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维姆·文德斯的估计，他在1973年至1983年拍摄了超过12000张的宝丽来照片，那个时候也是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职业生涯真正开始腾飞的时候。不过现在，这些照片只留下了大约3500张。“事实上，”他说，“那些照片都送了人。你前面站着人，而且你刚刚拍了他的照片，他实际上是更加有权利拥有这张照片的。它们给电影拍摄带来了方便，但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它们更多是一种昙花一现的东西。”
四十年过去，伦敦摄影家展览馆（Photographers' Gallery）里即将举办一场维姆·文德斯早期宝丽来照片作品的大型展览，名字叫做“瞬时的故事”（Instant Stories）。这些照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而那正是文德斯作为一名导演最多产的时期。他在那段时间里拍摄了包括《守门员害怕罚点球》、《爱丽丝漫游城市》、以及《美国朋友》在内的多部经典电影作品。有很多展出的宝丽来相片捕捉的就是拍摄这些电影时候的场面，但是其他的照片所记录的则是他到过的一些地方：城市、小镇、沙漠、高速公路和酒店。就像他的电影作品一样，这些照片中都蕴含着忧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我（在重新看到这些照片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哪，这些照片都是哪里来的？’我已经淡忘了关于这些照片的大部分细节。我意识到曾经自己就像是一个疯子一样疯狂拍照。”
这些宝丽来照片都被分成了组，并且起了耐人寻味的标题：照相亭、点唱机与打字机（Photo Booths, Jukeboxes and Typewriters）、寻觅美国（Looking for America）、加州之梦（California Dreaming）、穷街陋巷（Mean Streets）等等。所有的这些照片组合到一起，记录了那段“不仅是我自己，连同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忧伤，没有愤怒，只有最纯粹的天真”的往日时光。用文德斯的话说，“我的电影实际上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思考过程，它们的创作都是出于直觉——这些宝丽来照片也同样是出于直觉”。
我们一起坐在了文德斯图片工作室（Wenders Images）宽敞整洁的办公室里。这个工作室在柏林市中心附近，储存着文德斯那些数量巨大，精心整理过的资料。早些时候他戴着头盔，穿着防风衣出现，从他附近的寓所骑着一辆电动车来到了这里。他灰白色的头发，眼前厚厚的镜片和身上的高腰吊带裤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古怪的教授。
如今已经72岁的文德斯，人生的第一台相机来自他做医生的父亲，那时候他还住在杜塞尔多夫。“他（父亲）一辈子都在拍照，但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摄影师。他把自己的爱好也传递了给我。我学习了很多关于曝光、焦距、以及其他技术方面的知识。但是虽然我很喜欢（摄影），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作一位摄影师。就算之后我用宝丽来拍照，我依然是这样想的。”
他是否认为这样的想法定义了他自己的作品呢？“是的，当然。如果我真的想要拍一些东西的话，我就不会用宝丽来了。我从来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照片。”
当准备开展览的时候，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并且觉得展出这些照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非常犹豫。能将它们放进展厅里展览的唯一原因，是它们展示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它们鲜活记录了过去的光景，以及我们失去的事物。失去并不一定是美好怀旧的，也会令人悲伤。”
在展览的背景之下，宝丽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这些照片有的已经起皱或是做上了标记，有的已经褪色，还有的就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不可思议的遥远时空。更重要的是，它们为那个时代笼罩上了一层迷幻浪漫的光环——即使这些照片已经模糊，甚至是非常不完整的。这就是那一款连对焦都很困难的笨重相机魅力的一部分。但放入展览空间的它们，从转瞬即逝的事物变成了艺术。
这种转变并不是很让人舒服，而文德斯也没有忽略这一点。“这些宝丽来照片的意义并不在于照片本身，而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故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展览的名字叫做‘瞬时的故事’。它更多的像是一本故事书，而不是摄影集。”
相片所伴随的故事无疑是迷人的。在其中的一张照片里，文德斯回忆了自己在1973年前去纽约著名酒吧CBGB的经历。在那里的吧台，他邂逅了一个“年轻高个的女子”。在感受到了文德斯的孤独之后，这位女子在离开的时候把自己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了文德斯，告诉他如果在旧金山感觉孤独的话，就打这个电话。
一周之后，文德斯拨打了这个电话，于是他与这位名叫安妮·莱博维茨的年轻音乐摄影师的友谊就此开始。安妮带着他一起自驾去了洛杉矶。“我在路上拍了一些照片，安妮也同样拍了不少，”文德斯说。他在安妮的车上拍的这些照片也同样将在展览上展出。
在另一个故事里，他讲述了自己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时听到约翰·列侬去世消息的场景。“在我的人生中，这是一个非常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说，“我停下车，就让车辆从我的身边经过，慢慢沉浸在了悲伤的情绪中，开始哭了起来。我就坐在那里哭泣，一直到眼泪哭干。”心血来潮的他直接开车去了机场，搭乘红眼航班飞往了纽约。“当我到达那里（纽约）的时候，我走进了有几千人安静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这种伤痛感是很常见的，那就是我们失去了那些我们认为短时间内不会失去的东西。对我来说，那代表了我的童年，我的青春。”
与他后期主要以风景和建筑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不同，“瞬时的故事”还展出了一些人物肖像摄影作品，其中就包括了伟大的荷兰电影摄影师罗比·穆勒、德国演员森塔·贝格尔，以及曾经出演过《美国朋友》、如今已经过世的演员丹尼斯·霍珀。
除了是一名著名演员之外，霍珀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摄影师，那么文德斯会把自己的作品跟霍珀比较吗？“并不会，”文德斯在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表示，“丹尼斯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当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经不拍照，开始画画了。我们谈到过摄影，并且看过了他的作品——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我们甚至还一起拍过一部电影，在影片中，他饰演的角色谈论了很多关于摄影的东西。但是对于丹尼斯来说，摄影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从1976年认识他开始，就没见过他有拍过任何一张照片。”
文德斯如今也同样把摄影看作是过去式。“这不仅仅是因为照片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照片的意义在于展示，传递，或许还有铭记，已经不再是图片本身最本质的意义了。对我来说，照片总是带有独特的想法，关乎框架与构图。你所创造出来的，本身就是那个瞬间的定格。因此，照片是神圣的，而这样的理念如今已经消失了。”
几年之前，他似乎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把自己的宝丽来相机送给了自己的朋友帕蒂·史密斯。“她的相机已经很老旧了，都已经磨损透光了，”他说，“我有一台一样的相机，而且不会再用了，（所以就送给了她）。”
所以“瞬时的故事”也是送给宝丽来相机，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的一首挽歌。“在当时，那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是你生存下去的东西——就好像是食物、空气、我们开的破旧汽车、还有每天抽烟的人手里的香烟一样。而现在，用它拍照就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他叹了一口气，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文化已经变了，这些都消失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死死抓着‘摄影’这个词不放。应该有一个新的词了，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
（翻译：王慧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