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16年左右，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大教士福波特要给他才华横溢的侄女找一个住家教师。他的侄女哀绿绮思当时已经因学识卓越而闻名，所以福波特找了一位聪慧的哲学家阿伯拉。阿伯拉挑战过同时代的学界翘楚，担任巴黎圣母院下属的学校的老师，是巴黎知识分子界的引领人物。他有全权教育和惩罚哀绿绮思，结果却引诱了她。
阿伯拉和哀绿绮思的故事似乎是两厢情愿，但实际上却受师生关系中典型的权力不平等的影响。15年后，阿伯拉写了一本名为《我的灾难人生》（The History of Calamities）的自传，回忆了他和哀绿绮思如何在本该上课的时候探索情欲。更可怕的是，他耍了些手段避免福波特发现：“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我有时打她时候的力道不像是出于愤怒，而是比任何香水还甜蜜的温柔。”
暴力很快就失去了魅力。被发现之后，阿伯拉把已经怀孕的哀绿绮思送到他姐姐在布列塔尼地区的家。为了平息福波特的愤怒，阿伯拉要求哀绿绮思嫁给他，尽管哀绿绮思并不赞同婚姻。后来，为了哀绿绮思免受她家亲戚的虐待，阿伯拉把她转移到阿让特伊的修道院，让她成为修女。哀绿绮思的家人认为阿伯拉准备借机抛弃她，就阉割了他以泄恨。
这种致命的爱和侵越让阿伯拉和哀绿绮思成为了传奇人物。从卢梭到亚历山大·蒲柏，从马克吐温到安妮·卡森（Anne Carson，加拿大当代诗人——译者注），都写过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信件是一些文艺作品的蓝本，至少有两部小说、一部百老汇剧以及一部电影都围绕他们的故事展开。他们甚至在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里被塑造为了欲壑难填的傀儡。这就是12世纪的“校园小说”，刻画了自恋的天才虐待性感聪慧的少女的心理，看上去和现当代并无二致。
事实上，哀绿绮思和阿伯拉之间的痛苦、欲望和教育有很深的中世纪烙印。中世纪的作家很喜欢写教育这个题材：该学什么，学习的过程，还有伴随教育过程的复杂情感。他们认为，欲望、折磨和恐惧都是师生关系的基本要素，而不仅仅是因为中世纪的人野蛮或者不关心年轻人。他们知道体罚会激起学生反叛，而教师可以凭借其权威来操纵学生的情感。中世纪的故事揭示了教学的复杂，那时的教育虽然不允许惩罚过度和情感虐待，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并没有禁止情感本身。恐惧、喜爱和痛苦可能会毁掉教育，但如果情感适度又仅限于想象，则可以达到教育目的。
人们对中世纪的刻板印象是暴力的无端使用、毫无益处的规训以及过时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中世纪”一词都带有负面的意思。“中世纪”意味着过时、专制、或者反乌托邦。它被用于形容或指代酷刑和战争，尽管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在20世纪。仿中世纪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和电影《低俗小说》里那句“我要把你的屁股打开花”（I'mma get medieval on your ass），也没有改善中世纪的形象。
中世纪的教育者经常棍棒不离手，尤其是教儿童的时候。教育和体罚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以至于当文法在中世纪诗歌、雕塑或绘画里以拟人形象出现时，她经常带着体罚的工具。图书插画中的教师形象也常常带着棍子或桦树条，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所有人都赞成在课堂中使用暴力或不加区分地使用暴力。
