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是一段充满传说的历史。五个世纪里，从波罗的海一隅的“边角料诸侯”，成长为不可小觑的欧陆强权，领导德国统一建国事业的绝对领袖，参与世界争霸的庞然大物，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版“建国大业”，历经了内忧外患和艰难崛起，曾激励鼓舞了一代人。
但历史是一面扑朔迷离的镜子，在今天西方世界的主流话语中，每当再提及普鲁士的时候，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的评语常常回响：“普鲁士是万恶之源。”
同样的情绪支配着二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曾公开表示，在西德腹地重建德国首都，要比在柏林好得多。这可以理解为与过去那段可厌的历史主动切割。
诚然，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名和建制早在1947年已经正式消亡。1947年，美、苏、英、法四国“盟军管制委员会”签署第46号法令，宣布“普鲁士国家历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作风的支柱，它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为维护各民族和平与安全，重建德国政治生活，即日起解散普鲁士”。这条法令至今其实依然生效，普鲁士国在法律上的合法存在正式结束。
纵使普鲁士远去，反思却不能停止。毕竟，这个国家曾在历史上辗过深深的车辙，影响波及范围也包括百年前我们的中国先辈们。
1903年，杨度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刊》发表《湖南少年歌》，中云，“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语惊时人。但何出此言？
这位参加过公车上书，却为袁氏复辟立宪，支持过李大钊，最后在潘汉年引荐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复杂人物，历史功绩不评，对西方宪政了解程度却极深。清政府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报告，部分正出自此公手笔。梁启超作《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作《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博得大名。清政府1906年直接根据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此公思想复杂而反复，但其思想内核始终如一，是一个“一心痴迷作帝师的书生”，这就一下子能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从他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和大量《游学译编》文献可以看到，“铁血主义”的普鲁士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和冲击。《湖南少年歌》道，“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成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 而当时时局如何？他凄凉道，“于今世界无公理，天演开成大竞争”，“地球道理凭空缩，铁道轮船竞相逐”。这一比拟暗合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列强重分座次，开启世界竞争的大格局。在残酷格局中，他愤恨道，“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强权即公理，羸弱被欺凌，想要救亡图存，却又报国无门，一个沉浮大国中的复杂人格便呼之欲出。日本留学期间，他思想愈发激进，就作出了“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热血诗句。
他看似不断变节的政治投机行为，反映的可能恰是内心坚定的目标：救国。至于如何救，他自己心里也完全没数，所有能试过的方法和路径基本试过一遍后，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杨度给梁启超的挽联道：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此言怕是杨度自视太高，想来无论是在仕子还是庶民圈层，“喊打喊杀”呼声最高是还是杨度自己，而非“功大于过”的梁启超。
“帝师毕竟是书生”，面对“蒋干”的非难，杨度从不辩解，他心里似乎也很明白：“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不屑人言，甚是透彻。哈佛学者裴士锋（Stephen R. Platt）专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专门讨论了20世纪初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大革命时代，以及时务学堂、《游学译编》等热门现象，刻画了芸芸众生和爱国仕子的某些思考，即如何将旧帝国带入一个新时代，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救赎。杨度这样的大胆联想和振奋口号因此也不难理解，他只想激励国人，特别是他寄予厚望的湘人扛起大旗。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和普鲁士的关系还停留在学子的想象中，杨度也只是开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话头，历史的笔触则有力地记载下，在研究和学习普鲁士的道路上，我们的东邻日本则领先一步彻彻底底的学会了普鲁士的强国强军战略，从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各方面打造了一个军国主义的不死魂。为了警醒，为了更好的理解过去百年的风云和故事，就让我们一步步推开历史深处的大门，去“万恶之源”一探究竟。
普鲁士的史前史（Vorgeschichte）
