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危险的?

在有些人眼里,书籍是传染病、毒药和不好事物的触发因素。书籍具有危险这一想法由来已久。实际上,这种想法很有道理。

Frank Furedi · 2018/01/12 10:30 | 评论(8) A+
来源:界面新闻

在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都有学生说,读书让他们感到抑郁、心灵受创甚至想要自杀。有人认为,弗吉尼亚·伍尔芙小说《达洛维夫人》中描绘的自杀场景可能使那些有自残倾向的人们萌生自杀念头;有人表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暗藏的婚姻冷暴力会触发人们对家庭暴力的痛苦回忆;还有学生说,即便是古典文学名著也同样危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运动倡导者要求校方将警示文字贴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上,因为这本书中“对强暴行为生动形象的描绘”,可能导致一些本科生的不安和恐惧。

尽管阅读在几千年前就被视为一种对于心理健康的威胁,但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年轻读者们因令人不安的课本内容而自发寻求庇护。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以家长制文化为论据,宣称大部分人无法自主阅读。如果没有睿智的老师为读者指点迷津,苏格拉底担心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阅读书籍后会产生疑惑和道德迷失感。柏拉图在写于公元前360年的《斐德罗篇》中便提出警告:依赖书籍将会导致个人的记忆机能减退,还会使他们丧失记忆的责任。苏格拉底使用希腊文字pharmakon(其含义是“药”)比喻写作,进而阐述阅读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治愈人类,但更有可能成为毒药。几个世纪以来,危言耸听者一直重复着苏格拉底关于文字类似于毒药的警告。

很多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与苏格拉底观点一致。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宣称,阅读行为会对女性产生不好的启迪,最终会给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米南德认为,因情感强烈和意志力薄弱,女性会在阅读过程中感到痛苦。因此他坚称:“教会女性阅读和写作,就好像用更多的毒药去喂养卑鄙邪恶的蛇一样糟糕。”

公元65年,罗马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塞内卡(Seneca)提出了“阅读过多的书籍使人分心”的观点。他说这种做法能导致读者“迷茫和脆弱”。对于塞内卡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某种特定书籍的内容,而是无节制阅读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心理影响。他警告说:“小心!不要因为阅读涉猎太多位作者的书籍和无限制阅读,而使自己陷入散漫无章和摇摆不安的深渊。”

到中世纪时,书籍所带来的潜在有害影响已经成为基督教魔鬼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已故的华盛顿大学言论自由专家黑格·博斯马吉安(Haig Bosmajian)在《燃烧的书籍》(Burning Books)一书中提出,探讨基督教教义的文章曾被视为摧残身体与灵魂的有毒物质。教会势力害怕不受监督的阅读会发展出异端邪说和亵渎神明的书籍,《塔木德经》(Jewish Talmud)便是典例。教会将这本书投进大火中烧掉,称其是“致命的巨蛇、瘟疫和腐朽堕落”。

这种将阅读视为导致读者心理迷失和道德败坏罪魁祸首的看法久经不衰,持续影响着西方文学及文化的每一个历史发展时期。1533年,前任英国大法官、宗教改革的强烈反对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宣称,像新教神学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1494-1536)这类人所著的文章是“致命毒药”,如同“具有传染性的瘟疫一般”危及读者健康。在十七、十八世纪期间,人们总是频繁地使用“道德毒药”或者是“文学毒药”这类词语形容书籍,希望世人关注书籍对人类身体造成的危害。

随着小说在近代早期的出现,读者因为阅读书籍而心智受损成为了人们经常忧虑之事。小说的批评者声称,小说会使读者与社会脱节,因此容易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

英国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断称,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倾向于描述日常生活事件的小说——具有潜藏的不良影响。在1750年的文章中,他警告说:“对于现实世界的准确观察比之前的英雄传奇小说危害更大。”为什么?因为书中所描述的东西与读者所经历的相契合,因此对读者的影响力更大。令约翰逊担忧的是,针对易受影响年轻读者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为他们提供道德指引。他批评浪漫主义小说将具有“好与坏”品质的各种角色们混杂在一起,但并没有指明读者应该以哪一类角色为道德榜样。

书籍能使人产生想要模仿离经叛道行为的念头,而这对女性美德而言尤其有害。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小说《朱莉》(Julie)中提出警告:女性在打开一本小说(任何一本小说都算在内)后,哪怕就读了一页,她也已经沦为了堕落的女孩。

