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凭手上的静脉、疤痕 她就能抓出恋童癖者

2006年的一天，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解剖学与法医人类学系教授苏·布莱克（Sue Black）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一位名叫尼克·马什（Nick Marsh）的人打来的。他是一名法医摄影师，17年前曾与布莱克一起工作，当时他是由外交部委派调查科索沃战争罪行受害者遗体团队的一员。马什知道布莱克有一种天赋，她能从肉和骨头的碎片中识别人的身份。现在他有了另一个种类的证据，想知道她是否能帮上忙。

这个证据是一段8秒长的数字视频。马什一直在跟进一个案子，一名少女声称父亲会在夜里溜进自己的卧室并实施猥亵。女孩的母亲不相信她，于是她就拿了一个摄像头，对准自己的床拍了一整夜。摄像头捕捉到了一个人的手掌和前臂抚摸她的画面，此后女孩的父亲拒绝承认视频里那只手是他的。“这真是我见过的最骇人恐怖的事情，”布莱克说道，“真正的恐怖片。”

马什问布莱克有没有办法能确定行凶者，但她毫无头绪。“我还从来没做过那样的事情。从没有根据手来确定过别人的身份，”她说。然而在研究了这段视频之后，布莱克发现了一些之前被她忽略的东西：男人手背上的静脉清晰可见。在黑暗中，摄像机切换到了红外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静脉血管中的脱氧血就会呈黑色线条状。身为解剖学专家的布莱克知道，即使在同卵双生的双胞胎中，每个人的手部静脉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她让警察拍下女孩父亲的手和前臂照片，静脉纹匹配上了。

布莱克在法庭上作为控方的专家证人出庭，出示了她的模式分析。这是英国法律史上第一次出现此类证据，当她介绍的时候，法官都不得不暂停庭审90分钟，专门让她解释分析背后的原理。布莱克解释了基本原理，但也承认她还没有显示手部模式匹配可能性的统计数据。“这种研究还没人开展过。我只能说这两只手的模式完全吻合，但却不能断言这绝对不是他，”她说。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公诉律师预计女孩的父亲会被判有罪。然而最后他却获判无罪。

“我问律师，是不是我们哪里出了差错，还是说我没能很好地传达一些涉及科学的东西，”布莱克回忆道，“她回答说，‘不，科学部分没有任何问题。陪审团只是不相信这个女孩，他们认为她的沮丧程度（表明她受到了巨大伤害）还不够。’”布莱克惊得目瞪口呆。

这件事过去不久后，严重及有组织犯罪调查局（SOCA）询问布莱克，她是否能够帮助开展一项名为“奥尔行动”（Operation Ore）的警方调查。这是一个长期项目，有超过7000名英国人因涉嫌下载淫秽图像而成为调查对象，FBI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儿童色情分发商的数据库中找到了他们的详细资料。

这次行动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计算机犯罪调查，被捕人数超过3700人，其中还有一些公众人物，如“谁人乐队”（The Who）的吉他手皮特·汤申德（Pete Townshend），以及《幕后危机》（The Thick of It）的主演兼编剧克里斯·兰厄姆（Chris Langham）。

布莱克再次被问到她能否辨认出图像中的人。“接触‘奥尔行动’后我才第一次知道，这类案件的规模居然这么大，”她说，“我从前太天真了。我以为只有孤立案件中的个别人才会这样。”根据布莱克的说法，每天有大约一百万张虐待儿童的图片被上传到网络上。当警察没收手机并发现不雅图片时，他们平均每次会发现大约10万张个人照片。“这是个巨大的问题，警察无法了解和接近这个群体，更不用说将他们绳之以法了，”布莱克说。

最后，她只担任了“奥尔行动”的顾问。当记者揭露出警方方法的缺陷后，整个计划立即陷入争议。

然而，这是布莱克的一个转折点。“奥尔行动”期间，她开始完全意识到一个此前根本没留意的问题，而她自己正是可以为此做点什么的那个人。

在女孩父亲的审判过后几个月，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偶然发现了一个新想法。马什提到，警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儿童不雅照片和视频。施虐者自己常常入镜：“对儿童实施性虐往往和权力有关，抚摸是其中一部分，”布莱克说，“当施虐者看到自己虐待儿童的形象时，他们就会重温情景。如果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出现在图像中，那就会给他们额外的参与感。”

问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施虐者身体的唯一可见部分是他们的手和生殖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某人有罪，但布莱克不服气。“有一条从未被充分探索过的研究路线，”她说，“我经办的一些案件，受害者已经身亡，但这些案件中施虐者和受虐者都还活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图像中获取一些东西，并以有意义的方式使用。我想我们应该研究一下。”

