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挑担者系列】家庭医生的深圳故事:我们和患者的关系不再像大医院那样冷冰冰

2009年,深圳率先试点启动家庭医生责任制,如今模式已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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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当岁末,我们总要习惯性回望刚刚走过的一年,回望过去一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和出现的人物。在无尽的时光中,我们的记忆总易瞬间模糊不清,留不下多少深刻的印记。

站在时代的角度看,过去的一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报告中的新提法、新观念和新目标不断被解读。国内外都在关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如何实现进一步的超越。

过去一年,商业领域诸多事件也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记之一:乐视危机、联通混改、万科股权之争落幕、万达集团抛售旗下文娱酒店业务、共享单车从火热步入寒冬……

2017年,我们还共同经历了很多:在“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新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诞生;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环境治理效果明显;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下,住房正回归其本质。

但新的时代面临新的矛盾,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过去的一年也表明,新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教育、医疗、环境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民生领域,这些领域的发展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外,不断加快步伐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断膨胀的大城市人口规模也给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带来很多新的压力,也给城市管理者提出很多新的挑战。

在新时代的入口,中国无疑面临一个良好的历史机遇,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如何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如何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治理中让普通劳动者感受到政策的温暖,如何满足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科学性,如何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的水平?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冷静和耐心。

年终岁尾,界面新闻推出一组年终特稿,我们从几个不同行业的人物切入,寻找和关照时代共性,并纪念即将逝去的2017年。我们选取的这几个人物工作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领域,他们都是小人物,但却肩挑着我们美好生活的重担。

出诊

每周二是深圳市东门社康中心家庭医生的出诊时间。由于采用轮班出诊制度,这次轮到全科医生罗锦烨出诊,他带上了见习全科医生小赵。

早上八点四十,上班族还在路上疾步前行,罗锦烨和小赵已带着听诊器、血压计以及患者的病历等资料从社康中心出发,他们要逐一到各张家庭病床问诊。

东门社康中心共建立了8张家庭病床,这8名患者全都是老人,以患慢性疾病为主,大部分住在蛟湖路片区内老旧的大院里,其中还有独居老人。

步行十分钟,第一位患者王伯(化名)的家就到了。王伯今年86岁,身患慢性复杂性尿道感染、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死等疾病,目前不能下床正常行动。

“你好啊,请问是不是王伯家人?我是东门社康的罗医生,能否给我开下门?”罗锦烨说完,保姆过来打开了门,并示意不用脱鞋。

“爷爷,我们过来看您,这个星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王伯喜欢笑,虽然行动不便,但精神还很好,声音依然洪亮。他摇了摇头,说:“没有”。

保姆向罗锦烨详细介绍王伯最近这一周的情况,好的是王伯最近胃口不错,能自己翻身了。罗锦烨立刻竖起了大拇指,称赞王伯说“你好棒!”

不过,王伯也有不舒服的情况:咳嗽,尿道不太通畅,身上发痒。

罗锦烨拿出听诊器、血压计,与小赵分别帮王伯听诊、量血压。一边问保姆,王伯平时米饭吃多少,喜欢吃什么菜。因为王伯的血糖偏高,罗锦烨建议保姆平时改善王伯的饮食结构,少吃米饭,多吃青菜。

问诊完,罗锦烨和小赵来到了陈婆婆(化名)家里。陈婆婆身患陈旧性腰椎骨折、帕金森综合征、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去年和今年2月份曾摔倒过两次,之后很少独自行走,家人也怕她再次摔倒。

罗锦烨发现陈婆婆的双脚有点肿,用手按摩了一会,又看了这段时间陈婆婆吃的药,建议陈婆婆在睡觉的时候把脚垫高一点,适当运动。

此前,社康中心曾在她家里的厕所免费安装了扶手。罗锦烨问陈婆婆女儿扶手是否有效果,“我爸可以用,但我妈用不了,因为我妈行动不灵活,手短一些,往后就无力扶着,如果装在前面还可以用”。陈婆婆女儿说。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装到另一边吧。”罗锦烨说。

在接下来的出诊中,有的老人自称自己已“风烛残年,过一天算一天”,罗锦烨连忙安慰一番,有的老人说“医生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上门,自己身体没事”,罗锦烨又会解释说这是工作职责,必须要做的。

出诊完8位患者,已是中午12时30分。罗锦烨感叹了一句:老人就像孩子,人一旦老了就返老还童,带着孩子气,有点固执。

“你从事家庭医生7年,有什么感受”,回社康中心的路上,小赵问罗锦烨。罗锦烨在2009年毕业后,经过3年的规范化培训,一直做全科医生至今。“肯定是有成长的,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医术上。”

下午,罗锦烨要为8名患者写病历和下医嘱,还要参加一个学习活动。

不久前,罗湖区将新聘全科医生的年薪提高到了30万元。小赵若通过见习期考核,就可以留下来成为全科医生,他目前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明年六月毕业,他班上50多名研究生,读全科医学的只有2人,其他的是各类专科医学学生。

