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经济在宏观政策整体边际收紧的情况下，实现了稳中有进。与上年末国内外机构的预测值相比，主要经济指标多超过了预期——GDP年度增速没有继续回落，反而有望在连续6年下降之后回升；CPI年增速低于2%，反而是PPI年增速大幅上升超过6%；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没有破7，反而升值到6.6附近。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超预期？从总需求来看，最大的变量来自出口，其对GDP增速的贡献由负转正。2017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累计同比增速的拉动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0.3和0.2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却上升了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净出口在抵消了消费与资本形成的影响后，刚好拉动前三季度的GDP增速回升0.2个百分点至6.9%。
出口的好转主要受益于全球经济的同步复苏以及全球政治在大选之年的相对稳定。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均持续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7年全球增长较上年实际增长高出0.4个百分点至3.61%，其中，发达经济体预计较上年加速0.5个百分点至2.1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加速0.3个百分点至4.64%。
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超预期无疑也得益于供给侧改革的成效。房地产持续去库存，不仅给房地产企业储备了资金，待售面积持续负增长也释放了新的投资空间，再加上中央调整了供给端政策，要求落实人地挂钩、增加热点城市土地供应、发展住房租赁等，房地产投资增速与去年相比不降反升，2017年前11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
此外，连续两年去产能成效显著。两年内清退的煤炭、钢铁产能分别超过4.4亿吨、1.15亿吨，已经接近“十三五”规划设定的上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工业产能利用率在2016年一季度时达到最低点72.9%，此后开始回升，截至2017年三季度已经升至76.8%，为该指标公布以来的最高值。过去两年，各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上升，其中，升幅最高的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上升逾10个百分点，通用设备行业次之，回升了5.7个百分点。
供给减少，使得PPI持续高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继2016年转正后，2017年大幅攀升，1-11月同比增速达21.9%，较上年同期上升15.9个百分点。与此相应，工业增加值较2015-2016间亦有所抬升，1-11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较上年同期上升0.6个百分点。此前拖累全国经济的东北地区也在2017年有所恢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由负转正，11月当月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7.4个百分点至4.4%。
同时，降成本也在不断为企业减负发力。2017年，仅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综合施策，减轻企业负担合计超过1700亿元；1-10月，中央企业政策性减费让利超过1200亿元。2017年前11月，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累计值同比减少248亿元，可能出现有统计以来的首次年度负增长。
受此激励，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前11个月增速较上年增加了2.6个百分点至5.65%。民间投资降幅一度超过30%的东北地区，进入2017年以来，也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到11月时，东北民间投资累计增速已经转正。
颇为细致、全面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收效明显，农村消费对整体经济的贡献上升、粮食价格负增长使得整体消费物价持续徘徊在“1”区间。 2017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的实际增速快于GDP实际增速，在城镇消费延续上年减速态势的时候，农村消费的增速却较上年有所回升。一减一增，意味着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
全国粮食产量在播种面积减少1222万亩后，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较2016年增长了0.3%，属历史第二高产年，除了气候条件有利和自然灾害较少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因为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2017年国家大幅度调减了库存较多的玉米的播种面积，增加了市场缺口较大的杂粮和豆类的播种面积。2016年以来陆续推出的玉米收储制度和大豆目标价格改革，也使得玉米、大豆价格大幅下滑。
上述推动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的各项因素，大多数仍将继续在2018年产生积极作用。就外部来看，IMF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长将好于2017年，美国经济也继续向上，这无疑有利于中国出口。不过，贸易摩擦风险的上行可能会降低中国受益的程度。
在国内，一方面，过去两年推出的各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应还在释放、累积、叠加，交易成本有所下降、企业实际负担在减轻；另一方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与此相关的改造、升级换代、创新创造，均蕴藏新的投资机会。这些都将为民间投资的恢复性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有观点认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数量型的经济增速已经退居二线。但是，高质量发展并不排斥经济增长，决策层只是弱化了目标制，并没有否定GDP中高速增长的意义，事实上，无论是提升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还是化解债务风险、降低宏观杠杆率，乃至绿色环保或高技术的发展，都需要有足够的新增流量，以保障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收入的充足增长。
2018年，围绕高质量的改革将贯穿各个领域，这确实对中长期发展有利，但在短期内，可能需要在政策上做好对冲准备，以防产生叠加效应。比如，当环保的严要求范围扩大，由此带来特定行业产量下降和成本上升，或使得物价回升超预期。
与此同时，还要提防货币政策超调的风险。2017年货币政策无论是从价格还是数量上看都较2016年有明显收紧，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若是叠加新紧缩政策，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可能会继续上升，进而抑制投资增长。
从货币角度供应的角度来看，且不论M2增速已经连续七个月低于10%且低于名义GDP增速约2个百分点，2017年各渠道流动性的供应减少已颇为显著。截至目前，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MLF净投放+外汇占款变化量，合计比2016年约减少了1万亿元，与此同时，国库定存较上年少投1500亿元，PSL少投约为4000亿元，综合来看，通过以上渠道，2017年流动性供应比去年约减少了1.5万亿元。 与数量供应减少一致的是，利率逐渐上行，9月末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了0.54个百分点，按照一次0.25个百分点的幅度计算，相当于两次加息。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18年最大的政策风险可能来自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困局，我们不仅要应对美国加息周期的外溢性影响，还要考虑如何对冲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减税风潮的冲击。然而，国内中美利差已经比较高，中国很难同步于美国的加息力度，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连续两年达到国际警戒线(3%)，2018年没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