布莱克坐在修建于70年代的办公室里。窗户高大，采光良好。她的头发梳成辫子，穿着羊毛衫，看上去很有学术范儿。她态度严肃，但和蔼可亲。

她成长于一个蓝领家庭，是两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家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她在阿伯丁先是学习生物学，然后是人体解剖学。她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随后是警方的尸体身份鉴定工作，接着是外交部委派的科索沃战场工作，她在2001年因此获颁大英帝国勋章。她一直在类似伊拉克这样国家的冲突地区工作，2004年海啸发生后，去往泰国工作。

2003年，布莱克接管了邓迪大学的解剖学和人体识别中心，并开始研究解剖学和法医学之间的联系。2016年，为了表彰她在法医人类学方面的贡献，她被授予女爵爵位。

致力于法医学案例工作的团队，布莱克评价道，“联系非常紧密。在一个案例结束后，我们都会坐下来好好讨论一番。尽管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心理辅导，但可以随时获得。我们都很专注彼此，如果有人感到不舒服，我们马上着手解决。当一个团队长期接触这种糟糕透顶的事情时，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各个成员并不是独自在承受。”

“奥尔行动”之后，布莱克意识到，只有拥有真正的科学基础，而不是建基于临时对比，手部分析才会被认真对待。这个方法可以很好地展示施虐者和被告的静脉纹，但如果被告声称很多人都有可以相匹配的模式，布莱克就无法用任何科学有效的证据支持她的论点。换句话说，她需要用较少的预算，构筑起一个庞大的包含数百人的数据库。

2007年4月，布莱克的部门赢得了一份合同，向550多名警察、验尸官和官员讲授灾难受害者的身份识别。布莱克要求参与者拍下他们的手、前臂、脚和腿的照片。大多数人同意了。

最近，她帮一位母亲证明她儿子的遗体发生了什么事。她在爱丁堡的墓地里进行了一次挖掘，确认棺木里没有任何人类遗留物。

到2008年，她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了静脉纹分析的有效性。不久之后，她被要求在另一个案件中提供帮助，被告是经营苏格兰最大恋童癖网络的8名男子。多年来，他们串通一气，对儿童实施强奸和性虐待，并分享了至少12.5万张相关图片。施虐细节如此令人痛心，以至于在听证期间，公众和媒体都不被允许观看这些图片，但顾问们可以。一次，陪审团听说其中一名被告发表了一份请求，索要“患唐氏综合征和学习困难儿童的色情片”。

很多照片都是男子正在虐待朋友的孩子。一张关键的照片——随后以“新年聚会照”为人所知——里面有41岁的尼尔·斯特拉坎（Neil Strachan），他是两名元凶之一。2005年的新年前夕，他试图强奸一名自己正在照看的18个月大男童。斯特拉坎在图像中唯一可见的身体部位是生殖器和左手。这就是布莱克分析的素材。

斯特拉坎的一个错误帮助了她。他的辩护团队称照片里的身体部位是大腿，估计他们的意图是想说明，那个地方没办法用来判定任何人的身份。然而，当施虐者拍摄时，他让拍摄对象保持在照片中的比例，“这就把施虐者的拇指完美地拍进去了，”布莱克说。

布莱克将照片中的左手拇指与“新年聚会照”进行了对比，找到了匹配的细节，包括一个半圆形的异常凸起、位于指甲底部的白色区域。“这次，我可以把这些统计数据放进我的数据库了。”2009年10月，斯特拉坎被判处终身监禁，刑期最低为16年，上诉期限为9年。

可以用两种手部鉴定方式来验证一个人的身份。首先是痕迹和伤疤——在英国，20%的急诊室患者都有手部伤。第二，它具有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内在形态特征，如指尖螺纹，掌纹和静脉纹。当人体在子宫内生长时，细胞会自发地聚集，而不是遵循预先设定好的蓝图。这意味着静脉纹是一次成型的。被皮肤包围的血管也有优势，不同于指纹，它不能被改变。

布莱克主要分析的是手背，因为这些是她在刑事案件的图像资料中明显可见的。她首先将24个格子的网格映射到手上，覆盖从指甲到手腕的所有部位。然后，她分析每一个方格，寻找识别标记、研究静脉纹，在屏幕上画出黑色线条使其更加清晰可见。她最常检查的特征是静脉、疤痕、雀斑、胎记、痣、指甲和指关节上的皮肤皱痕，每一项都认真核查。例如疤痕，会根据线性、非线性，手术形成、意外所致，以及走向来分类。当她将被告的手与数据库进行比较时，她可以用几何公式计算出其他人有相同标记和静脉纹的可能性。

布莱克的数据库——她现在分析了1000只手——提出了令人着迷的见解。比如说，你很可能会在你的第二根手指尖端，或者手背中间留下一个线状伤疤。大概没有人会在小指上长痣，但如果你两只手的同样区域都长了痣，那它很可能位于手腕与第二指节围出的三角区域的下部。

