监会安排，到2018年底，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系统性重要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要分别达到8.5%、9.5%和11.5%。另一方面，二十国集团2015年出台的《处置中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和资本结构调整能力原则》，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提出要求，即G-SIBs进入处置程序时，能够通过减记或转股来吸收银行损失的各类资本或债务工具的总和不得低于加权风险资产总和的16%，这一标准于2019年1月起正式实施；到2022年1月，持有TLAC资本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18%。对于中资银行给予6年的宽限期，分别于2025年1月和2028年1月达到相关要求。
目前，四大行均满足G-SIBs标准，但TLAC资本缺口仍然较大，且缺乏满足条件的TLAC债务补充工具。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测算，在G-SIBs中中资G-SIBs面临的TLAC监管压力最大，如果以2016年的数据测算，面临的TLAC资本缺口在8000亿美元左右，TLAC债务资本缺口在4500亿美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农行公布定增计划当天，银监会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提出为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件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为同时面临表外回表和资本监管压力的商业银行提供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