尽管中世纪时期施加体罚不会令人惊讶，这些故事也告诉我们，当时人们对于体罚的观点不尽相同。9世纪的僧侣希尔德玛（Hildemar） 就《本笃会规》（Benedictine Rule）写下评论，他论述说应该对有心献身于修道院的男童严加管教，让他们没机会越矩。任何惩罚，包括体罚，应该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他认为体罚就意味着老师在管教学生上松懈了。英国历史学家爱德玛（Eadmer） 写过安瑟伦（Saint Anselm，11-12世纪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注）的一个故事， 一位修道院院长告诉安瑟伦，尽管经常体罚学生，他院里的男孩表现越来越差。安瑟伦责备院长像养牲畜一样对待学生，他说院长的行为只会阻碍了男孩们的发展，还会让他们恨老师。他建议老师们放下鞭子，而是给学生们“如父爱般的同情和温柔、安抚和慰藉”。
喜欢，甚至爱，都被认为是教育的应有之意。这毫不意外，因为中世纪的很多老师在他们的学生生活中就是扮演着父母的角色。
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往往有很多早早就献身于修道院的孩童（oblate）， 他们被父母送到修道院，可能终身都待在那里。孩子们在修道院找到了新家庭，老师成了他们新生活的最重要角色。在中世纪后期的文法学校，孩子们还可能在某天离开修道院去别处上学或者工作。但仍有很多学生寄宿在学校，或借住在私人家里，甚至和老师住在一起。最终，像阿伯拉和哀绿绮思那样，家庭富裕的学生和私人家教很可能同住一个屋檐下，很多时间就两人待在一起。
近距离产生亲密关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师生间产生了复杂的情感，混杂着仰慕、憎恨、恐惧和爱。诺准人吉伯特（Guibert of Nogent）的例子揭示了学生对老师的典型的复杂情感。吉伯特于1060年左右生于法国北部的博韦（Beauvais）附近， 他的父母结婚七年并借助巫术才成功圆房。刚出生没多久，吉伯特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守寡，竭力为这个小天才寻求优质教育。她靠着自己的地位和人脉，说服了当时一位不可多得的文法老师离开吉伯特的表亲，搬到她们家，教吉伯特读写拉丁文。
吉伯特的老师受人尊敬、为人正直。他严厉看管小吉伯特，不让他在外吃饭，也不让他玩耍或接受别人的礼物。但是在吉伯特看来， 这位老师并不大懂拉丁文。他很晚才学拉丁文，对拉丁文不大在行，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足就无情鞭打吉伯特。吉伯特在自传里写道：“他几乎每天对我拳打脚踢，强迫我学习他根本教不了的东西。”
像很多学生一样，吉伯特清楚知道他老师的弱点，或者至少后来长大就知道了。他的老师不懂得应该适度教育，结果使他的学生精疲力尽。但是他们关系中的情感部分却完全不同。随着老师逐渐担负起父亲的角色，他和吉伯特的母亲开始争夺吉伯特的爱。有一次，吉伯特的母亲怀疑他隐瞒了老师对他的体罚程度，就扒下他的衣服，发现了他后背和手臂上的淤青和伤痕。她被吓到了，喝令他停止学习拉丁文，不让他以后当传教士。年轻的吉伯特反抗了，“即使我要死了，我也要学拉丁文、当牧师！”吉伯特似乎以强烈的感情回应了老师的残酷之爱。也许年老、不够格的老师，充当了吉伯特感情上和家庭中的父亲角色。
或许，吉伯特爱着老师众多缺点下隐藏的那些正面品质。毕竟他的老师确实爱着他，还是他的道德引领，让成年后做了修道士的吉伯特充满感激。但是在吉伯特的自传里，我们可以发现老师的感情并不局限于师生之情。吉伯特的老师在抉择是否要放弃他此前的工作时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位老人把吉伯特带到他的卧室兼教室，指着老师的床对吉伯特说：“去他身边，他会很爱你。”梦里，吉伯特跑向他未来的老师，在他脸上亲吻一通。老师醒来后对吉伯特心生喜爱，于是同意了去他家做家教。
