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关注西安交大“寒门博士之死”和电影《无问西东》。
2018年开年的两起热点新闻，都与高校师生关系有关。先是北航女博士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掀起了各大高校反性骚扰的“#MeToo”运动，后有西安交大男博士自溺身亡，家人怀疑他的死与长期受到导师“奴役”有关。事实上，中国学术界“个人崇拜”、“山头林立”的乱象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导师与学生之间极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不仅为性骚扰制造了温床，还打着“尊师重道”的幌子榨取学生的免费劳动力，矮化其人格，将其变成导师的附庸甚至“奴仆”。这次“寒门博士之死”事件，仅仅揭露了这种畸形“师门制度”的冰山一角，希望它也能如北航性骚扰事件一样，推动某些制度上的反思和改革。
原本为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创作的电影《无问西东》，在“失踪”了五年之后，日前终于同观众见面。但由于其主题的独特性，在当下的市场氛围中，这部电影收获了十分两极的评价。对于一部分观众而言，理想、爱情、生死、家国情怀、生命的意义等主题过于空洞，距离现实生活太远，导演在技术上的稚嫩也使得这全片看起来说教味过重，好像在强行灌观众鸡汤。而对另一部分观众而言，《无问西东》的“宏大叙事”之所以在当下显得过时而尴尬，恰恰是因为浮躁而犬儒的当代社会已经不再珍视一些美好的价值。一个关于精英大学的精英学生与大时代对话的故事，在今天“去精英化”、描摹“小时代”的娱乐工业中的水土不服，或许比影片本身更值得深思。
寒门博士之死背后：畸形的师门制度和学术造神运动
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一篇《寒门博士之死》让高校师生关系再次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去年12月25日，29岁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在读博士杨宝德溺亡于灞河。杨宝德出生于湖北农村，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家庭负担很重。作为家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杨宝德在本硕期间成绩优异，也发表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可是进入博士阶段以来，他的学术研究却陷入停滞，面临博士生中期考核的他感到压力重重。
但学业压力可能并不是杨宝德选择轻生的唯一原因。1月9日，杨宝德的女友公布了他手机中的部分聊天记录。其中包括杨给其硕士阶段导师发的短信，短信称，自从换了导师，他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来性格就谈不上开朗，这下变得更加沉默抑郁。此外，杨宝德还提到，由于自己不会拒绝人，“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这导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无用功”，最终得到的，“却是自己的一事无成”。
导师让他做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究竟是什么呢？杨宝德与其博士导师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读博期间，杨宝德几乎成了周某的私人助理，被迫用科研和休息时间陪导师吃饭、逛超市、做PPT，甚至上门打扫卫生。杨宝德的微信上还有一个名为“难兄难弟”的群，几个长期受导师“奴役”的同学经常在里面吐槽解压，可见，杨宝德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针对寒门博士之死一事，《文化纵横》重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中的一篇旧文，其中就谈到了中国学界“派别林立、规范缺失和学术造神”的乱象。文章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学界，学术长者一旦不再活跃于学术活动，没有了新鲜思路，很快就会被人忘记，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学者资格越老越受尊重，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周雪光认为，除了中国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之外，制度层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导师崇拜”的现象尤为突出，各种庆祝或纪念某位著名学者的活动层出不穷，我们在报刊、回忆录或杂记中也不时能够读到有关导师治学和做人高风亮节的故事。从这些活动和故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声望等级制度，师生之间的所谓“师承关系”也极受重视。
周雪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
周雪光指出，制度主义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导师崇拜”的现象，制度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的支配，社会承认的逻辑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制度是文化传统、利益权衡之外另一个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导师崇拜”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首先，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许多学科的成就难以量化，而在学术规则、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就尤为突出。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能力的信息，而这种信号必须建筑在社会承认的逻辑上。“名师出高徒”就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类比，这种类比在中国社会和学界都有着较高的认可度，一位有声望、受尊重的老师可以为其弟子的学术能力提供一个易于辨识又广为接受的信号。于是，学生会有意无意地特别强调“师承”关系，并通过各种“神化”导师的活动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同时，这也促成和维系了导师的声望和地位，催生了“导师崇拜”的现象。
那么是不是说，一个学科科研成果的评判标准越客观，尊师的现象就越弱呢？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尊师活动就应该比自然科学领域更为频繁、更具规模。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自然科学中实验资源更为重要，按照权力运行的逻辑，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尊师现象更为盛行。因此，更合理的假设是，一个学科内部冲突越强，山头派别越多，那么这个学科中的尊师现象就越活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导师崇拜”会加剧学科内部的分裂，而学科内部的分裂又使得学生和青年学者必须“神化”导师来为自己的学术能力背书。
