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即将到来时，进步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萌生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梦想。他们认为，在正确的社会改革下，人类能够消除所有战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号召寻求“战争的道德等价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在立法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期消除战争。在1907年的书籍《和平的新理想》（Newer Ideals of Peace）中，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预测，全球将会携起手来，共同合作，为工人、女性和移民提供更多的权利，因此，没有人将会再次发动战争。
然而，1914年，一战爆发，紧接着，1917年，美国参加了一战。该事件似乎动摇了美国的这一梦想。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在“他让我们摆脱战争”的口号下赢得总统连任，但是，1917年早期，德国发动了针对中立国家船只——以及这些船只上的所有美国平民——的潜水艇战争。因此，威尔逊很快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德国外交部长齐默尔曼曾向墨西哥发了一封电报，向其表明，德国将协助墨西哥入侵美国。但这一电报并没有起到作用）。1917年4月2日，威尔逊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和平运动曾是威尔逊竞选时期的有力同盟，对于威尔逊要求国会宣战一事，和平运动感到自己被背叛了。之后，威尔逊签署了间谍和煽动法，授权政府监控美国公民，成立了“发表、印刷、写作或出版”任何对政府“不忠”内容的罪名。许多广受公众支持的反战活动家都被抓进了监狱。
和平运动担心美国成为军事化的国家，对公民严加监控。而这一担心逐渐成为了事实。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一直在进行军事化。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能够在不经过应有程序的情况下，监控美国公民。威尔逊发布的这一法令曾被用于发动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许多军工业都一直在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预算政策。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在最近的作品《以战制战》（War Against War）中提到，美国加入一战前的那几个月，“可能是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历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段时期”。他可能是对的：参战的这一决定塑造了一个以国家安全为重的美国，而如今美国人仍然生活在这个国家当中。
同时，正如这三本新书中所显示的，战争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正义和和平的新观点，而正义和和平恰恰是几代人的共同梦想。《以战制战》认为，和平运动激发了左翼美国人的活力，有助于塑造接下来几十年中的美国身份认同。乌娜·哈撒韦（Oona Hathaway）和斯科特·沙普洛（Scott Shapiro）的作品《国际主义者》（The Internationalists）认为，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减少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考夫曼（L.A. Kauffman）的作品《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追踪了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事件，叙述了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中的反战活动家们是如何在在越来越具有包容性的斗争中，带领左翼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追求民主的。
卡津是乔治城大学的历史教授，也是杂志《异见者》（Dissent）的编辑。在《以战制战》这本书中，卡津关注了“混杂的”反战联盟中的组织领导者。珍妮·亚当斯和社会主义者记者克丽丝特尔·伊斯曼一起，引领女性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组建了一个国际同盟。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是一位来自纽约的劳工律师，他将战争看作是资本家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争权夺利的手段。克劳德·基钦（Claude Kitchin）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他带领民主党反对战争，有时候也反对威尔逊总统的愿望。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则带领着中西部和西部的进步主义者。他们认为，大企业之所以推动美国参战，主要目的是想从与英国的军火交易中获利。同时，诸如阿萨·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和杜波依斯（W.E.B. Du Bois）等非裔美国人也在批评这场战争，他们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者对殖民地资源和劳动力的争夺。
在战争的早期，这种纷杂的联盟似乎能够实现成功，他们发动了游行、集会、艺术展览以及剧场表演等活动，争取公众对备战手段的反对，例如威尔逊总统所发出的法令等等。他们担心这些将会使美国成为军事化国家。女性主义者则在海牙举行盛大的国际会议，要求在商议和平事宜时算上女性的投票。亨利·福特曾资助一艘命运多舛的“和平号”轮船。1915年末，这艘轮船满载着业余外交家们前往挪威。福特希望，这艘船能够“在圣诞节之前让男孩们离开战壕”。亚当斯和其他人则不断地与威尔逊会面。威尔逊此时似乎仍然忠于和平事业——或许他愿意利用美国作为强大的中立国家的身份，调解停战事宜——但是后来，他却转而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
