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等经济学家提出，应该将GDP增速从宏观调控目标改为预测指标，以避免过度追求GDP所导致的地方过度负债、宏观杠杆率上升、经济结构扭曲、数据作假等一系列问题。
马骏指出，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的第一大任务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就是宏观杠杆率过高并持续上升。在G20经济体的排名中，中国的M2/GDP比例排名第二，企业债务与GDP比例排名第一，而且过去十几年，中国在所有大国中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是最快的。
“为什么我国的杠杆率上升这么快？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有GDP增速作为目标，一旦成为宏观目标，在我国的体制下就会层层加码。如果中央把GDP增速目标定在6.5%，省级就可能定在7.5%，市县级就可能定在8.5%。由于考核机制涉及到提拔升迁，而许多地方政府并没钱做大GDP，所以必须要靠负债投资，各种隐性地方债务不断变着花样做大，宏观上就体现出很高的杠杆率。”马俊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表示，IMF希望中国能够逐步取消GDP增速目标。在其它国家，财政部和央行也会有自己的经济预测，包括财政收入的预测，但这些都是软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硬性的考核指标。
“如果经济增长目标定得过高，无论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想如何控制杠杆率，都是做不到的。因为GDP增长目标必然要求有很高的信贷增速，信贷不在某个领域出现就会在其它方面出现，这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总体设计问题。”席睿德说。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将GDP指标从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改为预测指标，保留其对预期的引导和其它工作的指导参考作用，而弱化其业绩考核的功能。也有专家认为，弱化GDP作为核心调控目标的第一步可以考虑采用一个较宽的GDP增速目标区间并显著降低GDP增速目标。
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应该包括稳定就业、防范通胀和维护金融稳定。由于金融稳定很难有一个典型的指标来描述，因此在多数国家的核心宏观调控指标就是合理的失业率和通胀率。
马骏和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认为，在中国，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下降，GDP增速与就业改善之间的正相关性（奥昆定律）已经被打破，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可能出现负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中GDP增速目标与就业稳定目标之间只能二选一，否则就会出现目标之间的冲突。由于就业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基石，因此宏观调控核心指标中应该选择就业而舍GDP。
瑞银证券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提出，可以考虑将GDP增速的点目标改为GDP增速区间。因为是一个区间，也就成为了一个监测性目标，相应弱化了其作为考核指标的功能。她认为，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就是将GDP增速目标明显降低，即把底线降低，这样就不容易导致负债冲动和作假等问题。
经济学家们还表示，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指标不宜过多，否则会造成信号混乱，目标之间发生冲突。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应该更全面一些。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与服务，各级政府对下级的政绩考核从围绕GDP及相关短期指标转向以公共服务完成情况和老百姓的满意度为中心的指标体系，所以在维护当地就业、物价和金融体系稳定之外，还应该加入当地环境、教育、卫生、医疗、养老、执法等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和质量等考核指标。
弱化GDP导向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和地方政府不作为？有观点认为，虽然旧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在提升质量为主要发展目标，但也要考虑弱化GDP导向是否会加剧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象以及导致经济失速的风险。
马骏指出，目前的主要风险不是经济失速，而是追求高增长所导致的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风险加剧、环境恶化等问题。他的研究团队用几个经济数量模型的估算显示，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GDP增速即使在几年内降到6%或稍低，也不会导致明显的失业问题。
取消GDP考核目标会不会使财政和投资计划失去抓手？有人担心，若没有GDP目标，是否会导致财政部门无法编制财政、税收计划，发改委无法规划投资项目？
经济学家们指出，建议将GDP从调控目标改为预测指标，并不是要“取消”GDP这个统计指标本身。所有以就业为主要调控目标的国家都还继续统计和报告GDP数字，也都能编制其财政、金融和发展的规划。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由一个权威机构（如央行或财政部）发布一个年度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济预测编制财政收入和支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财政预算和政府投资计划。我国也应该以GDP预测为基础编制财政收支计划和政府投资计划，有无GDP调控目标并不影响财政运行和政府投资。
放弃GDP增速目标是否与中长期规划发生冲突？ 有人提出，我国在各种官方文件中曾经明确了2010到2020年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没有GDP目标，是否就无法实现上述承诺？
经济学家们表示，十九报告已经不再提2010到2020年翻番的目标了，就是要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未来发展的重点是要追求质量而非（由某个指标所规定的）数量。至于对2035和2050年的目标和内涵的诠释，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机会和环境、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质量，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并不关心的GDP规模上。另外，从现到2050年还有32年，其间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事件，这些事件都可能会大幅影响GDP的实际增速，现在就要预知32年之后的GDP的绝对水平是不尊重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