微信公众号“日刻”发表的评论则将杨宝德与其导师之间关系定义为“短期、直接、单方面碾压的利益捆绑”。文章认为，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类似学徒制，通常是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有的老师也会直接请学生来家里教学。但随着日常接触的深入，利益捆绑也更为紧密，学生能不能顺利毕业，能不能申请出国，做什么课题，出什么成果，导师都有极大的发言权，在专业领域内声望较高的老师甚至能决定学生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许多理工科的学生也常常在导师负责的项目中以工作的形式学习，并获得一定的劳务，因此有不少学生称呼导师为“老板”。
而杨宝德所遭遇的，其实是一场“职场奴役”，这种“职场奴役”在很多结构稳定、管理模式落后的机构中都是一种常态：领导高于制度，直接掌握着员工的薪资、福利和晋升机会，而很多员工又由于故土难离、无力承担经济风险或难以适应新环境等原因不能一走了之，举报和反抗更无异于职业生涯的“自杀”。很多人将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理解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职场潜规则，甚至将其默认为中国国情。希望这次的“寒门博士之死”事件，能让全社会更加重视“职场奴役”给权力下位者造成的伤害，并推动高校和其他机构在制度层面的改进。
《无问西东》里的西南联大：在硝烟中弦歌不辍
“失踪”了五年的《无问西东》终于在2018年年初上映，片名取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电影讲述的是四代清华学子在不同的大时代背景下不同的选择与追求。
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吴岭澜在个人对文学的热爱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时代召唤中摇摆不定，最终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清华演讲的感召，确定了自己治学的方向。西南联大时期，广东富家子弟沈光耀不顾家族反对投笔从戎，加入了飞虎队，并在一次战斗中驾机撞向日军军舰，为国捐躯。1960年代，陈鹏与王敏佳本是清华园中的一对眷侣，但王敏佳在政治运动中遭到陷害，差点儿在批斗会上丢了性命，陈鹏则投身原子弹研发事业，在戈壁滩上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作为21世纪的清华毕业生，广告总监张果果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商战，在帮助一个四胞胎家庭的过程中，逐渐找回了自己……
四个故事中收获好评最多的，是西南联大的一段。西南联大是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西迁后联合建立的一所临时大学，它建于1938年，1946年停办，前后只有八年的历史。但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恐怕创下了两个第一——条件最差，人才最多，也因此流传了许多轶事和佳话。
《三联生活周刊》的评论文章指出，《无问西东》中最富诗意一个画面要数“静坐听雨”。当年西南联大校舍的屋顶都是铁皮做的，在下雨天，雨滴打在屋顶上发出巨大的声响，甚至压过了教授讲课的声音。西南联大校友、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曾回忆道，“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是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除了刮风下雨，彼时的昆明还常常遭遇日军空袭，对于联大师生来说，“跑警报”是家常便饭。作家汪曾祺的《在西南联大》中就有一篇趣文，写到一位姓郑的同学从来不跑警报，警报一来，学校的炉子便闲下来了，他就用白色的搪瓷漱口缸煮莲子吃，这大概就是电影中沈光耀煮冰糖莲子汤这一情节的来源了。
而沈光耀投笔从戎的故事，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写到的一位飞虎队飞行员。这名飞行员叫张大飞，他在战乱中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只能通过与齐邦媛通信获得一些慰藉，在写给齐邦媛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
在西南联大短短八年的历史中，先后有三次学生从军的热潮，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上，刻有当年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有832个名字位列其中。但据张曼菱所著《西南联大行思录》记载，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全校先后有1100多名学生参加抗战，其中牺牲的烈士，占参军学生总数的11%。正如西南联大助教、曾在缅甸远征军中担任翻译官的诗人穆旦在《出发》中写到的，“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 / 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须摧毁。”
“凤凰网文化”的微信公众号则重刊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的选段。陈平原认为，西南联大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其精神感召，硝烟弥漫中，大学师生的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以应急之故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国民政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大学校长和教授们的支持，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闻一多就曾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谈到，关于如何进行“战时教育”，教授们大多与政府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
由于政府和知识界达成了共识，抗战期间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在一些专业领域反而有很明显的提升，教授学者们将南渡的悲愤与北归的愿望都渗透进了具体的学术著述中去。哲学家冯友兰在谈到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时说，“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堕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