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美国艺术家贝蒂·汤普金斯（Betty Tompkins）还是个锡拉丘兹大学的高年级学生，某个教绘画的教授询问她毕业后有何打算。
“我想去纽约，然后当个艺术家。”现年72岁的汤普金斯这样告诉他。
他回应道：“你达成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可能只有‘睡’（on your back）了。”
“我后来读了研，搬到了纽约。”汤普金斯说，她原本已经把这条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评论忘得差不多了，但最近艺术领域内频发的性侵指控又令她想起了这件事。
“但愿那些习惯性地滥用掌权地位的男性会为此感到紧张，”她说，“如果他们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艺术界里扮演的角色就好了——不过也可能完全无动于衷。”
性侵在艺术界不是什么新现象，自2017年10月以来，一系列新的案件又把这个问题摆上台面。最近，艺术品收藏家史蒂夫·韦恩（Steve Wynn）——以在艺术品上豪掷千金而闻名，例如花2800万美元买下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雕塑作品——2月7日遭到性侵指控，不得不辞掉他的赌场CEO一职。但韦恩的事还只是冰山一角。
与滥用制片人权力、占取女演员便宜的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类似，那些在艺术界里位高权重的人也经常有滥权之举。加拿大艺术品收藏家弗朗索瓦·奥德玛（Francois Odermatt）就曾被某位女性指控强奸并被另外11名女性指控性侵。奥德玛否认了强奸指控，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取证当中，尚未提起起诉。英国画廊主人、艺术品收藏家安东尼·道菲（Anthony d‘Offay）被3名女性指控有性侵与不当举动，12月时已从“艺术家之屋”（Artists Rooms）的策展人位置退职。洛杉矶艺术品拍卖师亚伦·邦达洛夫（Aaron Bondaroff）与他人合办有“莫伦·邦达洛夫画廊”，最近有3名女性指控其有不适当的性举止，同样迫使其辞职。
事情不只发生在收藏家和策展人身上，诸如查克·克罗斯（Chuck Close）这样的艺术家，目前也正面临来自7名女性的指控，说他在商务会议上屡次提出性要求并有不适当的言论，迫于此一性侵指控，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取消了他即将举办的展览。声誉卓著的时尚摄影师马里奥·特斯蒂诺（Mario Testino）以及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最近也被指控性侵男性模特，此事在1月曝光，一些主流出版商因此而取消了与他们的合作。著名出版集团康泰纳仕（Condé Nast）为此而公布了一套新的模特与摄影师行为准则。
2017年10月30日，一个名叫“我们不吃惊”（We Are Not Surprised）的倡导组织在《卫报》上发表题为“我们不会对艺术界里的性侵保持沉默了”的公开信。信中宣称：“我们不会因策展人以展览策划为名义提出性要求而吃惊。我们不会因画廊主人浪漫化、淡化以及隐藏其对自家旗下的艺术家的不当性举动而吃惊。我们不会因‘收藏家与潜在的被赞助者相会’沦为一个有性暗示的命题而吃惊。我们不会因不愿噤声而遭逢各种阻力而吃惊。滥用权力并非令人吃惊之事。”
这个组织是一群匿名者建立的，目前在这封信上署名支持的已有数千人，其中包括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和辛迪·谢尔曼（Cindy Sherman）等女性艺术家。该组织于2月8日再度发声，指控《艺术论坛》（Artforum）杂志的出版人赖特·兰德斯曼（Knight Landesman）曾性侵过包括阿曼达·施密特（Amanda Schmitt）在内的8名女性，施密特曾上过《时代》杂志封面，被誉为“打破沉默的人”。组织呼吁艺术家与艺术业界的工作者们团结起来抵制《艺术论坛》杂志，要求解除兰德斯曼的合伙人职务，并不得再拒绝受理施密特的诉讼请求。
信中表示：“我们对《艺术论坛》的作者以及编辑们近来的一系列评论与回应表示支持，不幸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些高度表面化的女权主义、反性侵以及反种族主义的修辞和姿态，而《艺术论坛》的出版人以及律师实际上所做的，是在千方百计地抹杀阿曼达·施密特以及千百万女性的厌女、性侵以及蒙受权力滥用的经历。我们已经彻底厌烦了这种甜蜜的夸夸其谈和空洞的政治操作。”
不过，走出这封公开信往前看，能做出哪些改变来推动现状的改善呢？目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策展人亚历山德拉·史华兹（Alexandra Schwartz）也在上面提到那第篇发表于《卫报》的信上署了名。
“这封信有利于推动艺术领域内女性的职业发展，”她说道，“社会里的每一部分都将受其影响，当务之急在于提出更为具体的操作程序与全局谋划。无论是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还是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都可以为此去制定一些相关的条例。”
这些程序有助于为创意艺术劳动者提供之前未曾享有的保护。
“在我20来岁的时候，艺术界基本上是默认你会遭到性侵的，”史华兹说，“但事实就是，这一切都可以改变，你完全可以不去应付那些不受欢迎的注视，我觉得这是第一等重要的。”
女权主义者朱迪斯·伯恩斯坦（Judith Bernstein）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艺术界工作，她认为《卫报》上的这封信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我跟其中的每个人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支持这封信上提出的一切诉求，”伯恩斯坦说，“过去50年来我在工作中经历了很多歧视，尤其是在性与政治意味较浓的作品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时代的种种倒退，但这波海啸唯有在一切障碍阙如的情况下才能畅通无阻。”
基于这封公开信而建立起来的团结局面，有利于改善艺术界女性的境况。“我深信，如果我们坚持同舟共济，艺术业界就有望走过这条共同成长的荆棘之路，”艺术机构ArtPaie的创始人娜塔莎·坦纽尔（Natasha Le Tanneur）如是说，“并且重新去定义先前曾广为接受的诸多行为，表明其不可容忍性。”
纽约艺术家库拉利娜·罗德里格斯·梅耶（Coralina Rodriguez Meyer）强调，各种新程序必须尽快得到落实。“摆脱宰制并促使艺术界更加美好的途径之一，在于学会去适应其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罗德里格斯·梅耶说。
“交叉性的、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政治参与，有助于让观众、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各机构以及公众去反思自己的立场，令社会朝更加有同理心以及更民主的方向发展。”
艺术机构中的领导权结构也有必要加以改变。“各机构负责人可以在招聘时更加注重多样性，遴选一些观念不那么传统的职员和助手，而各大博物馆的馆长也可以多留心一下独立工作室、不在‘常春藤体制’之内工作的艺术家以及不按视觉标准（visual standard）出牌或无心蹭热度、不在意社交媒体订阅量的人们。”罗德里格斯·梅耶说道。
对目前在艺术界已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汤普金斯来说，她所希望的是“我们不吃惊”以及“我也是”（#MeToo）运动能够彻底终结发生在艺术界内外的一切性侵行为。
“‘#MeToo’运动当中最为正面的一件事情，在于它提供了一套有助于说出恶行的框架和话语，之前我曾一度感到它们难以言表，”她说，“不少女性现在都开始来关注这项运动了。这本身就是十分积极的一步。”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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