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一封实名举报信在互联网一石激起千层浪。旅美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公开实名举报，称连同自己在内，至少有7名受害者曾被其博士生副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
就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发布通报，称经调查情况属实，并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中国教育部随后表示，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奖金，同时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然而不到10天，同样事情也发生在另一所高校，有网友在知乎平台匿名举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原猥亵及长期性骚扰女学生。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于1月12日下午回应：学校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在保护学生安全隐私的情况下取证。同时也通知爆料中的薛原老师回国，以便进一步核查，后续将及时公布事件调查结果。
在过去的半个多月里，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约70所高校学生公开呼吁母校关注性骚扰，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在1月16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续梅也表示，教育部目前也正着手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有人曾经发出疑问：“中国高校的性骚扰有那么多吗？”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负责人韦婷婷用一份报告作出了回应，根据她的调查，目前被揭露的中国高校性骚扰仅是“冰山一角”，囿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沉默。
选择沉默的大多数
2017年，韦婷婷所在的机构与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联合发布了一份《高校性骚扰报告》，根据6500多名受访者的回馈，69.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为75 %，男性为35.3%，
受访者中，有2000人次以上曾经历过“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身体或隐私部位”和“未经同意讲和性有关的玩笑或话题，展示猥亵文字和图片”，占受访总数的三成以上；曾在逼迫下进行性行为的则有211人次，占总人数之比为3.6%。有高达九成的性骚扰实施者完全为男性，六成为陌生人，半数为同学及校友，学校上级(包括领导、老师和辅导员等) 占一成。
而根据媒体统计，在过去3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只有13起，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某教授对女学生“茶馆下药”事件、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事件以及去年12月曝光的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性侵案。
根据《高校性骚扰报告》，在遭遇性骚扰的受害者中，46.6%的人选择了沉默忍耐。“蒙了没反应过来”、“不知道如何反抗”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16%的人“觉得羞耻丢人”。仅有3.9%的受访者选择报告学校或者报警。大多学生认为举报没有用。
与此同时，报告也显示，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事件都会给受害者带来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报告显示，不少性骚扰的受害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觉得羞耻”“认为会对自己学习/生活有不好影响”。在经历三类性骚扰的人中，有超过三成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超过一成的人在人际关系和学业上受到严重影响。在遭遇性强迫的人群中，还出现了长期精神抑郁和自杀倾向的情况。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曹薇薇长期关注女性权益问题，在她看来，受害者选择沉默的原因有许多。从宏观层面来看，是人们普遍缺少性别教育和性教育，不少人以谈“性”为耻，在事件发生后，受害者担心遭遇羞辱而选择闭口，“在传统性别观念里，明明是受害者，反而要遭受信任和怀疑，甚至被责备批评，认为自己行为失当，或者被认为遭到’玷污’，这些对受害人而言都是二次伤害”。而从微观层面来看，“性骚扰”界定的模糊、投诉举报渠道的缺失、受害者承担举证责任、学术上师生权力不平等也都不同程度增加了举报难度。
模糊的“性骚扰”界定