卡津批评了反战运动的战略。他认为，“和平爱好者们发动了大量活动，将精力投入到这些无法阻止美国军事化的活动中，这使得他们的力量被稀释了”。活动家们的主张包括保护劳工权利、妇女选举权以及对少数族裔的包容；除此之外，1915年，美国占领海地，亚当斯曾游说威尔逊希望美国军队退出这场冲突。这种任务的繁多性使得和平运动难以在战争这一单一事项上联合发力。1915年10月，主要和平组织的领导者们在曼哈顿会晤，试图在协调彼此之间“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政策类型”，但是，此次会议的成果仅仅是人们同意再次会面，介绍他们正在从事的活动及其原因。
尽管进步主义者们最终失败了，但是这场战争也激励着他们继续向前。在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活动家都仍在继续从事广泛的社会正义运动，追求他们在战争期间曾经同样寻求的国际合作。例如，战争结束之后，杜波依斯又将自己奉献给了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随着战争进行，大量和平组织成立起来，影响了几十年以来的美国法律和政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建立之初的目的是保护战时的言论自由，现在也开始保护言论自由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和平联谊会（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也在同时期建立起来。20世纪40年代，该联谊会资助了第一次自由之行（Freedom Ride，指为争取公民权利民权工作人员去美国南方各州乘坐实行种族隔离的交通车辆作示威性旅行）。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该联谊会的兄弟组织反战者联盟（War Resisters League）为马丁·路德·金提供了战略支持。
反战运动的多重议题最终收获了许多成功。尽管之后的反战运动经常寿命短暂，但是，由于这些活动家和各类组织将早期左翼的思想一代一代地传递到后人，因此，这些运动中仍有一条线索贯穿其中。卡津自己的书籍则非常具有代表性。这本书由一位曾经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者还原了一战的抗议历史。他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如今的左翼提供借鉴。
在《国际主义者》一书中，乌娜·哈撒韦和斯科特·沙普洛看到了制止战争的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办法。他们认为，一战后，各国所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关系。最初，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曾提议法国和美国可以签订双边条约，谴责任何针对彼此的战争。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则认为，白里安仅仅是在利用美国保护法国免遭德国的再一次入侵。所以凯洛格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只要其他主要国家放弃战争，那么美国也会放弃战争。凯洛格对自己的这一提议并不抱任何期望。但令他惊讶的是，各国居然同意了这一提议。1928年8月27日，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巴黎，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废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人们经常将这项公约视为一次重大的失败——因为在这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但是，乌娜·哈撒韦和斯科特·沙普洛却认为，该公约改变了战争的概念。在二十世纪早期之前，战争不仅是被各国所允许的，而且还是全球正义的主要机制。没有法庭能够倾听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所以国家只能利用战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赢得战争的国家则被认为是发起了一场正义的战争。强权即公理。
美国人萨蒙·莱文森（Salmon Levinson）被人们对战争的这种理解震惊到了。莱文森是一位芝加哥的商业律师。他认为，“这个世界的真正病症在于战争的合法性和可获得性”。1918年，他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写道，禁止战争的法律并不能消灭战争，就像刑法也不能阻止谋杀一样。但是，如果将战争“认定为是一种犯罪”，那么“世界上的力量将会被组织起来与罪犯作斗争”。
1921年，珍妮·亚当斯和“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发行了35万份莱文森起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名为《战争非法化》（Outlawry of War）。教堂、商会、记者以及政治家们都被带动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历史学家詹姆斯·肖特维尔（James Shotwell）、外交官（Sumner Welles）、法律学者（Hans Kelsen）、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以及国际律师赫什·劳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都加入到了莱文森的行列当中，致力于围绕战争非法化，建立一套全新的、更为复杂的国际体系。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签订便是该活动的一部分（莱文森向凯洛格提出建议，肖特维尔则向白里安提出建议），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的编写和纽伦堡审判也是其中一部分。
乌娜·哈撒韦和斯科特·沙普洛认为，非战公约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是非常成功的。自从该公约签署后，在战争中被侵占的领土面积下降了94%。而且，在1928年之前，在一般国家中，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一场战争，但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之后，这个频率下降了。国家想要知道，如何通过经济制裁加强法律禁令的效力，如何建立更为成功的国际治理机构，如何惩罚战争罪。虽然公约本身并没有终结战争，但是这个理论却在不断发展，该公约中所蕴含的核心观点改变了整个世界。
