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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手机就不会写汉字 值得我们担心吗?

林子人 2018/02/11 13:00 A
语言学家David Moser认为,汉字书写甚至可能不再是一项必须掌握的基础技能。

来源:视觉中国

“在座的各位,会写喷嚏的‘嚏’字的人请举手。”北京大学燕京学院副院长、语言学家David Moser在上海纽约大学日前举办的一场讲座上问了这个问题,现场只有一位刚刚经历过高考的男生举了手。Moser将这种识字但不会写字的现象称为“汉字失写症”(character amnesia),他认为,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对汉字书写日益生疏引起了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担忧,《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等汉语竞技类节目开始流行。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他看来,这也是国家统一语言的最新尝试之一。全球范围内数以亿计的人正在使用或学习这种叫做“普通话”的标准汉语,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学的中文并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中国人说的语言”,事实上它可能从未存在过。标准汉语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混合语言,在其充满妥协的形成过程中混合了种种棘手的语言、历史和政治因素。

在《十亿种声音:中国对共同语言的探寻》(A Billion Voices: China’s Search for a Common Language)一书中,Moser回顾了普通话的百年发展史,讲述了汉语是如何从几百种彼此无法理解的地方方言中一步步发展,于1955年以“普通话”确立为国家标准语言的。在讲座中,他介绍了汉语的这段历史,并指出了21世纪网络时代中汉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统一国音到推广普通话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覆灭后的政治乱局,还有语言上的混乱。汉字书写的传统,长久以来给人一种中国具有统一语言的幻觉,然而实际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系统,不同方言之间的差距甚至应该被视作不同语言之间的差距。因此为了创造中华民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统一语言刻不容缓。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欧洲时与同乡吴敬恒往来,便邀请吴敬恒北上担任制定国音字母的工作。1912年6月26日,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公布“国务院官制”,设教育部。同年12月,教育部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依章程设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担任筹备处主任。

1913年2月15日,由吴敬恒任议长的读音统一会开会,主要目标包括审定了6500多字的“读音”;确立一系列注音符字母来记录汉语的基本发音;录制规范读音;在全国范围内的小学里推广国语。通过投票方式,读音统一会确定了基于北京方言、且融入了部分南方方言特征的“国音”标准,其中一个例子是,“入声”在南方方言中广泛出现,却未被北方方言保存下来,亦被收入“国音”中,成为“国音”的第五声。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国音字典》。

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令国语改革进一步复杂化。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历史学家费正清曾说胡适“回国后到北大,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 文、法文、德文、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语言学,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

文白之争促使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于1919年4月14日成立。胡适等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提出“编辑国语辞典、编辑国语文法、改编小学课本、编辑国语会话书”四件事。在全国白话文浪潮的推动下,教育部终于在1920年1月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问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胡适的好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于1922年受托录制国语唱片并编写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这套唱片是根据1913年读音统一会通过的“国音”标准录制的。然而因为赵元任是唯一用这种“混搭语音”发音的人,这样的国音无法被推广至全国。这位后来被誉为“汉语言学之父”的语言天才曾不无失落地说,在13年的时间里我是这种个人语言的唯一讲述者,然而这本应成为6亿人的国语。

五四运动将汉语改革面临的另一问题推向前台,即——我们应该如何改革汉字?参与这场论战的学者和激进知识分子包括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傅斯年和陈独秀。在不同的时间里,不同的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采用白话、完全废弃汉字,使用语音系统文字、用某种西方语言取代汉字、用世界语(Esperanto)取代中文。

“这些都是由正经的学者提出来的严肃提议,他们真诚地希望找到一种解决方案,用文化破除(cultural eradication)的方式在20世纪振兴中国。”Moser发现,世界语在当时的中国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注意,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重新开始”的好机会。在中国有世界语研究会、有世界语出版物,他本人甚至收藏了一本世界语版的《红楼梦》,“那是一个真的曾被认真考虑过的议题”。

毛泽东甚至也曾考虑过汉字拉丁化。在1956年1月20日的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说:“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

在毛泽东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为标准音,决议用“普通话”来称呼汉语标准语,并给普通话下了定义: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全国性共同语。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中国大陆地区由此正式进入简体字时代。

A Billion Voices: China's Search for a Common Language
David Moser
Penguin Specials 2016年5月

技术革命与汉语的未来

普通话推广运动在全国义务教育和方言在公共场合被限制使用的加持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然而中国领导人的语言统一理想和这个国家文化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仍然有超过4亿人无法用普通话有效沟通。

汉语较高的学习难度是横亘在普通话推广前的一个巨大障碍。Moser指出,对于使用字母表的语言来说,读、写、说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构成一种综合技能。然而在汉语中,这个循环被打破了。会话能力难以加强阅读能力,阅读能力难以加强写作能力,这三项能力成为了平行、独立的技能,需要汉语学习者各个击破。

关于字母语言和汉语的学习难易度比较,Moser的一段经历或许颇能说明问题。他曾在北京的一所小学教三年级的学生英语,在问一个学生“钥匙”的英文是什么时,学生很快就回答出来了,但当他问对方是否能把“钥匙”的中文写在黑板上,帮助全班同学复习巩固时,学生犯了难:“老师,我不会写这个词,我们还没学过钥匙怎么写啊。”

在Moser看来,汉语的学习难度在妨碍中国的软实力。“如果想让自己的书获奖、电影有人看,就需要让人能够直接探索。因为汉字(学习难度)的原因,受众的参与程度被大幅降低。”他曾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

Moser认为,数码产品的广泛应用导致的“汉字失写症”就某种程度而言可以说是汉语发展的机会,“我们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里的新技术意味着手写汉字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学习这些汉字、用它们来交流曾经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但如今我们有了智能手机——你可以对着智能手机讲话,用语音输入法,而不需要一一记住三四千个汉字。这是一场巨大的革命”。

“‘查字典’这个词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有了手机和电脑,我只要点一下,这个字的注释就会出来,认识生字不再是一个艰苦的任务,”他说,“然而现有的教育系统仍然抱有20世纪的基于纸质书写的教学心态,强调死记硬背。我其实认为手写汉字已经不再是个必须习得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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