“年薪30万,很多地方都给不出这个薪水。”小赵坦言,自己曾在其他城市的社区医院实习过,深圳全科医生的薪水确实诱人。

从抗议到接受

在中国,家庭医生是个特定概念。卫计委曾明确,家庭医生不等于私人医生,他们以团队的形式为群众服务。现有家庭医生团队数量不足,所以优先向老人、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提供服务。

我国家庭医生制度形成的时间并不长,最初是为实现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奠定基础而设。2009年,中国首次提出将家庭医生制度作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工作目标。同年,深圳市率先试点启动“家庭医生责任制”。

实际上,深圳在1990年代便开始探索办社区医院,当时深圳的医院比较少,医疗服务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一些医院便在社区附近租个房子,派几个医务人员过去驻点,扩展门诊服务。

全科医生张潇潇是罗锦烨的同事,比罗锦烨从事全科医生早了5个年头,也见证了一个社康中心从起步到发展的过程。

2004年,张潇潇大学毕业,开始在医院各个科做轮岗医生。经过一年的轮岗,才可以去考执业医师执照。那一年内,张潇潇在内科、外科、放射科、心电图室等都曾工作过。

后来,张潇潇被确定在妇产科,那时候的妇产科号称“夜来香”,即使在深夜也特别火爆。2007年,医院中有个主任要去社区诊所工作,因为以前带过张潇潇,觉得这个姑娘挺能干,也想她一起过去工作。

“当时没有想太多,对全科医学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不用上夜班。”张潇潇最终选择了去社区诊所工作,这一举动也让身边的朋友们无法理解。在部分人眼中,社区诊所并不被重视,甚至认为是被淘汰掉的医生才会下社区工作。

张潇潇怕家人不理解,隐瞒了自己去社康中心工作的事情。“除了我老公,其他的家人五年内都不知道我去了社康,身边的同事、朋友都觉得我傻。”张潇潇回忆说,离开之后才得知,妇产科的主任计划第二年就让她做住院总医师。

万事开头难,筹建社康中心的时候只有包括张潇潇在内的4人:一个主任、作为全科医生的自己和两个护士。接下来一年的困难让张潇潇也意料不到。

社康中心开设在一个高档社区,向一个会所租用了450平方米空间。但是,从装修起便麻烦不断,有一些人认为医院进驻社区会破坏风水,周围居民抗议、去管理处闹事、砸玻璃的情况陆续发生。

“我们不断和街道、社区工作站和管理处做协调工作,把社区的东西展示给居民看,告诉他们我们这里不见血,也不会有脏东西。”经过努力,社康中心总算可以装修下去。

社康中心装修好后,本以为可以正常推广,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再次让张潇潇和同事们陷入困境。社康中心靠近山边,不巧遇上山洪暴发,社康中心被泥水淹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大家只能搞清洁,重新布置。

在推广过程中,小区以及社区工作站仍是社康中心的阻力。“我们开展产后访视等服务,社区医务人员要到居民家里两次,但所有小区都不让我们进去,”张潇潇说,跟社区工作站的关系也很难处理,因为居民不愿意主动提供资料,只能向社区工作站提出共享资料,但也遭到拒绝。

后来,张潇潇和同事每天在社区摆桌子宣传,从零开始建立一个资料库。第二年,社康中心和居民的摩擦逐渐变小,社康中心同时采取了通过打疫苗宣传的策略,拉近和居民之间的距离,取得很好的效果。

社康中心的收入也从最开始一月只有3000元,逐渐提升到6000、8000、10000元……2009年,张潇潇被调离的时候,社康中心已经做到一个月18万元的收入。

近几年,社康中心的作用逐渐凸显,全科医生越来越受到重视,居民对社康中心和家庭医生的接受程度也大大提高。

2016年,深圳印发《深圳市全面推进家庭医生服务的实施方案》,要求依托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提升对市民的综合性医疗健康服务水平,为自愿签约的居民提供约定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个性化医疗健康服务。

深圳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深圳全市正在运营的610家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中,有2488名全科医生。有401.04万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其中常住人口签约率33.68%,重点人群签约率为69.69%。

居民健康“管理者”

2017年1月1日,深圳正式实施的《深圳市家庭医生服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医疗机构应当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配备全科医师、公共卫生医师和社区护理人员。可根据签约居民需要吸收专科医师、药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康复治疗师、社(义)工等加入团队。

东门社康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通常以“4+X”的方式进行服务,“4”是指全科医生、公共卫生医师、药师和护士,“X”是指专科医生,团队可以任意邀请专科医生到团队进行服务或者上门会诊,再通过绩效考核方式计算专科医生的工作量。

社区全科医生需要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其中,慢病科管理高血压、糖尿病,核防科管理结核病,心理科管理精神病防治。按照规定,每个季度医院会对社康中心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慢性病防治院归属的上级机构也会来检查。

在张潇潇的理解中,医院系统中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差异很大,专科医生只需要管专科领域,不用管理公共卫生方面的事情,而社区全科医生需要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在对待病人的方式上,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也存在较大区别。

