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2018年是重大改革、关键性改革的突破年

在2018年宏观调控方面,有效投资尤其是促进民间投资合理增长,释放了利好民间资本的政策意图;住房长效机制的各项改革会逐步推进,调控政策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会出“猛药”。

2017年12月26日,武汉,两位90后职工在仓库内巡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周潇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就是要转向要素市场的改革,也就是转到“破”“立”“降”上来,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8年的各项工作,已经在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部署,包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等。

高质量发展,是一项中长期变革。这会对今后发展思路、经济政策、宏观调控等,带来深远影响。

如何看待2018年的系列布局?2018年宏观调控政策,释放了什么信号?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刘元春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是坚实的,经济的韧性进一步加强,无需过度关注总量目标,推动改革和结构调整更为重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主要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无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

2018年宏观调控方面,刘元春表示,有效投资尤其是促进民间投资合理增长,释放了利好民间资本的政策意图;在2018年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情况下,汇率仍将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住房长效机制的各项改革会逐步推进,调控政策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会出“猛药”,最终目标是要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不出现大起大落。

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1世纪》: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别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有哪些不同?

刘元春: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九大报告给出的一个中长期目标。过去简单追求经济总量和速度,带来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发展不平衡、不持续、不充分上,使得经济面临重大风险和结构短板。

过去三十多年是短缺经济时期,主要矛盾体现在经济总量和经济速度上,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为主要矛盾特征,因而今后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要以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

过去高速度增长阶段是粗放型发展,增长动力是以大规模资源投入为主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从传统粗放型、要素驱动型,转变成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从旧产业转变成高新技术产业驱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新发展观,要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样的经济增长才会更有效率、可持续性更强、结构更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1世纪》:这样一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指标体系岂不是要更复杂?

刘元春: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会更复杂,现在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的目标更多,也更为丰富。

以前我们发展比较简单,“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总的一条是依靠“先富起来”解决问题。现在发展要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具体政策执行时,还可能出现一系列相互冲突,未来宏观调控需要战略定位更准确、协调的关系更多、精确度更高。

《21世纪》: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不是意味着2018年及以后不必过度关注经济增速?

刘元春:经济增速、经济总量仍然重要。只不过,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将逐步转换到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推动改革和结构调整上来。

从这几年的实践和我们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可以看到经济增速不会出现明显下滑,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是坚实的,经济韧性进一步加强,对此要有信心。因此,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要转变,不宜过度强调速度指标。

宏观政策淡化总量目标

《21世纪》: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中长期目标,2018年具体需要做什么?

刘元春:2018年首先各方要达成共识,理念上要转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按照“两个一百年”目标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2018年具体工作,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按照问题导向,打好三大攻坚战,守住底线;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制定2018年具体宏观政策,包括财政、货币、结构、社会政策等;还有2018年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八项工作。

《21世纪》:2018年宏观政策定调为积极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等,背后具体内容有哪些?如何围绕高质量发展推进?

刘元春:2018年的宏观政策、三大攻坚战、八项重点工作,是全面围绕高质量发展部署。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不会出现大的政策波动,会保持战略上的连续性,不会出现大上大下的过度变化。

2018年宏观政策提出“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非常重要。政府大量财政行为,比如政府通过抵押贷款、债券发行进行融资,倒逼货币当局加大货币供应量,需要协调政府支出行为,货币政策才能真正稳健。

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发生变化,过去几年的积极财政,要么是“加大力度”,要么是“更有效”,2018年就是“取向不变”,积极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我们此前广义财政赤字率偏高,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比较大,未来一段时期,广义财政赤字会陆续回调。加上提出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这些都是在淡化经济总量目标。

“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出上的结构性导向更明确,这是在淡化经济总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结构调整。

货币政策有一定延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明确了稳健货币政策的中性内涵,即货币政策不能干扰、刺激经济,要与经济增长相匹配;首次提出“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与“中性”内涵一致,说明2018年货币供应的增速不会太快,应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

我们很多金融风险的源头就是因为货币供应过多,逐步积攒下来的,预计2018年M2增速在10%左右,因为2017年名义GDP增速在10%-11%,2018年会略低于2017年的水平。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释放了一个很强的信号,说明“稳汇率”依然是宏观调控的目标。2018年外部环境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一定压力,比如美元加息、欧央行缩表等,这里表明态度,有引导预期的功能。

《21世纪》:要提高经济质量,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意味着“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

刘元春:结构性政策尤其需要关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这句表述,“稳增长”最大的疑虑在于投资增速继续放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间投资增速仍处于低位。

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60%,民间投资如果继续维持低位,对经济总量和结构调整都有影响。所以,2018年投资上既要保持一定速度,还要优化结构。

当然,政府调控对民间投资作用有限,所以需要推动改革。2018年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应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各种歧视性限制和障碍,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等,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上着墨较多,也希望借此稳定民间投资。

债务膨胀的根源问题要理顺

《21世纪》: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防控金融风险。2018年主要有哪些金融风险,如何防范化解?

