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没有被终结者式的反乌托邦愿景折磨的我们来说，自动化所引起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果机器人接替了人们的工作，那这些人要去做些什么？”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曾在1930年代提出，在一个世纪内，随着资本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个经济上的乌托邦将会被创造出来，从而没有人需要每周工作15个小时以上。“我们天性的进化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的本能——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凯恩斯写道，“如果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人类的传统意义将会被剥夺。”
对于人类的“传统意义”，凯恩斯说这意味着我们工作的欲望。至于“经济问题”，他指的是“匮乏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努力去弥合我们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鸿沟。
凯恩斯的担心是正确的。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像以往一样努力工作，尽管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生产力早已经跨越了解决经济问题所需要的技术门槛。更重要的是，工作是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在哪里和什么人一起共度大部分时间，定义了我们的社会地位，还塑造了我们的政治观念。
但工作的动力并不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最好的证据来自狩猎和采集社会，在那时人们所享有的休闲时间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
我们曾经认为，农业社会前，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布须曼人的祖先的生活是充满艰辛的，但这一想法被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推翻。尽管他们所处的环境很恶劣，但布须曼人在每周工作大约15个小时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当不错的生活。
随后的研究展示出：狩猎收集者们的工作态度来自于他们对环境供给的信任，以及他们如何利用环境的知识。他们不储存食物，只为满足迫切需要而工作，他们相信在短短几小时的努力下总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与现代人不同的是，狩猎收集者们需求少并且容易满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被称为“原始丰饶社会”。
尽管农业被证明远比狩猎和采集更具生产力，但它也暴露出越来越多新的、可怕的风险：从作物歉收引发饥荒，到牲畜传染的疾病。为了降低这些风险，人类的劳动变得前所未有重要。正如任何一位农民都会告诉你，你能从土地中获得多少粮食，取决于你投入了多少汗水。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投入大部分都是自动化和机械化。
人类已经来到了工作史上和农业革命一样重要的转折点。我们以及大多数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的人们，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物质富足。那些仍投身于农业工作的人们支撑起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每年丢掉的食物和消耗掉的几乎一样多。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持续高产的执念损害了我们和其他物种的将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主要策略，在于找到更加可持续的方法，使我们能够继续生产和消费。同样的，大多数对自动化潮流冲击的管理建议都集中在如何为那些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代替的人找到新工作。
但是，我们应该从知识中获得安慰：我们不是天生就习惯工作的。自动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我们和工作的关系，放弃对经济增长的痴迷，这种痴迷是很危险的。
James Suzman是一位人类学家，以及《不富余的富裕》（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一书的作者。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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