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周五表示，当下政府债务主要是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形成的债务，下一步政府债务主要是养老金缺口。多省养老金入不敷出，2020年很多省份吃完养老金老本，债务会快速增长。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逾1万亿元。去年至今，中央政府曾多次就防范地方债务风险表态，特别是要严防隐性债务风险。
刘尚希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有一定的正当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生产、生活和生态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投资需求。这些需求一部分依靠民间投资、企业投资来满足，但相当一部分需要政府直接支持。
他指出，当前人们对于控制债务风险存在一定的误区，“对风险的认识更多地是‘微观化’，也就是把政府当成公司、把财政风险当成财务风险。”而要控制债务风险，更应当引起重视的是经济社会可能遭受的风险，也就是宏观的公共的风险。
“对政府债务的定义不能简单套用企业会计准则。政府作为公共主体，不仅负有法律责任，还有道义责任。”刘尚希说，现在看很多债务是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量的是公共设施项目投资融资形成的债务，下一步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养老金缺口。
“现在已经是多个省份入不敷出，到2020年很多省份老本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这个债务就会快速增长。这些是借债造成的吗？它不是借债造成的，这是由于政府的制度安排造成的。所以，这种债务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的债务，你的一种承诺。”他说。
在刘尚希看来，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的风险有两种，一是到期不能还的流动性风险，二是政府过度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经济形成拖累。而预算约束缺位是地方债务问题的本源。
“政府的行为是应当受预算约束的，而没有预算约束自然就会心中无数，大家心里没底。”刘尚希表示，“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预算约束缺位，而不仅仅是预算约束软化。政府的行为，尤其投融资行为如果没有纳入到预算中来，而在预算之外，那说明我们的预算是不完整的。”
他指出，约束地方债务最需要的是资本预算、复式预算。他建议从某些地方政府入手开展资本预算试点。在他看来，目前基于“四本账”的预算体系是各方既得利益妥协形成的结果。其表现之一在于，政府性基金预算尚未彻底归入一般公共预算。
此外，刘尚希说，对债务风险的衡量需要跳出债务本身。“债务风险并非来自于债务本身，而是来自于对债务的使用。如果债务使用得当，可以获得收益，那么风险就是可控的；反之，如果债务使用不当，风险则不可控。”
刘尚希表示，从使用角度，可以将债务划分良性债务和恶性债务。然而，目前判断良性、恶性债务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指标作为工具。
“从全球来看，我们从债务本身出发设定的指标，比如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都没能对债务起到真正的控制作用。利用这些指标设定的防线都是节节败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