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纤瘦的男子身着白色牛仔裤，他的印花衬衫在正面打了个结，袖子松松垮垮。侧面刮来的风吹动着他的卷发，发丝被一条黑色嬉皮士发带固定住，因而没能遮盖住他那凝视的目光。他右手抬起，手指张开，形似一个蜷曲的和平手势。他身处的地点并不明显；毫无遮盖的背景中，一旁矗立着一排水泥立柱，后方不远处有一座貌似仓库的建筑。与他的目光接触时，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存在感。不过，一道金属栅栏将我们与他隔开。我们是否正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向内窥探？或者，他才是局外人？
事实上，这张照片出自伊戈尔·帕尔敏（Igor Palmin）的《The Enchanted Wanderer》系列，摄于1977年夏天的俄罗斯南部。伊戈尔·帕尔敏受聘跟随一队来自莫斯科的考古学家参加探险，挖掘位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Stavropol Krai）阿尔兹吉尔（Arzgir）的青铜时代墓冢。这样的旅行被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当成了逃避城市里苏维埃警卫高压控制的方法，他们想要远离那种令人幽闭恐怖的目光。
这些无声的抗议者们拥抱了西方的音乐和时尚潮流，并利用周边田地里生长的大量罂粟自制了源源不断的毒品。在这些人的陪伴下，伊戈尔·帕尔敏感到舒适，他以一名旁观者的身份和这些人一同居住了多年，远离建制，与他们打交道。
1950年代里出现了一类新的纪录片摄影师，而伊戈尔·帕尔敏是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机不再仅仅具有功能性；它成了发表个人主张的手段。对于相机的这一使命，Alona Pardo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策划了《Another Kind of Life: Photography on the Margins》（另一种人生：拍摄边缘人）展览。在许多摄影师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他们选择将精力倾注在某个群体或个体身上——这一点在这场展览中也得到了探索。
展览包含了来自20位摄影师的20个系列，拍摄时间从1950年代跨越到今天。参展的作品包括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的重要作品《Brooklyn Gang and Circus》、森山大道的《Japan Photo Theatre》、克里斯·斯蒂尔-珀金斯（Chris Steele-Perkins）的《The Teds》和玛丽·埃朗·马克（Mary Ellen Mark）的《Streetwise》等等。这些作品掺杂在许多较小众的系列之间，比如森山大道的门生、倉田精二的《Flash Up》系列、瓦尔特·费弗（Walter Pfeiffer）的早期作品（以及他在1970年代早期拍摄一名年轻变性人朋友的系列作品）和菲利普·钱塞尔（Philippe Chancel）于1982年拍摄的《Rebels' Paris》。
2000年后涌现的代表作品有南非摄影师彼得·雨果（Pieter Hugo）的《The Hyena and Other Men》、卡蒂·格兰南（Katy Grannan）的《Boulevard》（在加利福尼亚州街头抓拍的肖像）以及亚历克·索思（Alec Soth）的《Broken Manual》。此外，还有特蕾莎·马格勒斯（Teresa Margolles）的《Pista de Baile》系列：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坐落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交界处的南侧，这里是全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在市内被拆除的夜店里，该系列捕捉到了伫立在残存的舞池内的变性性工作者。
每张专著般的作品都讲述着一个复杂的故事，它们求索真相，也发现自我。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存活在社会边缘的群体，那些作品与他们站在一起，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了他们的存在。在其中一些作品之前，甚至从未有过其他视觉内容能证明这些群体的存在。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作品，影响了我们看待边缘群体的视角，也让我们得以思索它们的价值。
Alona Pardo说道，“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项目都兼具个人与政治的动机，且都源于自我。有些项目或许源于他人的委托，但它们很快就焕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力。思考摄影师所扮演的角色想来很有趣，因为摄影师常常以相机为假面，藏在相机背后。潜台词是，摄影师们是主流社会的局外人，却也身在主流社会之中——这很有趣。他们在这样的位置上果断地记录着这世界。”
“局外人”这一角色既可以指摄影师，也可以指他们所研究的那些群体，这一角色受到了广泛的探索。在展览目录里，策展人Francesco Zanot称亚历克·索思的《Broken Manual》（摄于2006至2010年）“完美结合了艺术作品和实用生存指南。”这一作品是一场逃避，在这场逃避的目的地——乡村，存在即生存。亚历克·索思碰见的隐士和独居者们选择逃避主流的熙熙攘攘，生活得与世隔绝。正是摄影师个人对于市郊生活的好奇心使得他暂时加入了这些人。在2007年，他曾花时间驱车驶遍北美荒地，寻找能被用作避难所的洞穴。
鲍里斯·米克哈洛夫（Boris Mikhailov）公开承认自己在作品《The Wedding》（摄于2005至2008年）中雇佣了流浪汉进行情色内容的摆拍。Alona Pardo辩称，照片中的人物在苏共垮台后被边缘化、遭人遗忘，如此呈现他们的方式对于展览很有必要。她说道，“我想让这令人不安的真相冲击人们：事实是，这些人被人们以最糟糕的方式遗忘了。”
