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球大战》中，除开沉重的呼吸声，我们对达斯·维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掐死了一个人。不久之后，他又把一整颗星球给炸了。此人杀害的属下不在少数，凭意念就能让人们断气，可以说坏人能干的所有事情他基本都干遍了。但如果这样说的话，就等于断言坏人的本性在于为好人所不为之事。好人不仅为个人所得而战，更为自己心中的正义和价值观而战。
除了《星球大战》之外，潜含着这种道德观的影视作品还有很多，如《指环王》、《X战警》以及大部分迪士尼动画片。总的来看，基于民间风俗的大众文化叙事具有同构性：好人跟坏人斗争，旨在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社会。这种桥段在电影与漫画中无处不在（例如《纳尼亚传奇》以及霍格沃茨学院发生的那些事儿），但在民间故事、神话或古代史诗里却找不到它们。漫威系列里的雷神托尔必须得证明自己的确有资格拥有那把锤子，而他也表明了自己确实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质。然而，回到北欧神话里，托尔的神力与动机跟“道德应得”（worthiness）这个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
传统民间故事里找不到为价值而战的人。以个人为主角的故事可能会体现诸如诚实（honesty）或慷慨（hospitality）这样的德行，但诸多民间故事并未就行动好坏的标准达成一致。举个例子，如果某故事主角因刚愎自用而吃亏，那么另一故事主角便有可能因富有主见而成功。为一套融贯的价值观作辩护，是后来情节改编的需要，由此才会专为托尔和洛基这样的神明指定其对应的价值——回到16世纪的冰岛诗集“埃达”（Edda），这两位依然有自己的人设，但却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道德倾向。
这类由口耳相传而来的民间故事向来没有现代人的好坏二元对立，尽管人们没少用它们来做道德教育。纵观《杰克和豆茎》或《睡美人》这类故事，谁能看出角色好坏？杰克作为主角而言当然是读者支持的对象，但他并没为偷巨人东西给出什么道德辩护。《睡美人》有关心过善良吗？里面有谁去对付坏人了？某些童话可能看上去跟善恶对抗有关，例如《灰姑娘》，但它里面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的二元对立。传统上看，这个故事的口传版本之所以把灰姑娘说得很漂亮，不过是为了吸引一下眼球。再以《三只小猪》为例，小猪与狼这两方在计谋上多有重叠，并非泾渭分明。问题在于哪一方能先把晚餐抢到手，跟善恶对抗关系不大。
在诸如《伊利亚特》这样的史诗里，情况就更复杂了，这个故事例确实有“对抗双方”，也有道德意义上的较量。但那两群人的关系不是现代人理解的那种好人坏人势不两立，不代表两套价值观的冲突。赫克托耳并非不能有阿喀琉斯所持的价值，反过来也是一样，而他们的对抗也并非要保卫自己的世界免遭他方侵犯。除了表现自己之外，他们没有别的符号可寻，尽管他们没少谈起战事，但并不会援引自己的价值来证明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声称善恶不共戴天，乃是来自现代民族主义的新发明——说到底，它服务于政治构想，而非道德构想。
二战以来的大部分民俗学研究对民间故事的原型（archetype）或曰共性（commonalitiy）多有关注，其背后的潜在动机是想说明各民族神话与故事之间的相同点多于不同点，这么看来各民族人民应该团结而非分裂才是。但这是个很激进的想法，因为早年人们之所以推出各种民间故事，恰恰是要突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差异。
英国作家、批评家玛琳娜·华纳（Marina Warner）撰有民俗学论著《从野兽到金发人》（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一书，其中对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比特雷（Bruno Bettelheim）所倡导的童话解读法多有批评，后者主张童话里的冲突跟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内心冲突乃是类似的。华纳指出，这些故事多年来令读者与听者皆能有所共鸣的原因，在于外在的环境而非内在的心境。不过，这两名学者也都想探寻民间故事与童话经历多年变迁之后仍然保持着的那些相同或相似之处。
某些作品出自民间故事改编的小说家和影人也倾向于关注其共性。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明显有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的影子，后者描绘了天行者卢克（Luke Skywalker）这类人性典范所经历的冒险。托尔金（Tolkien）则利用自己对古英语史诗的研究，将其改写为一番另类的、无时间性的样貌；此外也有大量的漫画书或隐或显地化用了古代神话与传说，它们或者是旧瓶装新酒，或者讲述的是情节类似但源自别国的旧故事。