刘元春:随着近年来反腐、精准扶贫等工作的推进,一些风险得到较好解决,对经济冲击较大的主要是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有很多,比如经济整体债务率较高、债务规模过大。2017年随着企业利润的回升,企业债务风险有所缓解,但警报远远没有解除。当前我国债务在不同区域、行业分布不均,像中西部地区、过剩产能行业,它们原本偿债能力相对弱,还大规模举债,埋下了一些“隐形炸弹”。地方政府新一轮举债更趋隐性化,加杠杆的冲动仍在。因为这些债务膨胀的根源,诸如银企、政企、银政关系等体制机制尚未理顺。

尤其是当前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推进、金融监管进一步加强,信贷规模要控制、相对宽松政策陆续退出等,一些经济主体前期积累的风险可能会集中释放。在金融周期下行期,如何在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和强监管推进中,保证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2018年金融风险还需要关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长期调控和房地产基础制度改革的推进,有可能引发市场预期的大幅调整,这些大调整可能造成房地产抵押品的大幅缩水,对这些相关主体带来较大紧缩效应。

此外,2018年外部环境,比如美元加息等,也会影响我国金融市场。虽然我们会继续进行资本管理,但仍然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压力。

《21世纪》: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对环保问题的更加重视,会对企业造成什么影响,会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刘元春:企业环保成本肯定会上升,这是社会进步必须要付出的成本。环境好了,人们身体更健康,医疗等其他成本会更少,综合来看未必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环保攻坚战的提出,且明确为中长期目标,就是要改变企业、地方政府的发展理念,明确绿色发展是中国会坚持的战略。企业需要把环保、绿色因素纳入中长期规划,不能只是为了应付眼前的环保督察。当绿色因素有机地纳入企业运营成本,绿色发展才能真正浸入经济运行的骨髓中去。

此外,环保要求的提高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改造升级,推动企业发生质变,提供质量更优产品,满足消费升级,这也有利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供给侧要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

《21世纪》:未来仍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一定进展,尤其去产能提前完成目标,接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刘元春:经过2016年、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去库存、去产能目标基本达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要向降成本转移。

此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也就是要为高质量发展这个中长期目标服务。

原来去产能、去库存,主要从产品供给角度出发,供给侧矛盾背后深层原因是要素,要素配置形成供给。供给侧之所以有结构性的矛盾,是因为要素配置不够市场化,产品供给的质量自然难以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就是要转向要素市场的改革,也就是转到“破”“立”“降”上来,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21世纪》: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年可能会在哪些领域有重点突破?

刘元春:2018年会是改革加速年,是重大改革、关键性改革的突破年。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过改革关,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那样,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基础性关键性领域改革,像国企改革、要素市场改革、房地产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都值得期待。

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更应该关注改革。中国能开放的领域基本已经开放,当前更重要的是通过加快国内改革,来更好地促进开放。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结构布局上,要东中西部、内陆沿海全面开放;具体举措上,比如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继续精减负面清单,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还有,下调部分进口产品关税,这部分工作已经在做了。

改变房地产市场单一供应格局

《21世纪》: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是否能较好地稳定各方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刘元春:通过各种调控措施,2017年房地产调控基本达到目标。在“因城施策”政策导向下,各地区分化明显,一线城市交易量大幅下滑,房价基本稳住;以去库存为主体的三四线城市,交易量大幅上升,房价也在回升。这跟前几年一二线城市房价猛涨,三四线去库存压力大的状况不同。

2018年房地产方面以住房制度改革作为核心。改变过去房地产一元供应格局,房地产供应明确要改变过去由市场单一供应的格局,未来要多轨并行,要有市场轨、政府轨、中间轨道。所谓中间轨,就像共有产权住房的推出等,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

“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能盘活存量,还能提供增量,针对供求面的调控导向很明确。通过租售并举、租售同权,能盘活存量。租售同权后,租房能享有买房人的福利,类似学区房这种,大家不会急于去购买学区房,租房就能解决小孩就近上学的问题。增量供给方面,通过推进农村集体用地试点改革,扩大试点范围,能加大土地供应。

《21世纪》:房地产市场调控基本达到预期,2018年调控政策是否会调整?

刘元春:从短期调控来看,“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调控,仍然会持续相对较长的时间。因为房地产区域分化明显,一线城市供求关系还是偏紧张,中国家庭财富配置、财富储值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根本性矛盾。

市场预期大幅调整的担忧现在倒是没有,但不能排除这种风险。从调控角度来看,城市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是渐进的,先在13个城市试点,逐步增加。在长效机制、制度改革方面,会坚持稳中求进、逐步推进的原则,不会出猛药,这也是预期引导。

房地产的良性循环,考验着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庭财富大多配置在房子上,要减少房地产投资行为,这些货币需要有一个储存的地方,需要提供更多安全资产,既能实现财富保值,还能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房子的背后,牵扯到各地公共服务不均、土地财政、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文化观念等多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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