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史蒂芬·霍金：被过誉的大众文化明星，还是被低估的绝世天才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这两个话题之间通常没有关联。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刚刚去世的物理学家霍金，以及教育部减负新规引发的争议。

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于3月14日在英国剑桥去世，享年76岁，这对于一个21岁就被诊断为卢伽雷氏症（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更传奇的是他虽然全身瘫痪，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被困在一架轮椅上，但他却以惊人的才华和毅力完成了人类最为壮阔的宇宙探索。他与罗杰·彭罗斯共同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的彭罗斯-霍金奇性定理，以及霍金辐射理论，为现代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绝大部分普通人对霍金的了解却仅限于他个人的传奇经历（以及据此创作的两部电影）与那部畅销全球的《时间简史》，作为一名科学家，霍金的成就究竟如何，在影视作品的浪漫想象和“十万加”炮制的励志鸡汤之外，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霍金在科学史上的地位？霍金，是被过誉的大众文化明星，还是被低估的绝世天才？

三月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在这个开学季，教育部推行的“减负”政策让小学生的放学时间提前到了下午三点半，然而家长的负担却没有因此而减轻，相反很多家长对此叫苦连连：在校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家长需要给孩子安排更多的托管班、培训班，在保证孩子有人看管的同时，让他们不至于在升学竞争中落了下风，为此，家长既伤神又费钱。公立学校减负，是否意味着将社会化抚养的责任进一步丢回给家庭，是否会让出身社会中下层的孩子在教育市场化的浪潮中进一步失去竞争力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减负，是促进还是妨碍了教育公平？这或许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为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的霍金都难当当代“最伟大”的称号

霍金的去世再次让中国的社交网络上点起一串串悼念的蜡烛，为何这位英国物理学家会在中国如此受到追捧？在微信公众号“科学猫头鹰”发表的纪念文章《他终于走出黑洞》中，媒体人、科普作家方玄昌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霍金既不是当今世界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也不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科普作家，但他对于中国人却有难以替代的影响。

文章称，很多人将霍金视为可以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科学家，霍金自己也许也这样认为，在《时间简史》附录中，霍金只简单介绍了三位物理学界的前辈：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在许多读者看来，这是霍金在暗示自己可以与这三位伟大的科学家比肩。

如果按照《时间简史》的顺序，回顾现代天体物理学、宇宙学领域发生的几次“大事件”，第一个“大事件”一定是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建立，这是现代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建立基本是由爱因斯坦一个人完成的；第二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是哈勃观测到“所有的星系和恒星都在离我们远去”，这意味着，宇宙在不断膨胀；第三则是伽莫夫提出的“大爆炸宇宙模型”，这一模型后来因观测到宇宙爆炸留下的微波背景辐射而得到有力证明。这三次“大事件”，加上对大统一理论的介绍，构成了《时间简史》的主要内容。

而在《时间简史》出版十余年后，宇宙学又有了第四次重大发现，即由于暗能量的作用，宇宙在加速膨胀，这一发现是以美国一个科学小组为首的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四次“大事件”，都没有霍金的直接参与。因此，许多物理学界的从业者认为，霍金最大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推导出黑洞具有辐射，也就是“霍金辐射”的发现，这是目前已经被证明的一个理论，而他的更多理论，尤其是关于宇宙爆炸之初的一些研究，迄今为止甚至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难以验证真伪。

因此，作者认为，作为物理学家的霍金，当然称得上优秀，但还很难与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比肩，与哈勃、狄拉克、伽莫夫以及量子物理学家玻尔、薛定谔等人的贡献也相差甚远，甚至未必比得上他的合作伙伴罗杰·彭罗斯。

那么作为科普作家的霍金呢？

《时间简史》的出版，让霍金真正走向了公众，1988年首次发行至今，《时间简史》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累计销售3000多万册（如果算上盗版，总销量恐怕已经超过5000万册），仅次于《圣经》和《毛主席语录》。但这是否意味着，霍金可以稳坐科普作家的第一把交椅了呢？方玄昌认为，20世纪至少还有两个人在科普方面做出的贡献比霍金更大，一个是卡尔·萨根，另一个是伊萨克·阿西莫夫。

这两位都是著作等身的科普作家，前者是《时间简史》的序言作者之一，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始终强调要将自己所学回报给社会，他还设计了携带在“旅行者”和“先驱者”航天器上送给外星生命的光盘。后者则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界的泰斗，他既有大胆想象、又有科学基础的科幻小说被誉为“真正的科幻小说”，甚至对同时代的科学发展带来了启发。

遗憾的是，当萨根和阿斯莫夫的科普著作影响世界的时候，中国还处在一个封闭的时代，这导致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霍金不同，他曾先后三次访华，每一次都受到了疯狂的追捧，他和他的《时间简史》让许多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黑洞、大爆炸、奇点这些概念，让他们第一次对神秘的宇宙产生了兴趣。

文章还指出，霍金近十多年来对自己提出的几个重要理论的修正，是他受到质疑的另一个原因。2004年，霍金推翻了自己关于“信息守恒定律在黑洞中失效”的论断，表示黑洞并没有破坏被其吞噬的信息，只是这些信息已被撕裂，不再容易辨识。除此之外，霍金的其他理论阵地也连连失守，其中包括曾让他雄心勃勃的“万物理论”（也称“终极理论”）。他后来承认，“万物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它要么永远无法完成，要么永远自相矛盾。