1780年的《女性杂志》(Lady's Magazine)则警告说,小说是“玩弄女性之人骗取女性芳心的力量源泉”。一些畅销书也探讨了这个话题,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便是其中之一。这本书又名《贞洁得报》(Virtue Rewarded),讲述了15岁少女抵御诱惑、反抗强奸后,最终收获幸福美满的婚姻的故事。类似这种主题的作品不计其数。毫无疑问,女性读者尤其容易被强烈的情绪所感染,有被放纵不羁性欲所冲昏头脑的危险。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因为社会道德恐慌而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批评它引发了个人和大众在身心两个层面的功能紊乱。十八世纪晚期,“阅读狂潮”和“阅读狂热”这样的词语都被用来描述无拘束的阅读文化所蕴含的危险。

大量阅读被描述成“狡猾阴险的传染病”,通常与不理智的破坏性行为一同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最危言耸听的要数“阅读狂潮”激发的自残行为,易受影响的年轻读者自杀离世便是表现之一。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讲述了一则苦苦暗恋而不得、主人公最终自杀的故事。社会各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谴责,称其诱使欧美各国一大批盲目的效仿者开启了一波自杀模仿行为的高潮。

虽然这些批判少有现实依据,但批评者还是硬生生从神学家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两卷厚厚的《对自杀的全面探究》(A Full I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中找到了依据。在大量批评和分析之后,摩尔宣称,《少年维特的烦恼》应当为引发年轻读者的自杀热潮负责。尽管缺乏实质性的证据,摩尔的研究还是将阅读浪漫小说和自残行为联系在了一起,并最终让全社会接受了这个观点。他将《少年维特的烦恼》整合成了一部探究自杀问题的“系统科学”作品,而后世很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纷纷引用摩尔的成果作为依据。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德 著 杨武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1779-1819年间,德国医生约翰·彼得·弗兰克(Johann Peter Frank)先后发表了长达六卷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医疗警察制度》(A System of Complete Medical Police),对自杀问题进行了综合概述。导致自杀的原因众多,光是弗兰克列出的就有“无宗教信仰、纵情酒色、懒惰闲散、挥霍无度和与之相随的令人难以适应的痛苦”。他还指出,类似《少年维特的成长》这样“有害的小说”尤其可能导致读者自杀。在那些自杀者眼中,结束生命是“对世俗生活轻蔑不屑的英勇对抗”。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人们开始用科学论证阅读可能导致健康风险的合理性。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精神病医学观察与研究》(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美国第一部精神病领域的作品)中指出,售书人员尤其容易患上精神错乱。用心理学知识重新描述了塞内卡的古老警告之后,拉什称售书人员更容易患上精神病,因为职业要求他们“经常快速将思想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

十九世纪的人们开始争相阅读流行文学作品。这加剧了社会对流行文学的批评,称其会在身体和道德两个层面毒害公众的健康。1851年,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将“不良书籍”称为“精神毒药”,指责它们“破坏了读者的大脑和思想”。在叔本华看来,卡尔·斯宾德勒(Karl Spindler)的《私生子》(Der Bastard)、爱德华·利顿·布尔沃(Edward Lytton Bulwer)的《戈多尔芬》(Godolphin)以及尤金·苏(Eugène Sue)的《巴黎之谜》(Les Mystères de Paris)都具有危害。这几部作品在当时极受社会欢迎,叔本华为此感到忧虑不已。他认为这类书籍大受欢迎的本质原因在于社会文化品位的降低,而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毒害人们的思想。

同样在十九世纪,对流行文学持保守态度的批评家们经常宣称,读者的思想会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被书中的情绪左右。人们将小说叫做“传染病”,这不仅是一种比喻手法:从书中接受的有害思想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也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的确会像患上感冒一样,被小说中的情绪感染。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情绪会使人受到心理创伤,有时候甚至使人做出自残行为。虽然《少年维特的烦恼》创作于1774年,但十九世纪末的人们仍旧指责这本书教唆了易受影响的年轻读者选择自杀。

维多利亚时代后半期,所谓的煽情小说迅速流行开来,轰动一时的《包法利夫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充斥着大量医学和道德教化内容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古斯塔夫·福楼拜的伟大小说讲述了一位医生的太太为了追求激情和刺激而与他人偷情,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包法利夫人》问世之后,市场上又出现了大量廉价的惊险恐怖小说。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作品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并不比身体疾病小。

