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自去年底（2016年）对境外投资开展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查以来，到目前为止，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没有新增项目。5天之后的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新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个方面进一步对跨境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市场普遍认为，新办法将有利于企业开展跨境并购，2018年境外投资将重拾升势。
年初的骤然收紧，到10-11月的境外投资降幅逐步收窄，再到年底新办法的出台，2017年中资海外并购经历了什么？2018又将如何？
非常时期的政策转向
从2013年至2016年末，中资跨境并购连年增长，根据商务部数据，中国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013-2016年分别为901.7亿美元，1028.9亿美元，1180.2亿美元和1701.1亿美元，其中2016年中资海外并购金额为1072亿美元。
而外汇储备规模在2014年9月达到39932万亿美元后开始一路下滑。2017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首次跌破3万亿美元，低至2.998万亿美元，并创下近6年的新低。
出口下降，FDI减少，2015年“8.11”汇改以来市场形成的人民币长期贬值预期以及2016年境外投资的非理性增长给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了空前压力。多重合力下，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开始影响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健康运行。
随着外储的急剧下降，时隔3年后，海外投资监管政策终于在2017年出现重大转向。自去年7月起，国家发改委、外汇管理局、商务部、证监会等部委先后就境外投资密集发声。与此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加强了对跨境并购活跃的万达、复星和海航等企业的信用审核及风险排查。一时之间，跨境并购，风向突变。2017年8月4日，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界定为限制性投资行业。
事实上，从坊间流传的未公开信息显示，监管层早在2016年底就开始酝酿调整对境外投资的监管。当时一份从银行内部流传出来的会议纪要文件披露了监管的六个方向，主要体现在：暂停了纯财务性投资和纯资产配置类的投资，防止资产的大量转移；进行分行业监管。例如，对于房地产“限制”，文化娱乐体育“不鼓励”，制造业则不加限制；对投资主体以及投资标的是否与主营业务相关做了明确。
一年之后，从商务部发言人的积极表态，目前的汇率以及外汇储备水平以及晨哨并购监测的数据来看，始于2016年底的这次政策调整，效果立竿见影。否则也不会有新《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出台。
以不动产投资为例，根据晨哨研究部监测，虽然从交易宗数和交易金额来看，不动产仍然位居2017年中资海外并购前五位，但并购基本为港资所为。英国脱欧后英镑持续贬值，伦敦中心城区的房地产价格逐渐回归合理，许多香港企业趁着“物美价廉”之际纷纷赴伦敦“抄底”。
热门投资目的地加强对中资投资监管
就在国内多道监管“令牌”齐下的同时，中资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地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监管机构针对外来投资和并购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在美国， 美国国内两党针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提案被相继提出，提议将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技术纳入监管重点。
11月8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党鞭JohnCornyn向美参议院提交《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法案要求扩大CFIUS的管辖范围，将包括在军事基地和其他国家安全设施附近的合资企业、少数股权投资和房地产交易等；此外，法案还将“关键技术”进一步定义为：美国在国防、情报或其他国家安全领域对特别关注国维持或扩大技术优势至关重要的其他新兴技术，或是获得对此类国家尚不存在技术优势领域的优势。
去年12月，蚂蚁金服第三次向CIFUS提交了对速汇金的收购申请，但预计失败仍然会是大概率事件。国外媒体援引知情人士表示，自艾可菲（EFX）数据泄露以来，美国监管部门对中国或俄罗斯试图掌握美国数据的想法非常敏感。艾可菲是美国最大的征信机构之一，其在去年7月披露发现了一起数据泄露事故，据估计有1.43亿人的个人信息被黑客窃取。
在欧盟，2017年7月德国率先通过了《德国对外经济条例》第九次修正案，对非欧盟国家投资者在德国进行的收购制定了新的审查规则，这份新审查规定引入了告知义务、更多的行业领域和更长的审查周期。
以往，除非收购领域涉及国防等领域，非欧盟投资者在投资时并不需要告知德国政府，修改后，非欧盟投资者在对关键基础设施和安全相关技术进行25%以上股份收购时，有义务通知德国相关部门；这些收购领域包括能源、水资源、营养、信息技术、医疗、金融服务和保险、交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软件、通讯拦截、云计算服务和医疗远程信息处理等；且德国相关部门的审查期限也从两个月延长至四个月。
2017年6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出席欧盟峰会时呼吁欧盟创建限制外国收购重要行业的机制，但未获欧盟采纳。不过在去年9月， 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提案，将设立欧盟层面的外商收购和投资安全与公共政策审查制度。该立法提案将明确成员国可以合法阻止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技术、原材料和敏感信息的外资收购，因此其可能导致部分成员国引入新的外商投资审查制度或者扩大现有制度的范围，审查目前不属于审查范围的交易。
在澳大利亚，澳政府对中方投资的态度日趋谨慎。据伦敦《金融时报》消息，2017年3月，澳大利亚拒绝了中国所推动的正式对接堪培拉50亿澳元国家基础设施基金。
可以预见，未来中资在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开展的海外并购会面临更多的来自政策层面的挑战。
限制性行业投资或加速撤出
去年12月底，复星集团传出消息正在研究出售好莱坞电影制片公司Studio 8股权的可行性。虽然事后复星高管进行了否认，但相信此事绝非空穴来风。
一段时间以来， 频频传出复星、万达、海航等中资海外并购大买手谋求出售更早时候购得但在限制性购买范围内的资产。
去年11月英国商业地产杂志Estates Gazette报道称，复星集团成功将位于伦敦金融城的Lloyds Chambers大楼转卖给来自美国纽约的私人投资者Abraham Schwartz，成交价为1.05亿英镑（约合9.13亿人民币）。
在卖掉伦敦金融城持有的地产之后，复星集团在去年12月再度抛售其在悉尼的地产“悉尼北塔” (North Sydney Tower)。2015年复星以1.165亿澳元（约合5.91亿人民币）的价格购得该地产95%权益。
此外，万达、海航也不时传出出售海外不动产项目的消息。高压之下，纵然如复星、万达、海航这样的巨头企业也不得不调转船头，调整方向，与国家政策基调保持一致。
2018年，中资出售限制性行业海外资产的消息，会频繁见诸媒体。
中东欧有望成为“一带一路”热门目的地
去年12月16日，国投中鲁(600962.SH)发布公告称，拟支付6851.3万波兰兹罗提（约1.27亿人民币）收购波兰最大的浓缩苹果汁企业之一的Appol集团股权。
国投中鲁收购Appol只是中资在中东欧地区投资的一个缩影。中资企业在中东欧开展的投资并购日见增多。以华信集团为例，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华信在捷克的旅游航空、铁路物流、金融服务等领域已累计120亿元人民币。
中东欧是欧洲具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多年来平均经济增速高于西欧地区2－3倍。奥地利权威智库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东欧地区经济增长预测报告说，预计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中东欧地区各国经济将保持３％至４％的增长势头。
中东欧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也是进入欧洲市场的跳板，相信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以及中国和中东欧“16+1”合作的深入，未来会看到更多中资企业在中东欧开展投资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