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倒下敲响了金融危机的钟声。全球经济进入拯救模式。那一年四季度，中国宣布了四万亿投资计划。不过与哀鸿遍野的西方金融业不同，在中国，银行业不仅没有成为累赘，反而扮演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天量信贷支撑的大规模投资让中国经济熬过最难的日子，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触底反弹。有官员因此自豪地宣称，中国是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经济体。
今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当时人们反复思量的一个问题是，为何中国金融业没有被危机击中？比较简单的解释是，因为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对形形色色的衍生品也持审慎态度，因而当危机袭来的时候，虽然中国经济深受其累，但对中国金融波及有限。后来有学者说，如果中国金融体系与欧美国家高度关联，或许也将难逃厄运。
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在那之前的十年中，中国金融业走过的变革之路。以银行业为例，从1997年西方观察者眼中的技术破产，到此后剥离万亿坏账，经历背水一战的股份制改革。在2008年之前，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中除农行外均已完成股改上市，农行则是在金融风暴尚未停歇的2010年走完了上市之路。此后数年，中国银行业各项经营和风险指标均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准。中国用十年时间构筑了一道或许仍显简陋的“防波堤”。
要问的是，如果危机在2018年重来会怎样？我们走过了与2008年前截然不同的十年：狂飙突进的规模扩张，影子银行的的疯狂和互联网金融泡沫，人民币国际化已在途中，金融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开放，今天的中国金融业是否足以抵挡又一场大级别的金融巨震？
带着这样的问题审视当下的金融变局，我们大概会更容易理解，为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当做第一要务。监管严字当头，“宽松软”被视为监管当局要革除的头等弊病。在决策者的视野中，这一场持续升级的监管变革不仅关乎现实，更决定着未来——当危机重来时，我们拥有怎样的答案。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对于金融业者来说，监管的父爱主义正在成为往事，固有的赚钱模式已经崩塌，谁胆大谁赚钱，谁敢打擦边球甚至挑战监管谁就能迅速做大，那个奇幻的造富年代一去不返。我们将见证那些曾经的大鳄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江湖，合规主义回到舞台中央。这是套利时代的终结，赚规矩钱，规矩赚钱，将成为金融机构基业长青的根本。
不能不说，很多市场中人仍有侥幸。他们的想法，不过是音乐停止的时候，自己不会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环——试问这些年谁家不是在拼命发产品，如今数十万亿乃至上百万亿的存量，哪能说刚性兑付就刚性兑付呢——这恐怕是另外一种 “大而不能倒”。我们很容易在市场中听到这样的声音，不过这显然低估了监管的决心。
回望历史，危机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过度杠杆和松散的监管、衍生品的泛滥和扭曲的激励机制，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监管着力所在。当然也可以说，危机未尝不是机会，帮助金融业在反思中健康生长。事实上，正是在1998年危机之后，中国金融在变革中实现了凤凰涅。
监管的要义，就是鼓励在合规中变革与创新。我们固然需要将一切金融行为纳入监管，区分假创新和真创新。不过也应该明白，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来看，金融抑制与金融过度同时存在，在很多领域，金融不是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
更何况，中国金融业越是开放，就越是面对一场没有阻隔的全球竞争。这同样是监管必须面对的挑战。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感的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如何能够为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在香港等市场竞相改革以留住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中的优秀公司时，上海和深圳要怎样与时俱进，才能留住下一个阿里、京东和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