平均而言，男性的疤痕会比女性多50%，但惯用右手的男性更有可能在左手上留下疤痕，而惯用右手的女性伤的则是右手——没人知道为什么。布莱克对她的数据库中所讲述的故事非常着迷。她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柯南·道尔名作《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的台词：“食指和拇指之间的茧，表情，衬衫袖口——通过这些东西，一个人的性情便表露无疑。”

布莱克的方法论有时会受到来自个案的挑战。2014年，大曼彻斯特郡警方要求她就恋童癖患者杰里米·奥克奇（Jeremy Oketch）的案子进行调查。嫌疑人是一名30岁的药剂师，曾两次强奸一名2岁女童并拍摄过程。尽管难以验证，但女童在侵犯过程中的沉默表明她很可能被下了药。虽然警方有55分钟的视频以供检查，但嫌疑人唯一可见的身体部位，仅有一只手和他的生殖器。

这段视频让人非常痛苦，布莱克回忆说，法官希拉里·曼莉（Hilary Manley）离开法庭观看这段证据，回来的时候都能看出来她身体在颤抖。这是布莱克的自我错觉吗？“虐待儿童的画面会影响到每个人，”她说，“看视频时我很焦虑，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你必须保持客观。我不是在回过头去分析事件，我的工作是为调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希望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不要再把技术发展成使我们的孩子失去清白的装置。”

奥克奇的案例给她带来了两个技术问题。首先，他是黑人，“目前所有我们测试过的人都是白人。我不知道那些特征在黑皮肤上是不是都能看得见，但它们确实可以。”第二，视频的大部分都是清晰的，有大量的匹配，潜在的差异完全没有，这听起来很理想，但这种明显的确定也带来了风险。布莱克从柜子中取出文件，滑到她为奥克奇一案所写的报告给我看（它不受版权限制，并已被皇家公诉采用）。信息都列成了表。在“手”这一项下面，出现了长长的特征清单：“手部形态学”，“拇指指甲在不对称的半月痕处凹陷”，“静脉纹”等。在“生殖器”这项里，特征清单短一些：“生殖器形态学”，“静脉纹”，“横向偏移”。每个特征都被标记出来，以显示他们在强奸犯和嫌疑人身上是否相同。完全符合。“正如我所了解到的，这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会让你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一切。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知道怎么去看；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没注意到的，”布莱克说。

最后，匹配程度变得显著。当布莱克出示报告之后，奥克奇一改拒不认罪的抗辩；他被判15年有期徒刑。布莱克说，这种抗辩的改变很重要。这意味着原本用于试验的资金节省下来了，也意味着孩子可以免于在法庭上作证。

布莱克的团队为世界各地的警察提供帮助——包括联邦调查局、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每年处理30到50起案件。自2006年以来，布莱克一直从事此类工作，在她的分析中，被告改变认罪态度的比例为82%。布莱克接手与罪犯伪装面孔有关的案件。拨款帮助扩展了数据库，她的团队也减少了编写报告所需的时间。

当从警方那里送来一个案件的时候，布莱克管理这个项目，但是客户却付钱给学校；任何对布莱克团队的支付都可能会损害其客观性。图像或视频材料被传送到加密的硬盘上，并亲自交给她。但她自己首先看了所有的视频证据，为同事们吸收了最初的震惊。“开头的一次你必须全部看完，才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解释道，“然后你可以缩小范围，看看那些对你的工作更重要的部分。”

在那之后，她和露西娜·哈克曼（Lucina Hackman）分享她认为的重要材料。哈克曼是学院的人类识别高级讲师，而且两位女性都单独挑出了最能突出解剖学特征的图片。然后，她们就罪犯的重要特征达成一致，同时团队的摄影专家克里斯·莱恩（Chris Rynn）将对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一旦她们确定了罪犯的特征，她们就会研究嫌疑人的图像，试图建立匹配。

粗略地说，任何生物特征的确定性程度都取决于数据库的大小。布莱克的数据量太小，还不足以说明统计概率。因此她采用司法部门使用的系统，以客观评价匹配的概率。

即使有嫌疑人和行凶者的清晰图像，也不可能科学地保证完全匹配，因为这取决于所有的解剖特征。一个嫌疑人可以被排除在百分之百的肯定之外，但是匹配却只能有一个等级：对嫌疑人和罪犯是同一个人的“强有力支持”。这相当于从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概率，其间已足够指向另一个人。

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被告改变他们的抗辩，因为通常会有更多证据表明此人牵涉其中。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投资数十亿来创造百万级的数据库，布莱克说，这是因为针对抓捕儿童虐待者的研究没人投钱。在法医领域，大部分研究经费都投入到DNA研究中，因为人们对它既了解又信任，且更有动力去做快速又便宜的事。