这位11世纪的老师不停地无端使用体罚，揭示了中世纪师生关系的一大方面。诉诸暴力很容易被理解为中世纪式的专制无情。但从另一方面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毕竟老师受雇于吉伯特那富裕又人脉广的母亲。对一个家庭教师来说，离开这样的家庭可能会有点风险。老师在情感上也不占上风，竟为了梦里的一个男孩改换了家庭和事业。他对小吉伯特怀着喜爱之情，吉伯特也抱着同样的情感，他们都因为对方的喜爱或爱的能力而爱着对方。
阿伯拉和哀绿绮思，吉伯特和他的老师，都表明了中世纪师生之间的情感关系能有多么复杂，但这不是全部。至少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法国，前后相距不过百年。中世纪的世界更为广大，而且这两对都是在很多方面很成问题的师生关系，而非理想状态或模范关系。但是这两个故事所引发的主题——师生之情混杂着情感操纵，规训变成暴力和虐待——在数百年的课本中一再出现，从中世纪早期一直延续至文艺复兴。
在现代人看来，中世纪的老师编写或选择的教材即使不至使人痛苦，至少也让人不适。以活跃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修道院老师埃尔弗里克·巴塔（Ælfric Bata）为例。他编写了一套内容十分现代的对话来教学生拉丁口语。在他编写的《对话集》（Colloquies） 一书里，学生们学习简单词汇来描述天气、玩耍、吃喝、辨认时间和计划旅行。但该书的内容即使在21世纪也难以想象。书里的男孩们激烈争吵，甚至用拉丁语辱骂对方，比如“你是坨羊屎！”（Tu scibalum ouis），“你是坨牛屎！”（Tu fimus bouis），“你是坨猪屎！”（Tu stercus porci）。男生之间诉诸暴力，老师则残暴地鞭打被怀疑偷了苹果的学生。年长一些的僧侣本应对男孩们的道德严加管教，结果他们自己都不规矩。他们在祈祷前喝得酩酊大醉，向男孩索吻，和他们一道去厕所。
如果认为当时的社会可以容忍那些问题，那就错了。10世纪晚期的修道院生活指南《修道院准则》（Regularis Concordia）禁止年长僧侣或修道院院长与男童拥抱或亲吻。年长的僧侣被告诫只能在心里带着“万分谨慎”地爱年轻的同胞。年长和年轻的僧侣不能成双入对，哪怕是为了讨论信仰问题。老师要时刻陪着学生，以免他们有性行为或遭虐待。事实上，老师们不能单独和学生待在一起，必须有第三人在场。尽管巴塔所在的寺院可能没有严格遵守这些规定，至少有理由推断他知道这些。他书里的拉丁文对话场景散落着日常生活中的揪心细节和重重危险。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为什么巴塔要让学生记忆、背诵厕所笑话（bathroom humor，指关于排泄等的笑话——译者注） 、打斗和引诱的词汇？有些学者认为他本人就是个无赖，是个掌管着秩序混乱的课堂的坏男孩。有些人则认为巴塔所在的寺院放任自流，没有防止罪恶的时兴手段。但是没有太多证据证明巴塔写的是他自己的寺院。他课本里那些暧昧的段落来自于更早的拉丁文对话，略作了改动以提醒年轻僧侣可能存在的危险。《对话集》里充满着肢体暴力和性虐待的危险，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负面语言的威力。他在对话里教男生们抱怨没有生活必需品、无法完成各种任务或者尽力哭诉他们的悲惨遭遇，这些课文让人吃惊、充满戏剧性、有时还很滑稽，使拉丁语学起来容易些。
在教授拉丁文口语之外，巴塔还有一个目标。他让学生背诵——甚至可能演绎——他们会碰到的一些场景，比如处于不利情况、受到诱惑、犯了错、感到愤怒或者遭受折磨。他让他们去想象一个成年人往往不可靠、心狠手辣或者假意友好的群体。他又让学生们思考如何去应对这些情况。他教会他们如何应承，同时也教会他们如何拒绝。
不只巴塔， 中世纪还有很多教育者采用带有色情或暴力元素的材料来教学生。当然，当时也有很多现在所谓的“适合孩子”的教材。中世纪负责教基础阅读、写作和拉丁语法的老师经常给学生出一些谜语、教他们谚语和动物寓言、让他们唱出或背诵《诗篇》。学生有了进步，老师就会采用一些更难的教材。在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地区，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罗马帝国诗人，出生于公元348年——译者注）的《心灵的冲突》（Psychomachia）经常被作为教材。在这位4世纪时期的拉丁诗人的寓言诗里，善与恶展开了斗争。诗里描写了女武士一对一的残酷决斗，拟人化的“信仰”攻击了“旧神崇拜”，把后者的头打倒在地上，还用脚踩她的眼睛。“贞洁”刺穿了“欲望”的喉咙，让她吐出烟雾和鲜血。