从十二世纪起，今天波兰东北部卡廷森林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原“柯尼斯堡”地区活跃着十字军队伍的一支后继者，条顿骑士团国（Teutonic Order）。这是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在古普鲁士地区的拓殖。
在骑士团国多年拓殖下，古普鲁士地区渐渐“日耳曼化”（germanised）、“基督教化”，形成了一个日耳曼和斯拉夫双民族的聚居地。（哈夫纳，113页）“安贫、守贞、服从”，骑士文化与修士结合而成的三个特点始终伴随着条顿骑士团的统治。
1386年波兰-立陶宛大公国建立，1410年第一次坦能堡之战战败，条顿骑士团衰落成为波兰附属国。1525年，普鲁士公国（Duchy of Prussia）建立。1618年，普鲁士大公死后无子，其长女与霍亨索伦家族联姻。霍亨索伦家族开始被历史垂青而发迹。
霍亨，音译，即“Hohen”，高贵的意思。最初是德国南部施瓦本地区的贵族，十二世纪才来到弗兰肯，在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各有一块小领地。最初取得功名的方式也不是担任一方诸侯，而是出任帝国行政职务。霍亨索伦家1415年出任 “纽伦堡城伯爵”，辅佐西吉斯蒙德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获得了勃兰登堡边区封地作为大报酬，这才从“上层路线”走向了“地方治理”，逐渐发育成一方霸主。1618年，通过联姻，正式继承普鲁士。
普鲁士与勃兰登堡的关系
勃兰登堡，在今天的东德，环绕柏林，状如河北。但古普鲁士，其实大部在波兰，甚至柯尼斯堡。这两者何时挂钩起来的呢？普鲁士公国的政治中心是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勃兰登堡地区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领地（Margraviate of Brandenburg），1619年的联姻使二者合称“勃兰登堡-普鲁士”，勃兰登堡的柏林、波茨坦、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渐渐成为普鲁士王国的中心。
从1415到1918德意志第二帝国灭亡，普鲁士共经历503年，18代20位君主。本文不是史记，不能求全，因此只能有重点地选出一个代表性的时代，即士兵国王和腓特烈大帝父子国王，这个时期是普鲁士重要的上升期。
“士兵国王”(Soldaten König)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1713到1740年在位，之所以得到“士兵国王”的称号，是因为他长期不懈坚持亲自拿着棍棒训练士兵。虽然他并没有大规模的夺取土地，在其治下极大地充盈了国库，缔造了当时全欧洲最强大的军队。
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另一个广为国人熟知的译名则是“腓特烈二世”，或者“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 1712-1786，其中1740-1786在位）。他拥有一个世界著名的故事，就是“国王与磨坊主”的物权保护传说，具体案件详情参见袁治杰《磨坊主阿诺德案考论》。在他的晚年，波茨坦的乡亲们则亲切的称呼他为“老弗里茨”。
这位老弗里茨绝非等闲之辈，没有他，就没有后来在各方面都不可一世的普鲁士。本文决定凡提到此王，均使用“腓特烈二世”或“腓特烈大帝”，而不是读音更接近的音译名“弗里德里希”。原因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弗里德里希”一名使用重复率极高，几乎代代重名，但后缀“der Groß(the Great)”“伟大者”的，仅此一位。“腓特烈”，是早期西学东渐时期的翻译译名，在谈到腓特烈大帝时，起码基本不会指错。虽然理论上讲，只能叫他“大王”，因为当时普鲁士只是王国，不能称帝，但“大王”一语在中文文学作品中出现时的多指山寨匪帮而非正统。
腓特烈二世启动了司法改革、军事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宗教开明、接收难民，是引进土豆的功臣。这还不算普丹、普奥、普法和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七年战争的赫赫战功。更不用说，他用法语写下的煌煌巨著《反马基雅维利》，还有《我这个时代的历史》，精通笛子谱曲和音乐，从伏尔泰的粉丝到成为挚友。要想写下他的故事和精彩人生需要另启一篇。
德国文化史学家杜兰特如此评价腓特烈二世，“这个国王有能力统治一个国家，敢于对抗教会，能草拟一幢建筑物图，速写人物肖像，写一般的诗和优秀的历史文章，赢得反对半个欧洲的战争，创作音乐，指挥一个交响乐团和吹奏横笛。” 秦皇汉武尚且“略输文采”，一位德国国王用法语出书，还是震动学界的《反马基雅维利》，也足于折服世人了。
然而，历史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写下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hiavel的腓特烈，恰恰比马基雅维利的Prince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所作所为，战胜丹麦、奥地利、夺取西里西亚，三次瓜分波兰，冷静铁血的“向东方”战略，从波兰的附属国到反吃波兰直至其灭国。无不生硬地道出：“强权即公理”。
Macht vor Recht-“强权即公理”
腓特烈在《我的时代的历史》中写道，“假如你喜欢别人的领土，那你就把它拿过来，而替你掠夺辩护的法学家总是可以找到的”，因为“法律问题是大臣们的事”。
确实不难找到，名望隆重如费希特，也在《论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一文中为君王作了完美的辩护。
18世纪中叶，国际法已是一门显学，但腓特烈二世对当时众多的国际法著作嗤之以鼻，他说，这些著作无非是要使国际法成为凌驾于君王之上的法律，限制专制权。“在普鲁士，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承认过任何国际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指挥棒下，“祖国”（Vaterland）概念也正式登场。1813年的腓特烈三世在《告我的人民书》中道，“普鲁士人是爱国者”。
腓特烈是一个兼具狮子与狐狸特质的君主。但他毕竟是一手促进普鲁士走向现代化的君王，在“黑色普鲁士”的背后，还有“金色普鲁士”的理性与法治的一面。“武功”再煊赫，真正有影响力的王朝也都要做好“文治”的基本功。