“我们研究了数据库中所有人右手和左手的静脉纹，目前还没有找到二者能匹配的例子，”布莱克说，“自从我们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多次扩展了数据库，但我们还需要更大的数据库，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我认为我们可能又会得到一件和指纹一样好的凭据。” 布莱克试图将搜索重复模式的过程自动化，创建能够从数百万个静态图像或视频图像中提取特征的算法。“我们已经做了试点项目，结果表明我们可以提取静脉模式和色素模式。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能否在关节上做皮肤折痕图，”布莱克说，“当你把所有这些特征和模式都层层叠加起来的时候，身份识别的正确率就会提升至指纹水准，甚至达到DNA的水平。我们可以借此识别并寻找那些最初的音像制作者，也减轻了这些图像给官员们带来的压力。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当被问及法医学手部分析得到普及之后，恋童癖们开始戴手套作案的可能性时，布莱克很坚定：“他们不会的。大多数犯罪的人都不算聪明。他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抓。”

个案研究：迪安·路易斯·哈迪（Dean Lewis Hardy）

在2004年的泰国之行中，肯塔基州的迪安·刘易斯·哈迪（Dean Lewis Hardy）拍摄了四名年龄在8岁到10岁之间女孩的不雅照片，他手摸女孩的场景也被拍了下来。五年后，通过分析他的双手图像，他被认定犯有猥亵罪，判处6年徒刑。检察官说，这是第一个使用了手部分析的案例。布莱克发现哈代的伤疤与嫌疑人的雀斑和拇指皮肤皱褶吻合。“疤痕和皱褶是偶然形成的，”布莱克解释道。雀斑的图案是随机的，但它们的存在表明了雀斑形成的遗传倾向。因此，我们的特征皆有不同的前因。

2016年6月，肯特郡警方要求布莱克对理查德·哈克（Richard Huckle）的案子进行调查，他是英国历史上最残忍的掠夺性恋童癖者之一。2006年到2014年之间，哈克在吉隆坡假扮成英语教师和慈善家，照看并猥亵了超过200名马来西亚儿童——包括婴儿。强奸和性虐的图片及视频在地下网站上与恋童癖群体共享。

2014年12月，美国国家犯罪调查局(National Crime Agency)的官员在他抵达盖特威克机场(Gatwick Airport)，与父母共度圣诞时逮捕了他，并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了2万个不雅照片和视频。调查局下属儿童开发和网络保护部门（CEOP）的官员查看了每一张照片和视频。这种东西令人不安：尽管在指控中可以确定23名儿童的身份，但受害者的数量可能要高得多，因为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份分类账簿，他将“恋童等级”从“基本”到“硬核”分成了15个档次。电脑里还找到了一份他自己编撰的60页手册《恋童癖和贫穷:儿童恋爱指南》（Paedophiles and Poverty: Child Love Guide），这本书的重点是如何选择那些一贫如洗的受害者而不被发现。他原本计划在网上发布，并创建一个恋童癖维基指南。“我中了头奖，”他写道，“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像狗一样对我忠诚，但根本没人在乎这事儿。”

布莱克分析手背时，她绘制了一个有24格的网格，然后寻找身份标记和突出的纹理模式。

CEOP的官员选择了他们认为最清晰的素材，并将其传递给布莱克。“有些素材已经很老了，因此被降解掉，但我们不需要去研究这个，”她说，“摄影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今天的恋童癖会拍出更清晰的照片。这让身份识别变得更容易。”即便是看已经经过选择的素材，也还是花了团队很长时间。“我们花了四天时间才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完，看看我们能用到什么，把有用的东西隔出来。”

最后，布莱克的团队提供了证据，表明哈克很可能是行凶者，而当他和奥基奇一起被指控时，他改变了抗辩。法官彼得·罗克·QC宣判时说，这种罪行几乎毁掉了受害人的人生，并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此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判决的规模，”布莱克解释道，“他被控71项罪名，判处22个无期徒刑，法庭的说法是，‘我们对这件事很认真，不会让它沉寂。’” 布莱克并没有详述个别案例如何恐怖，而是更倾向于谈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阻止网上虐童图片的分享。“难道我们的手机不能识别身体的某些部位，阻止它们被拍下来吗?”她问，“这是我想要苹果公司这样的企业行动起来迎接的挑战，阻止技术成为一种机制，让我们孩子的清白被偷走。因为你知道，统计数据表明，有六分之一的人在童年时期曾遭遇过非意愿的性关注。六分之一！我想不出比这更严重的罪行了。你想得出吗？”

本文作者Richard Benson是记者和作家，现居伦敦，曾撰写关于阿瑟姆·哈斯那（Asem Hasna）为难民开发3D打印假肢技术的报道。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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