我们现代人重述传统民俗这一工作的性质，受到了历史变迁的深刻影响，但并未引起足够讨论，这即是说：我们会认为争斗中处于不同立场的人们具有不同的道德品质，并为各自的价值观而战。这一变迁的表现是，各方争夺的已不再是晚餐或特洛伊的海伦，而是变革或改进社会价值观的资格——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格外醒目。好人为自己坚信的价值而战，为此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这种桥段在现代的故事、电影、书籍乃至政治隐喻中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从伦理或叙事的角度看已经判断不出谁更新奇了。
19世纪格林兄弟创作地方性童话的目标，是诉诸它们来界定德意志民族，进而将德国人民统一为一个现代民族。格林兄弟曾学习过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哲学，该学说强调语言与民间传统在界定价值观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一书中主张，语言是“用于理解的自然官能”，德意志爱国精神根植于这个民族不断随时间发展的语言与历史当中。赫尔德与格林兄弟均支持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理念，即一个国家的公民应以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为其纽带。而格林童话里的各种故事揭示的，便是德语思维的纯粹形式。
透过讲故事来确立一套核心特征与价值观、借此促进民族统一的做法，产生了一项后果：认定外在于自身文化的群体缺乏这类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独有价值观。赫尔德或许并非不知道这种做法引发大众暴力的风险，因为他同时还赞赏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美好：值得一提的是，赫尔德还相信，德国犹太教徒与德国基督徒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即便如此，格林兄弟的谋划所蕴藏的民族主义潜能，仍然日益在全欧洲范围扩散开来，民俗学家们开始炮制出一大堆“民族故事”来界定自己的民族性。不可忘记，许多现代国家此后便逐渐打开了滥用这种思维定式的潘多拉魔盒，亦即认“他者”（the other）为某种道德上的妖孽。
美国学者玛利亚·塔塔尔（Maria Tatar）在《格林童话里的残酷事实》（The Hard Facts of the Grimms'Fairy Tales）一书中谈到：“他的做法与其说是要处理道德秩序的阙如……不如说是硬要在道德无涉的领域里上纲上线。”这种添油加醋的做法，确立起了视故事情节中的斗争为价值观（而不只是晚餐）之争的先例。格林兄弟此举无疑影响到了比特雷、坎贝尔以及其他为童话的内在道德性（inherent morality）作辩护的民俗学家，虽然人们讲述这些童话时并不总是把它当成道德寓言来讲。
带着这种新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其他的作者也开始通过改编旧故事来制造道德区别，例如罗宾汉与诺丁汉公爵的斗争就是如此。在约瑟夫·瑞森（Joseph Ritson）1795年重述这一传说之前，原版故事无非就是讲逍遥法外的罗宾汉整天跟一帮兄弟在森林里快活而已。罗宾汉劫富济贫的情节是瑞森的改编版里才有的——这是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后用来在英国鼓吹民众暴动的。瑞森的改编非常出名，当代的罗宾汉故事基本都遵循了他的思路，例如在1973年的迪士尼同名动画或1991年的电影《盗贼王子》（Prince of Thieves）里，罗宾汉就不只是单纯在森林里逍遥快活了，而是在法律之外承担起了某些道德义务。而诺丁汉公爵也被简单地刻画为了罗宾汉的对立面，象征着滥施权威、鱼肉百姓的那一方。就算这些故事只是发生在一国之内（如罗宾汉）或是家庭之中（如灰姑娘），各种斗争也无论规模一概被说成是价值冲突。
希腊人与特洛伊人当中没有任何一方能代表人类的全部优点或弱点。
再以亚瑟王的传说为例。12世纪时与他有关的诗歌大多是法国人写的，如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因为那时亚瑟王跟不列颠的精神还没有多大关联。此外，他的对手大多是真正意义上的怪兽，而不是背负某些道德弱点的人群。到了19世纪早期，在丁尼森（Tennyson）的《国王之歌》（Idylls of the King）里，亚瑟王就变成了英国国格的象征，其斗争的对象身上也有了道德弱点。等到20世纪，“卡蒙洛”（Camelot，即亚瑟王宫殿所在地——译注）已经成了无法在凡间实现的理想国的代名词。
一旦国家价值观进入了我们的叙事，其好人坏人势不两立的表象下所潜含的道德观便开始深入人心。此种叙事模式有一特征，即各个角色会频繁在争斗中选边站队：如果某角色有个基于其价值观的身份，那么当他在某个道德问题上改变想法时，他就换到了另一方或者叛变了。不过这个设定并非走到哪里都能被接受。譬如，在PBS的系列纪录片《神话的力量》（Power of Myth）里，当记者比尔·莫耶斯（Mill Moyers）与坎贝尔讨论《星期大战》曾化用过的诸多古代神话时，他们不可能想到的一点是：在古代人眼里，让达斯·维达放弃愤怒和仇恨、进而在他与卢克及义军的对抗中改变立场，是全然不可思议的事情。《伊利亚特》与此有鲜明对比，阿喀琉斯尽管对阿伽门农大发雷霆，但从未想过站到特洛伊人那一边。希腊人与特洛伊人当中没有任何一方能代表人类的全部优点或弱点。鉴于其争斗并不是什么愤怒与爱意的象征，因情感波动而转变立场对他们而言便是完全说不通的。《星球大战》就不是这样，其中的各方都代表着人类特质的某个子集。达斯·维达站在哪一边，完全地取决于他心里首先升起的是愤怒还是爱意。