“鲍里斯·米克哈洛夫的手法既前卫也颇具争议，但却讲述出了人性和亲密的故事以及这些群体的脆弱性。尽管他们被体制遗忘、处在穷困之中，但他们仍然和任何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作品展现出的这一面很重要。”
其它一些作品则通过已经身在局内的视角讲述故事。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的作品《Tulsa》（摄于1962年至1972年）如同一部毫无悔意的传记，以现实（vérité）风格具体地描摹了青春中的性、毒品和犯罪。彼时的杂志和图册里充斥着宣扬美国生活的光鲜图片，而《Tulsa》中的世界和这些图片产生了碰撞。他拍摄的照片或是把我们带进墙上绘有涂鸦的昏暗卧室，或是带我们端详满是针头和烟蒂的边桌，又或是带着我们透过社会异类的肩膀看着他们射击，虽然不知道那子弹是否最终命中了目标。
丹尼·莱昂（Danny Lyon）的作品《The Bikeriders》（摄于1963至1967年）是一首摇滚颂歌，致敬一群肾上腺素上瘾的摩托车手的精神——这些人是他深爱的朋友。Alona Pardo说道，拉里·克拉克和丹尼·莱昂都“参与到了他们所拍摄的群体当中。虽然那些照片晦涩，粗旷，有时甚至残忍，但却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尽管它们的目的在于用摄影形式记录下这些人的生活，但却未必带有窥探性。”
Alona Pardo说道，“有些摄影师具有局内人的身份，但我想证明的部分观点是，对许多摄影师而言，哪怕他们一开始是局外人，只要一直有所投入，也能成为局内人。吉姆·戈尔德贝格（Jim Goldberg）便是最佳的例子：他为自己拍摄的年轻流浪汉提供遮风挡雨的居所，尽他所能地成为了一个局内人。”
展览上北美摄影师的作品较多，但整个作品集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其中就包括达亚妮塔·辛格（Dayanita Singh）摄于德里的作品《Myself Mona Ahmed》（摄于2001年）。这位来自印度的摄影师应杂志之约拍摄了阉人，但当她的拍摄对象得知她服务的杂志不是《纽约时报》而是英国的《泰晤士报》时，对方要求她归还胶片，因为其亲戚居住在伦敦，且对其生存状况并不知情。达亚妮塔·辛格的配合态度建立起了两人间的信任关系。她后来写道：“我并未意识到我们间建立起的纽带，也不知道Mona会在我的人生中占据怎样的一部分。”
拉巴斯·埃拉苏里斯（Paz Errázuriz）的《Adam's Apple》系列拍摄于1980年代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独裁军政府统治时期。这一系列中的作品带领我们走进一家智利妓院的幕后：在这家妓院中工作的都是变性人，这些人都曾是警察虐待、迫害的对象。拉巴斯·埃拉苏里斯在圣地亚哥遇到Pilar、Evelyn和Macarena之前已经有多年拍摄变性人群体的经历，但这一系列让这三位变性人和她们的同事们登上了舞台的中央，她们带着自己的真实身份欢笑、放松着。Alona Pardo说道，“这是对建制的胜利。”
对于性别和性取向的表现是这场展览的中心。400份发现于曼哈顿一处跳蚤市场内的照片捕捉到了纽约一处隐蔽私人处所内易装癖者们的生活，其中的110张照片被拿来展出，它们的温暖和展览上的其他作品形成了对比。Casa Susanna原名Chevalier D'Eon，这里的许多客人都订阅了《Transvestia》月刊，或曾为这本杂志做出过贡献。《Transvestia》创刊于1960年，创办它的Virginia Prince也是这里的常客。这本杂志刊登了有关变性人群体或由这一群体创作的许多轶事、他们的共同经历以及一些暖心的故事。对于他们而言，摄影是表达身份的重要手段。
两份珍贵档案的复制版和杂志内页的复制版将会一同展出，其中包括了一个题为“Susanna Says”的专栏。Alona Pardo解释道，“我们翻阅那些杂志的次数越多、对那些资料做的调查越多，我们就越发想问：这些东西对自我接纳和公众认可、公众意识和立法意味着什么？这个蓬勃发展的群体真实地存在着，正试图通过图像、描述和故事分享知识与经验。”
Alona Pardo还补充道，“这些照片多数摄于室内，你会注意到，窗帘一直拉着。这其中有庇护、藏匿的意味。”
不过，这场展览的关键人物是黛安娜·阿伯斯（Diane Arbus）。Alona Pardo深入研究了她的作品，思考了其中的批判意义，并着眼于她的眼光留给当下话题的影响和遗产。由此启发，这位策展人在其他纪录片摄影师的作品中也探寻了同样的问题。她说道，“相机能够接触到社会的犄角旮旯。对于黛安娜·阿伯斯这样的人而言，这样的接触关乎内心。”
“她试图通过探索，弄清自己的身份。在我读到的内容中，她感觉自己身处社会边缘，因此她便去找寻那些真正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争取更好地理解自己。这些摄影师背后的动机很复杂且各不相同，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重叠、吻合之处。”
处在局外人的位置上时，我们目睹了人们在他人的陪伴中寻找舒适；人们相互吸引，寻找存在感。对于某些人来说，还存在叫做亲密和同情的东西。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第一次碰到克莱德·比蒂（Clyde Beatty）马戏团的矮人小丑Jimmy Armstrong时，其外表既“吸引”了他，也令他“心有抵触”。然而，在他们相处的时光宣告结束时，两人已经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
布鲁斯·戴维森在2011年时说道：“起初，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拍摄的通常是其他的局外人。在后来的某一时刻，我越过了那条界限，成为了一个局内人。我不会在一边旁观。”
翻译：王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