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缺乏困境儿童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一些面临实际困境的儿童往往未能被纳入困境儿童保障范畴，因而无法得到相应的救济和帮助。与此同时，对困境儿童的救助帮扶，如今大多还仅停留在物质救助的层面上，而对于社会融入困难，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侵害的困境儿童，还缺乏精神性、针对性的救济帮扶办法。
3月16日，针对困境儿童救助中面临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杨先农在提案中呼吁，应细化困境儿童的认定标准，尽可能全面覆盖需要帮助的儿童；同时要完善困境儿童评估机制和机构，强化困境儿童的发现监督机制。
“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这样界定困境儿童：‘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该意见中关于困境儿童的界定很‘原则’，缺乏具体的执行标准，在实践中操作性也不强，这导致部分困境儿童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帮扶。”杨先农表示。
在地方基层司法机关办理刑事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案件中，杨先农注意到，有些监护人及未成年子女均患残疾，但仅仅由于残疾级别未达到重残级别，即使未成年子女存在学习障碍、发育迟缓等问题，难以融入正常学校学习，也未能被纳入困境儿童的救助范畴。
“这反映出在困境儿童的认定上，地方民政机关往往以客观条件作为认定标准，例如监护人残疾应当达到何种级别、儿童残疾应当达到何种级别，以此才能认定是否是困境儿童。而根据国务院文件中的相关要求，残疾只是认定的前提，由于残疾导致儿童‘社会融入困难’才是认定的标准，而至于怎样判断‘社会融入困难’，则需要相关机构的专业评估。”杨先农认为，由于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地方民政机构一刀切地把“特困人群”的未成年子女和孤儿纳入困境儿童，但这仅是一部分，其他需要救助的困境儿童却未被纳入。
杨先农还特别指出，尚未被收监执行犯罪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也正在被边缘化。面临刑事处罚的犯罪人员，由于系未成年子女的唯一监护人，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难以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法院判决刑罚后必须收监执行，但因为上述原因，执行机关无法收监执行。（截止2017年7月，这类人员在某直辖市的一主城区就有9名。）
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尽管《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对服刑人员的未成年人子女，执行机关应当为其委托亲属、其他成年人或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监护提供帮助，但由于这类犯罪人员尚未被送交执行机关，仍然与其未成年子女一起生活，故客观上其未成年子女难以被纳入困境儿童的救助范围。
“即使经过各地民政机构筛查最终登记建档的困境儿童，相关部门对其救济方式也仅体现在物质救济上。而对于社会融入困难，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侵害的困境儿童，单凭物质救济显然无法解决问题，还缺乏具有针对性、精准性、精神性的救济帮扶方法。”杨先农表示。
针对上述问题，杨先农在提案中呼吁，应细化困境儿童的认定标准，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对困境儿童的界定，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尽可能全面覆盖需要帮助的儿童，同时尽快建立和运行困境儿童的大数据工程。
针对困境儿童的评估机构，杨先农建议将其设置在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赋予妇儿工委评估困境儿童、协调困境儿童救助帮扶安置的职能，由该机构对民政系统报送的以及其他机构发现并报送的儿童进行评估。省、直辖市、区、县妇儿工委在妇联建立儿童工作资源中心，设立专家库，聘请与未成年人成长相关行业的各类专家进入专家库，中心整合专家力量开展困境儿童评估工作，并就帮扶、救助、安置的具体办法提出可行性建议或措施；有条件的中心还可以制定救助帮扶安置方案，使救助困境儿童工作实现个别化、精准化。
在强化困境儿童的发现监督机制方面，杨先农建议，由区、县民政局根据细化后的具体标准进行摸底筛查，登记建档，并报送同级妇儿工委评估；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在工作中，发现需要帮助的儿童应及时上报所在区、县妇儿工委进行评估。此外，各级监察委依法对困境儿童帮扶经费的运用，以及针对困境儿童帮扶所需服务的购买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