而随着“暗能量”的发现，宇宙被证明在加速膨胀，这也使得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对宇宙结局的预言成为了泡影，按照宇宙目前膨胀的速度，霍金预想的宇宙“大收缩”、时间倒流的未来恐怕不会到来。

但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霍金不但没有被过誉，反而是被低估了，这一评价主要是基于霍金在粒子真实性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微信公众号“学术经纬”编译了一篇美国著名科学记者Amanda Gefter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做《依旧被低估的史蒂芬·霍金》。

文章指出，霍金对理论物理学的里程碑式贡献在于，他发现了粒子并不是终极意义上的真实，换言之，一个粒子存在与否，仅仅取决于你所在的参照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被事件视界（event horizon）所包围。所谓的“事件视界”，是一种时空的界线，一旦越过这条界线，光就无法传到观察者的眼中。因此，界线的另一边是无尽的黑暗。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膨胀的宇宙之中，远处的星系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且逃离的速度与距离成正比。它们发出的光芒想要尽力传到我们眼中，但由于时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光速，无论我们等待多久，这些光都注定无法被我们看到。这也就意味着，那些能被我们观察到的光，与不能被我们观察到的光之间，形成了一个事件视界。同时，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处于空间中的不同位置，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视界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我们都生活在宇宙视界所划定的一个特定的时空区域之中，这个视界决定了我们对粒子的定义，决定了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

Amanda Gefter认为，霍金的这一发现在过去40年内推动了理论物理的发展，并将继续影响理论物理的未来，这是因为物理学的三大支柱——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热力学在他的理论中融为一体，指向了某个更深层次的大一统理论。同时，也因为这一理论中存在大量悖论，而只有悖论才能鞭策物理学家去思考一些对于世界的基本假设。正是由于霍金发现，建构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粒子并非终极意义上的真实，才让我们发问：那什么才是真实？

公立学校减负是对教育公平的促进还是妨碍？

新学期伊始，学校减负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起因是3月5日，教育部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小学放学时间提前到下午三点半的情况做出了几点回应：第一，关于三点半之后孩子由谁看管，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应该让各省自行摸索，“各出各的高招”；第二，下午三点半到五点期间，孩子的托管问题，不能只依靠学校，应该引入社会力量，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具体方案，还在研究当中。

教育部部长最后总结说，这项“减负”政策，是党和国家给年轻父母的“大红包”。对于这种说法，有很多“年轻父母”表示，受不起这个“大红包”。自媒体人宁南山就在一篇题为《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中表达了对减负政策的质疑，这篇文章很快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

文章指出，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宽松教育”改革已经证明减负弊大于利，而中国正在进行的减负运动，和日本的“宽松教育”改革如出一辙，其主要策略，都是减少学生的在校时间，阻止学生学习更高难度的课程，取消考试排名，不再激励学生学习等等。这一改革带来的后果是，日本年轻人的综合素质大幅下降，反智主义在学校流行，同时也给日本家庭带来了沉重的额外教育负担。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严重滑坡，没有经济条件上私立学校的孩子，考上一流大学的机会非常渺茫，其结果，就是使日本社会进一步固化。

因此，作者认为，减负就等于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把教育的责任和成本退给家庭，这实际是对底层最大的不公平。没有统一的教学质量和平等的教育机会，出身底层的孩子很难实现阶级的向上流动。

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的评论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的家长都反对减负吗？反对减负和支持减负的家长分别是什么样的家长？

文章认为，支持减负的家长多来自收入较高的社会中上层，而反对减负的家长则来自中下层。如果学校减少了孩子的在校时间和课业负担，有钱有闲的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参加课外班；而中下层的家庭则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来保证孩子的学习强度，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有机会胜出，这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额外的负担。

而如果不减负，中上层家庭可能会让孩子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去课业负担较轻的私立学校，这类学校也会更加重视家长的意见。而对于中下层家庭来说，虽然孩子的学习强度得到了保障，但他们会逐渐与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区隔开来。

从这一意义上讲，减负问题是与社会阶级分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私立学校的总量受到限制，在教学上与公立学校相对统一，家长们的选择并不多，能够上得起私立学校的是极少数，于是，在减负的问题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产家长的焦虑和不满。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阶级流动的景观里，受到减负影响的主要是中层和底层。中层希望后代能够继承自己的社会地位优势，而对于底层来说，教育则是他们能够打翻身仗的少数机会之一。而社会的上层则几乎不会参与到这个游戏中来，这是因为，进入社会上层的规则，与底层进入中层的任人唯贤（meritocracy）规则不同，即便这两种规则部分重叠，上层家庭也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确保了自己的孩子在最好的学校里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文章还指出，“在校时间”并不等于“学习负担”，大量的研究都说明，在校时间长有利于学生，特别是弱势家庭的孩子。例如在美国芝加哥，城市里罪案泛滥，对于底层的孩子来说，学校构成了一个庇护所，让孩子免受负面社会因素的影响。问题在于，除了高强度的学习之外，我们还能在学校里干些什么？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研究发现，高强度的学习并不是高质量教育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成人与儿童之间建立的关系和规范，具体到学校教育上，老师给同学提出的高标准要求，校园中的纪律和热忱的学习氛围，同学之间的相互鼓励，以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对孩子都是非常有益的。

总而言之，公众反对的减负，是公立学校从学生生活中的退出，是将社会化抚养的责任重新扔回给家庭，让家庭背景决定孩子受教育的质量，换言之，是把学习从一种公共物品转化为一种私有物品，这是对社会底层的剥夺，也是公共教育最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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