对居民进行早期的健康教育是全科医生的工作之一,张潇潇称,人的行为有三个阶段,分别是知、信、行,首先要知道,第二要相信,第三才会行动,全科医生所做的是让居民们知道和相信,并改善患者的尊医和求医行为。

“患者和家庭医生的关系没有大医院那种冷冰冰,全科医生的问诊模式是开放式问题,患者来了先做自我介绍,然后一两句寒暄‘你好,今天因为什么原因过来’、‘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你解决’”张潇潇说,全科医生和病人是平等的关系,要让居民觉得舒服,给出的是建议也不是强加。

张潇潇认为,全科医生伴随家庭一生,需要从患者生理、心理、家庭、社会等全部关系去了解,如果熟悉个人和家庭情况,对病人的病情会更加容易判断。

曾经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找到张潇潇,她自称胃不舒服,心脏不舒服,食道也不舒服,去过很多大医院,胃、心脏、肠都做了检查,就是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张潇潇清楚老太太的家庭情况,她的丈夫在半年前去世了,“病”并不是出在身体上,而是出在心里。

“我直接告诉她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上的问题,因为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这半年里,虽然她和其他人说自己看得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对于她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创伤。”张潇潇说。

刚说完,老太太就开始一直流眼泪,承认虽然自己一直和别人说自己看得开,很开朗,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子女都已成家,小孩也长大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转移注意力,实际上心里仍是放不开。

张潇潇建议她养只宠物,可以陪伴在她身边,缓解丧偶的孤独感。从她离开的时候,张潇潇知道,老太太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起码不会再去盲目怀疑自己的身体。

“我们是全科医生,职责是对居民从生到死的健康管理,是最接近社区居民的医生,”张潇潇说,全科医生起到健康“管理者”的作用,从孩子在幼儿园到青春期的各种指导,解决成年和中年遇到的健康问题,对老年人以及临终前施以更多的关怀。

人才缺口

《深圳市家庭医生服务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指定一名全科医师作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签约服务人数不得超过2000人。

深圳市文华社康中心全科医生汪卫林就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第一负责人,不过团队签约的居民已超过2000人上限。

2006年以前,汪卫林是北京的一名专科医生,后来转为全科医生,至今已从事全科医生11年。汪卫林觉得,家庭医生的吸引力来自做实事后获得的成就感,去年4月,汪卫林从北京来到深圳做全科医生。

相比北京,汪卫林感觉到深圳的全科医生工作量更加大。北京通常按照步行距离设社区诊所,步行半小时就设置一个,而深圳则按照片区设置社康中心。

文华社康中心管的片区常住人口有三四万,加上流动人口达到十万人左右,却只有六七个全科医生。汪卫林统计过签约的人,有10-15%属于慢性疾病,一个月平均有一千多的接诊量,后面还有体检、家庭病床出诊,和做特殊健康指导。

“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很多想做的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不可能跟签约的2000多人都加上微信,也难以应付这么多人,”汪卫林说,目前只能先挑重点人群如独居老人,必须加他们,因为怕他们出意外,再往后会扩大到健康人群。

今年以来,上海、北京、东莞等相继宣布将逐步减少普通门诊量。上海的三级医院和专科医院未来将不设普通门诊,只接受疑难杂症病人和住院病人。深圳是人口净流入城市,如果将来取消医院门诊,居民全部要到社康中心就诊,全科医生能否接得住将成为一个考验。
深圳市卫计委表示,到2020年,深圳每万名常住人口将要配备3.2名以上的全科医生,但按照预计的全市1480万人口规模,到时候社康机构的全科医师或将缺口1500人。

罗湖医院集团社管中心常务副主任尹朝霞坦言,家庭医生制的推出是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将来居民有健康问题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解决不了再往上转,但现在深圳的全科医生缺口很大,目前正通过全国招聘、转岗,以及“5+3培训”慢慢补充缺口。

在缺人的情况下,家庭医生日常工作量过大成为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属于全科医学专业,如健康宣教就不应由全科医生来做,全科医学应该发展自己的专业,而不是过多做行政化的事情。”张潇潇说。

文华社康中心全科医生吴天龙认为,现在仍是由社区全科医生开展宣传工作,去社区宣讲家庭医生的好处,其实宣传工作应该由政府来主导,那样的宣传效果会更好,社康中心去做宣传,可能会让居民误认为是去拉服务。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我国约有全科医生20.9万人,仅占医生队伍6.6%左右,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30%至40%。

陕西省山阳县卫计局副局长徐毓才指出,家庭医生缺口大不是一个卫生上的问题,而是教育问题,在培养制度、学科设置上需要完善,家庭医生的职称晋升、薪酬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国家投入了很多钱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动力不足,这个钱并没有用到地方去,这些都是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去共同努力解决的。

不过,徐毓才对未来家庭医生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表示,随着城市老龄化和农村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未来基层家庭医生大有可为,对于基层家庭医生,社会有需求,政府也有需求。

在很多全科医生身上,让他们坚持在全科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或许是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

“我个人职业规划是在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训,越来越觉得全科有意思,自己成功进入某个家庭,成为他们的健康‘守护者’,这是一种成就感。”张潇潇说。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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