这首诗本意是颂扬基督徒努力战胜罪恶，结果却对暴力场面大书特书。手稿里也经常附有打斗场面的插图，用鲜活的漫画式的图像引导学生们想象那些抽象的寓言人物。
公元1000年后的教材里仍然有暴力场面，很多和性相关。拉丁情诗《为人人所爱》（Pamphilus） 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畅销作品，在当时也是常用的教材。诗里，年轻的潘非勒斯（Pamphilus） 引诱还是处女身的加拉西雅（Galathea）。当他们快要发生肉体关系时，潘非勒斯没有给加拉西雅任何机会拒绝。尽管这首诗全是由对话构成，加拉西雅挣扎、痛苦和震惊的呼喊让强奸场面十分露骨。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和《爱的艺术》（Art of Love）也有性暴力的场面，有些还被他用作引诱的桥段，而这两本书常用在中世纪晚期的学校里。特伦斯（Terence）的戏剧也是常用的教材，剧里将强奸行为作为情节推动的手段，女性受害者往往都保持沉默无处发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世纪文学作品里的文化是强奸文化。
当时的教育对象基本都是年轻男性，这样的课本内容对他们未来处理与女性的关系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也不能认定学习强奸故事的男生一定会与强奸者产生认同。古时候，以饱受冤屈或者悲恸伤感的女性角度写出情绪浓烈的文字是一种常见的修辞练习。中世纪可能也是如此。学文学的年轻人学习创作诗歌、发表演讲，把自己想象为男女两性，调动起强大的欲望和愤怒。在课堂里，男孩们通过女性的痛苦成为男人。
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哀绿绮思的故事。20世纪的一些学者认为那些被归在她名下的信件并非出自她手，而是由阿伯拉或者后来的男性传教士以她的身份写的。这种说法也与传统一致，有学识的中世纪男性常以悲伤的女性角度进行写作。这与哀绿绮思在流行文化里的形象也很相符，即一个温顺的学生受到聪慧过人又诗兴洋溢的老师的吸引。
但要说哀绿绮思才智上不及阿伯拉，或者需要别人代笔，这也不大可能。她在遇到阿伯拉之前就已经接受过文学教育，也会写奥维德式的挽歌。如果我们把她想成所谓的永恒的少女、阿伯拉的自恋产物和受害者，我们就小看了她。当他们的短暂感情受挫，哀绿绮思一心转向了修道院，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她成为了合格的管理者，35年来一直领导她和阿伯拉当初建立的女修道院，稳定了修道院的资金来源，还有五个小修道院在她的监督下建立。而阿伯拉一生辗转于多个修道院，差点被自己同门的僧侣谋杀，还两次因为异端学说受审。
尽管与阿伯拉激情而惨烈的师生关系改变了哀绿绮思的生命历程，她最终并不输于老师。她的写作反映了中世纪教育出乎意料的灵活性，即学生通过学习那些严肃的课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虽然那时的教育让精英家庭的男孩通过想象女性的悲伤而成年，她却强烈抱怨阿伯拉忽视了她和她的修道院。尽管她学习的是为男性准备的古典作品，哀绿绮思用她的学识领导了一个女性群体，应对当时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发出了她自己的文学声音。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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