乌娜·哈撒韦和斯科特·沙普洛认为，这个全新的国际体系“虽然拥有一些真实，甚至是糟糕的缺点，但却比回到那个战争合法、全球治理崩溃的体系中更好”。但是，我们在享受如今的世界体系时，也应该更努力地去改善这个国际体系。毕竟，二十世纪末，美国推动战争非法化，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同时，也仍然在侵略其他国家。
二战后所出现的“美利坚和平（Pax Americana）”，实际上充斥着美国对和平的破坏：侵略、暗杀、给予政变以资金和武器支持、折磨、镇压、内战等等。为了激起公众的此类事件的反对，减少战争的发生，美国左翼群体试图让这种冲突变得更为清晰可见，并取得了许多成功。正如考夫曼在《直接行动》中所叙述的，美国公众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改变了美国反战运动的本质。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抗议政治不再将重心放在大规模的游行中，而是转为静坐示威、联合抵制以及人群封锁等形式的活跃抗议。
考夫曼这本书在最开头便叙述了1971年5月3日所发生的事件。当时，有2.5万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将自己称之为“营救部落”（Mayday Tribe）。他们聚集在华盛顿，希望能够关闭政府。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壮大的、也是最为大胆的直接行动”。经过精心的技术策略指导之后，活动家们四散开来，封锁了21个大桥，阻止联邦雇员去上班工作。但是，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那细致的指导手册也准确地告诉了政府他们将会出现在哪里。理查德·尼克松调集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国民警卫军来帮助警察围住了7千人，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逮捕。这些活动家们失败了，他们没能成功关闭政府，但是他们的直接行动的幽灵却震撼了白宫，最终促使美国快速从越南战争中抽出身来。
这场行动也有利于改变美国左翼活动的进程。这是“新激进主义的第一次重要试验”，考夫曼写道。这场行动开始促使活动家们努力让革命焕发生机，而非要求立法者去改变法律。例如，1980年，在“女性五角大楼行动”（Women’s Pentagon Action）中，1500名女性活动家包围了五角大楼。她们认为，猖狂的军事化、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恐同症、环境恶化、核扩散以及削减社会支出等问题已经撕裂了将整个社会网络。她们要重新编织“生命的网络”，也就是说，她们要包围五角大楼，编织出一道“隔离网”，使得没有人能够进入五角大楼去工作。80年代末，十万名活动家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封锁了中央情报局的总部，反对美国支持中美洲的邪恶战争。
20世纪90年代，受到艾滋病倡导组织ACT UP特立独行的“街头剧场”活动的影响，直接行动开始频繁爆发。1999年，西雅图斗争（Battle of Seattle）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抗议，大量左翼组织在大型直接行动中联合起来，传播到世界各地。直接行动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这些抗议中的大部分都不像抵制越南战争那样壮大、普遍，但是他们却展现了危害社会的各种病症之间的相互关联。
考夫曼总结道，诸如“女性五角大楼行动”等早期的活动，进一步发展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黑命贵”这场“横跨多种议题的”运动便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正如后来“黑人生命运动”平台声明中所写的那样：
“虽然这个平台集中关注国内政治，但是，我们知道，父权制、剥削性的资本主义、军事化、以及白人至上等各种问题之间并没有任何边界。我们和我们的国际友人团结在一起，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反对黑人种族歧视、人为的气候变化、战争以及剥削”。
虽然一战的反对者们由于关注大量不同的议题因而注意力分散。但是，如今的活动家们却更为强大，他们能够一次性处理许多相互联系的问题。
追求更为和平和平等的世界，越来越要求世界上出现一个更具包容性、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运动。近来，伯尼·桑德斯描绘了一个全新的进步主义外交政策，这项政策要求全球团结在一起，反对收入不平等和气候变化。这些问题也与种族和战争等问题紧密相连。财富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杜波依斯所说的“肤色界限”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对全球的贫困和有色人种造成更为深重的影响。气候变化本身会带来干旱、饥荒、洪水以及被迫移民，因此也会滋生出更多的军事冲突。
不仅仅是全球之间相互联系这个特点要求全球各国合作起来，去解决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本身之间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战胜这些问题需要能够连接当地和全球问题的草根组织，也就是《以战制战》中所形容的那种组织形式——也需要创新性的改革来加强国际立法和政治体系，让国际体系更为民主有效。
这是一项艰巨且耗时漫长的任务。但是，如果历史上那些消除战争的努力能给我们以启发的话，那么这个启发就是，激进的观点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会给活动家们和各类组织以鼓励，即便是在左翼运动低迷的时候。在扩大公共生活，争取民主权利的战斗中，反战运动的历史体现了自身所拥有的快速恢复和团结协作的能力。正如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在1917年所说的，这种能力会出现在“一个民主哲学所应该存在的”地方，会去填补这里的“真空”状态。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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