坏人改变想法之后成为好人的桥段，也以极为相似的方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现代改编版故事里：其代表是《指环王》、《吸血鬼猎人巴菲》和《哈利·波特》系列。当某个坏角色回心转意时，场景通常会极度煽情——因为这意味着该角色就此丧失了自己身份认同的最核心部分。好人坏人对立的道德观还有一突出特征，那就是坏人没有忠诚可言，其属下会频繁受罚；不管是让子民忍饥挨饿的诺丁汉公爵，还是杀害下属的达斯·维达，总之坏人都是草菅人命的，而且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对同盟下狠手。这种设定对早期现代以来的坏人倒的确成立，但古代人的对手则极少有这样的，那些对手可能有食人的嗜好，但不会杀掉己方成员。
另一方面，好人则会接纳一切投诚者，哪怕队友有不轨之举也会坚贞不渝。罗宾汉撞见对手塔克修士（Friar Tuck）醉酒便绕道而走，天行者卢克也接纳了走私船长汉·索洛（Han Solo）。好人会跟各路游侠、怪咖和已经改邪归正了的人并肩作战，其胜负则经常系于某位因受到坏的一方亏待而决心倒戈之人。宽恕那些曾做过坏事的角色，一般是这类好坏对立故事的情感高潮所在。十分紧要的一点是，好人一方通常会有一支大杂烩式的队伍（motley crew），其特征是从不会拒绝任何一名同袍。
再说一遍，前现代的叙事里似乎有一种看起来不甚融贯的自豪感。古代的故事里向来没有谁会改变立场，而诸如阿喀琉斯这样的英雄，也绝无可能靠特洛伊人的倒戈来取胜。在古代人的故事里，伟大的勇士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有待接受道德教育的散兵游勇：他们只是专精于战斗而已。
好坏对立系列故事也有潜在的道德性——就它们将个体的全部社会身份系于他在某个道德议题上的态度而言是如此——这种僵化态度阻碍了道德慎思。它不去理解斗争中各方的复杂面孔——我们在《伊利亚特》、《摩诃婆罗多》或《哈姆雷特》里都能看到这一点——而是硬生生地根据价值观把人们分成判然有别的群体，它抹杀了我们对道德行动的深思熟虑与想象力，把它看成是非黑即白的。一个人要么是“好人队”的，要么就是“坏人队”的，没有任何中间余地。
好人坏人二元对立的叙事里并无深奥的道德洞见，但它确实有助于社会稳定，在两国交战时尤其有利于吸引公民参军打仗。这类叙事所倡导的价值让人觉得很高尚，与民俗及神话的勾连更为它添上一层富有历史温情的正当性，但归根结底它并非源自道德构想。事实上，政治构想才是它们的根基，这解释了为何它们不但对谨言慎行毫无帮助，也不利于我们反思自己所采取的行动究竟有何意义。与原版的格林童话类似，它们说到底是一种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工具。
“某类人群应该全部被关起来”之类想法是导致集中营的思想根源。
毫不奇怪的是，以好坏对立为主题的电影、漫画书与游戏有着庞大、活跃而充满激情的“饭圈”（fandom）——甚至于“饭圈”这个词里面都有国家或王国的意思（这里是指-dom这个后缀，即处于某某治下的领域——译注）。此外，这些故事尽管多有歌颂为正义或为拯救世界而战的超级英雄，但其背后的道德观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赋权（empowerment）。好人们教会我们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另一方的人不同于我们”。这帮人真是坏透了，打赢他们的代价不会小，只要最终能够取胜，我方一切越轨行为皆可原谅。
当我们与《长夜漫漫：全球集中营简史》（One Long Night: A Global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的作者安德烈·皮策（Andrea Pitzer），谈到当前那种主张己方竞争对手有全然不同的道德品质的观点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的时候，她说：“导致集中营的根源有三：带刺铁丝网、自动化武器以及认定某类人应该被关起来的观念。”每当我们阅读、观看及讲述各种好人与坏人势不两立的故事，本质上就是在说服自己：但凡对手还有那么一点忠诚，还有那么一点在意人命，那就根本不可能对抗我们，更不可能加入另外一队。一言以蔽之，我们乃是在强化如下的看法：道德品质归属于群体而非个体。格林兄弟和赫尔德的构想必然会导致民族主义的结论：它暗示着“特定的群体应该被关起来”。
2017年版的《神奇女侠》结尾有一番话，内容大致是预先原谅了“人性”（humanity）在二战中所做出的一切不可抗力的侵害。看到此处，我不禁再度想起了那个好人坏人故事里的经典桥段：为“好人队”大开绿灯，原谅其在争斗中的一切权宜性越轨行为。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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