在遭遇性骚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林茂（化名）都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我不知道算不算性骚扰”。
她是东部一所高校在读的研二学生，她的导师是一位40多岁的男性，常叫她去家里指导论文。在一次对谈结束后，导师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一手揽住她的肩膀，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我脑袋里都是空白的，不知道怎么办，”林茂下意识推开了导师。对方耸耸肩，告诉她，这在国外是常有的礼节，说明“老师很喜欢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林茂都不知道如何界定导师的行为：“我知道有’性骚扰’这个词，但我很难把我遇到的事情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在此之前，林茂对于“性骚扰”的认知更多的是隐私部位被人触碰，尽管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令她作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清楚自己是遭遇了“性骚扰”，还只是“师生的礼节”。
在性骚扰事件发生后，林茂有意识地回避导师，她反复地责备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让导师误会的事情。异性的触碰也让她觉得难以忍受，“有一次出去唱歌，一位学长坐得离我很近，我当时整个人都僵硬了，晚上回去就哭了很久。”她一直考虑换导师的事情，但又担心自己给不出“合适的理由。”
在接受采访的专家们看来，不管是我国法律，还是行业规范，对于“性骚扰”都缺少明确界定，这就导致受害者认知不清，也使得后续举报、调查、责任认定和惩戒方面都存在困难。
韦婷婷在进行高校性骚扰调查的过程中，明确界定“性骚扰”的类型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但当前大陆这一项正是空白，在参考了国外相关资料后，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性骚扰被分为三类，包括“未经同意用情色/猥亵的眼光注视你”的性别骚扰；不受欢迎的性企图，强行亲吻等；以及性强迫。
但这样的界定也会被一些人认为“过激”，在一些人看来，其中一些内容“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出现了问题，”韦婷婷举例指出，在她的调查中，一些年轻女性往往缺少基础性教育，也没有被教育面对不公时如何反抗，而另一面，“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流行可以说明，不少男性接受到的则是可以无视女性的需求和反应，“男女接受的不同教育（性教育和性别教育)奠定了’性骚扰’界定模糊的基调。”
曹薇薇曾在国外留学多年，对于“性骚扰”的模糊界定，她也有所注意到。“我们在大陆听到了黄色笑话或者黄色段子，很多人都认为不过是’过分的玩笑’，但在国外，那些令当事人感觉到不舒服的眼神、语言、肢体动作都可以被认为是‘性骚扰’。”
曹薇薇指出，目前被揭露出的高校性骚扰事件大多都是比较严重的事件，甚至出现猥亵、迷奸、强奸等行为，但那些相对较轻的性骚扰行为更多则被掩盖了。"但当我们谈及建立防性骚扰机制时，最首要的工作就是界定性骚扰行为。”
据介绍，目前中国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两部法律对性骚扰做出了规定，但并未对性骚扰进行界定，也没有对定罪量刑做出规定，在韦婷婷看来，“几乎是一纸空文”。
2014年，教育部颁布了“红七条”（《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明确禁止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其中也没有任何具体细则，没有点出校方的责任，也米有建立从投诉到处理、保护当事人等机制。
曹薇薇看来，目前从法律层面进行界定的难度太大，相反，从行业规范入手或各个高校自行明确则要相对容易一些。
空白的投诉调查机制
尽管性骚扰事件频发，但目前在大陆，并没有一所高校设有性骚扰投诉部门或流程。
韦婷婷在调查过程中，曾向全国113所“211”工程高校寄送信息公开申请，询问各所高校是否制定了防治校园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应对机制。但截至去年3月，16所的高校给出了回应，无一所高校设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段芮（化名）在本科时曾举报了自己的老师，但每一个环节都是空白，“我完全是自己在奋斗”。
她曾是这位老师的助教，后来这位老师离职去了上海一所学校。段芮在去上海实习时，这位老师和她取得了联系。“在那次事件发生前，他一直表现得温文儒雅，没有任何让人不适的言行。”直到这位老师以“体验上海澡堂文化”为由，邀请她一起去洗浴中心。
“我给男朋友有讲了这件事，我们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还给他发照片说‘你看上海的洗浴中心是这个样子’，”直到老师让她上楼找自己，段芮看到，穿着浴袍的老师站在门口，身后是一张双人床。严厉拒绝老师之后，段芮离开了，此后一天，老师发来了红包，甚至邀请她吃饭，她都拒绝了。
回到学校之后，段芮听说另一位学妹曾在办公室遭遇这位老师的拥吻，两人决定举报。
“但我不知道向谁举报，”父亲建议段芮寻找妇联，但朋友们说妇联的作用并不大，段芮选择向那位老师就职的学校举报。她在那所学校的网站上搜集了所有学校领导的邮箱地址，注册了新邮箱，把自己和学妹的遭遇进行了陈述。
但她没有得到校方的任何回应，在她发出举报信的当天下午，这位老师再次发来了信息，告诉她“人无圣贤孰能无过”。在静候了一周后，没有校方向她进行求证调查，段芮失望地关闭了邮箱。