《包法利夫人》
[法]居斯塔夫·福楼拜 著 周克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5月

1875年,纽约惩恶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发布了由美国道德家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撰写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康斯托克谴责了“精明狡猾且诡计多端”的色情出版物经销商,称他们“给单纯天真的年轻人成功注入了极具破坏性的病毒”。康斯托克认为,如果不对这种“病毒”加以抵制,它们给年轻人造成的伤害将比最致命的身体疾病更严重。他劝告老师和家长们说:“时刻留意你们的图书馆、书橱、孩子的书信以及玩伴,以免疾病侵蚀你家庭的甜蜜和纯洁。”

康斯托克呼吁家长阅读孩子们的通信,时刻留意他们的阅读材料——这不仅仅反映出了一种存在道德瑕疵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困扰。与同时代很多书籍有害论者提出的观点一样,康斯托克的呼吁也存在一定的前提——可疑的文字材料能对读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害怕书籍产生负面影响的道德家们得出结论,认定审查制度能发挥检验检疫一般的作用。1929年,《周日快报》(Sunday Express)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就将写道德沦丧的作者称为“麻风病人”,他敦促社会“采取行动以清除‘麻风病人’带来的疾病”。

尽管受到了言语恐吓的狂轰滥炸,广大读者还是高高兴兴地一边读书,一边忽视长辈们发出的警告。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大部分时期中,人们总是喜欢绕过审查,通过阅读踏上未知的旅程。人文主义者和激进文化潮流支持这种开明的阅读态度,认可所有类型的书籍都能使读者受益。

大众市场、廉价连载文学作品和煽情小说的兴起证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无法抑制公众对于娱乐小说的需求。不管他们怎样警告说小说具有危害,读者依旧愿意捧起书本。但与此同时,二十一世纪的广大读者也在享受阅读的同时试图寻求保护,想要免受书籍带来的不良影响。

如今要求在奥维德作品里贴上警告的,不是清教徒式的宗教道德家,而是大学里的本科生。有老师说,从教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到学生因为某些阅读资料能对自己造成冒犯或者心灵创伤而拒绝阅读,这种自我定义下的脆弱与上文提到的传统的道德审查并不一样。曾几何时,家长式的审查制度坚持认为,阅读文学作品会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审查机制像保护幼儿一样过度保护着读者。如今,年轻的读者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免受令人痛苦文字的袭扰,实际上,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让自己更加幼稚而已。

人们之所以警告称书籍能触发负面事物,原因在于想要保护弱势群体免受阅读带来的潜在伤害和不良影响。至于那些反对或者忽视警告的人则会受到社会谴责,被称为导致弱势群体边缘化的帮凶共犯。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曾经作为当权者统治工具的审查制度,如今却成了保护弱势群体不受身心伤害的有力武器。

在通常情况下,支持审查制度的人关注自身以及自己的思想感情状态。他们更喜欢用自身的情况作为论据,而不是依赖对书本内容的评估。实际上,审查制度的拥护者对文学作品的价值以及文字内容毫不关心,他们只是想让读者小心谨慎而已。在这些支持者看来,如果读者没有准备好应对阅读过程中遇到的意外和令人难以预料的体验,他们便可能受到心灵伤害。

不过,这类阅读令人烦扰的文字因而受到心灵伤害的故事中,更多的是奇闻异事成分,严谨的实证却难觅踪迹。201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在《大西洋标准》杂志(Pacific Standard)发表的对一份近期研究的复审报告中写道:“提前警告读者和做出审查的做法,不仅仅低估了大部分创伤幸存者的康复能力,也可能给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传递出错误信息。”

在关于提前警告读者的争论中,关键的问题不在心理层面,而在文化层面。这个问题的存在突出了脆弱的敏感,也降低了人们从创伤中恢复的能力。正因如此,经常需要阅读和讨论“危险”文学作品的大学生才认为自己无法应对令人不安的阅读材料。

不过,有些时候给予读者警告还是很有必要的。在历史上,人们之所以一直担心阅读有害,其实是有其原因的。阅读的确是一种充满危险的活动:读书的过程能捕捉人们的想象力,创造情绪波动,使得人们心生焦虑。对很多人来说,踏上未知旅程的兴奋才是让他们捧起书本的原动力。

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1958-1966年期间随笔集》(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1958-1966)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能否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或者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做到“坐怀不乱而坚守自我”?读书可以给读者带来很多意外,提供几乎不受读者掌控的体验。在为人性寻找意义的过程中,阅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人们对书籍充满忧虑的原因所在。

本文作者弗兰克·弗莱迪(Frank Furedi)是一名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此前曾在肯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十七本著作,最近的一本是2016年出版的《我们的大学怎么了?》(What's Happened to the University?)。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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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eon

原标题:Books are dang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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