根据韦婷婷的调查，选择举报的受害者们大多选择向校方和警方举报，但逾半数没有得到满意回复，大多都是“息事宁人”。
然而，在缺少投诉调查渠道的情况下，网络成了受害者们发声的唯一渠道。在此前一些案例中，这一模式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韦婷婷也注意到，网络发声其实也有诸多弊病。一方面是受害者被裹挟在舆论中，遭受诸多恶意评价，经历“二次伤害”；而另一方面，被举报人和家人的隐私也被侵犯，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被举报人完全没有自我辩解的机会，只能一遍遍经历舆论审判和道德审判。
曹薇薇告诉界面新闻，在建立高校防性骚扰制度时，可以参考国立台湾大学的例子。在其官网中，国立台湾大学公布了性骚扰调查处理及申诉流程图，其中将申诉手续和处理流程一一明确，包括申诉内容、调查的步骤和节点、反馈的时效等等。
据介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少高校在新生入学时就发放防性骚扰的材料，其中会列明可能遭遇的性骚扰类型，包括遇到性骚扰之后的应对办法，并制定了完整的预防和惩治措施。
惩戒措施需更加严厉
林茂曾想过举报，但对她而言，举报最大的障碍并非担心遭遇导师报复，而是自己没有证据。“事发太突然了，又是很私密的空间，除了自己的表述，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指控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
“举证太困难”，不管是受害者，还是研究者们都普遍发现了这一问题。曹薇薇表示，如果要进入到司法程序定罪，需要有完整的证据链，且证据要强有力。但即使不进入到司法程序，哪怕是在校内举报或者曝光，受害者们都被要求出示更多确切的证据。
曹薇薇表示，在举报师长和领导性骚扰时，举证责任不应该在举报人，而是应该在被举报者。
“举报者和被举报者之间存在太多权力不平等”，在曹薇薇看来，需要由被举报者来进行回应，他（她）为什么选择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与被举报者见面，被举报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在国外读博士时注意到，我的一位男性导师在给我做辅导时，会打开办公室的门，这对我是一种保护，他也避免了可能因为构陷会带来的麻烦。”
在建立防性骚扰制度的同时，需要明确师生日常相处的原则规范，尤其是在我国尚处争议的“师生恋”这一问题。
据曹薇薇介绍，国外对于师生恋爱有着不同的规定，一些地方师生恋爱是红线不可触碰；而在一些地方，需要对师生恋爱关系进行申报，必要时需要遵循利益回避原则。
对于“师生恋”，目前在国内尚处争议。教育部颁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也仅明确禁止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曹薇薇对此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是一段权力不对等的关系，老师垄断了太多的学术资源，很有可能以此来操纵学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
当前，对于“性骚扰”的也缺乏明确的惩戒措施。此次北航对陈小武的处置堪称严厉，但也有人提及，此前曾被举报的不少当事人至今仍留在教育岗位，甚至仍占据一定的学术资源。
“这就要发挥行业规范的作用，”曹薇薇指出，在国外，如果高校教师发生性骚扰丑闻，会遭受严厉的处罚，甚至不能再从事与教育相关职业。“各个高校可以就不同程度性骚扰行为给出不同的处置措施，但行业仍需要对此进行明确，包括不能从事相关职业等规定，确保性骚扰的施害者不会因为离职逃避惩处。”
仍在观望的高校们
在北航对陈小武事件作出回应以及处罚措施后，包括韦婷婷和曹薇薇在内的众多研究者们认为这堪称“极大的进步”。但她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这距离建成高校防性骚扰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现在才走了第一步，就是学校不再掩盖性骚扰事件，并给出了相应的惩处，”在曹薇薇看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还需要很久。
2014年厦大吴春明事件爆发后，国内一些公益组织和专家学者曾联名致信教育部，建议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提出成立专门委员会以应对此类事件，不回避法律问题，同时建议学校开展反性别暴力教育并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
然而，直到去年进行调查时，在回复韦婷婷调查的16所高校中，仅有电子科技大学进行了专门的女生预防骚扰的宣传；中南大学在《大学生活安全手册》中专设“女生专题篇”，其中包括8节内容预防校园的性骚扰和性侵害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设有一门公选课“女性学”，包含学生自我权益教育和女性自我保护内容；北京大学设有课程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等。
但关于防性骚扰制度的建立，目前在大陆高校中仍属空白。
尽管教育部对此做出了表态，但曹薇薇看来，“不少高校仍处于观望阶段，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性骚扰的严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