普鲁士：理性国家
黑格尔高度赞同普鲁士的自由、正直和宽容之风，称其为“国家理念的最完美体现”，“历史上所曾有过的最纯净的国家理念”。尽管彼时民族主义已经“站在门外”，哈夫纳认为那时的普鲁士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而是一个理性国家（Rationalstaat），停留在“时代的高处”。威廉·冯·洪堡赞叹，“普鲁士的伟大非其他任何国家所比拟”。难道这些都只是不惟实的吹捧？其实不无道理。
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同时，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不仅没有居民大规模四散逃离故土，竟还在源源不断的吸引着世界各地有才华的青年人，在法国备受迫害的胡根诺派教徒、荷兰的新教徒，乃至斯拉夫移民纷纷涌入普鲁士定居、生活。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腓特烈二世治下的宗教宽容与自由政策。“Suum cuique”是拉丁文“各得其所”的意思，在宗教狂热的三十年战争并未远去的岁月，这种平等与包容弥足可贵。哈夫纳追忆18世纪的普鲁士时说到，即便日益“日耳曼化”的波兰，波兰人也没有比之前过得更差。波兰上层贵族可以在普鲁士从军，也可以担任政要之职，倘若谁在那时提出第三帝国希特勒所对待波兰那一套，恐怕只会被十八世纪的普鲁士人认为是疯子嗤之以鼻。
普鲁士是法治国家吗？
纵有开明君主专制和宗教自由，姑且能称之为理性国家，但普鲁士是法治国家吗？历史学家哈夫纳自信地指出，“无论普鲁士承担了多少批评，具有多少不堪的性质，它都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且是欧洲最资深的法治国家之一。”（哈夫纳，第261页）。但历史学家口中的“法治国”不知据何标尺得出，不知今天德国公法学家能否坐的住，已故公法大师棺材板能否按得住。毕竟，何为“法治国”，以及国王专制时代有没有法治国，在德国公法史上的概念界定相当严格。
抛开争议，毋庸置疑的是《普鲁士一般邦法》（1794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preussischen Staaten）是那个时代立法的巨大成就。萨维尼在柏林大学后来专门开课讲授普鲁士一般邦法（ALR）。为解决普鲁士各邦法制不统一的问题，普鲁士一般邦法设计了简化的诉讼程序、一定程度的保护私权、死刑权上收由国王批准、任何人受公权损害可以向国王申诉等制度，确实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这部法典引起了新大陆同行的重视，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到波茨坦向腓特烈请教国家治理，而约翰·亚当斯（1735-1826）则专程到西里西亚，考察“弗里茨时代”的建设成就。那个时代也是国家学说讨论萌芽的时期，威廉·冯·洪堡写作《论国家行为的限度》，发展出“国家应提供对内安全和对外安全的职能”理论。
普鲁士的政治遗产
普遍的义务教育、义务兵役制、普鲁士正步、建筑公法（建筑警察法）、十七世纪就开始成型的柏林宽阔街道和建筑线，这些成就今天都还影响着世界，但普鲁士具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列强的特点。或者换一个问题，普鲁士是“西方”国家吗？这里讨论的西方概念，并不是地理的方位，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区分。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出版了《东方主义》一书，提出了所谓的“东方主义”（Occidentalism）理论。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是西方建构起来的“东方”，因而是不真实的，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其目的在于强化西方对东方的控制。而荷兰的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和以色列阿维赛·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针锋相对，认为妖魔化他者绝非西方专有，它同样也发在东方。在《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一书中，他们追溯“反西方”的历史与本源。而在他们罗列的证据中，普鲁士和纳粹德国赫然在列，是“反西方”的代表。
这不奇怪，康德在柯尼斯堡写作的《论永久和平》中，认为“民族自豪感是愚蠢的”，消灭民族竞争，才能建立世界秩序。理性、人权、平等，这些启蒙运动而来的价值，确实是直到很晚才被德国拥抱，德国在一步步“重返西方”。在此之前，以资产阶级启蒙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并不接纳这个“东方”崛起的“异数”。从士兵国王开始，普鲁士的城市就打上了“兵营化”的烙印，斯巴达式的索然无味和虔敬主义，长长的住宅楼显示波茨坦市民和官吏家庭的清贫和节俭景象。早在勃兰登堡边区马克时期，就被讥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Streusandbüchse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直到华丽的洛可可时代，普鲁士艺术风格仍显简朴。空空如也的新宫和其实只有一排房间的无忧宫每每让习惯凡尔赛宫豪华炫目的游客失望。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国库五分之四用于军费，用国家滋养战争，或者米拉波伯爵语，“普鲁士只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反奢侈、反浪费的普鲁士
在严谨的普鲁士君王看来，古罗马是奢侈荒淫的，巴黎的宫廷同样。士兵国王，腓特烈一世一扫宫廷中的铺张挥霍之风，代之以斯巴达式的简朴。腓特烈二世责备它奢侈的先祖约阿希姆二世——“约阿希姆二世去前往法兰克福参会，带68名“贵人”和452匹马作为“辎重队”，旅行回来则在柏林狂欢暴饮。这种“野性和华丽混合的习俗从宫廷渗入城市，在贵族中竞相效仿，必须禁止”。腓特烈二世在《反马基雅维利》中一针见血、毫不留情面的讽刺了德意志其他各邦王室形象。“这些人无不以路易十四为榜样，争相效仿他的凡尔赛宫，甚至豢养自己的情妇”。确实，那时的君主但凡想要炫耀自己的权力，就要拥有自己凡尔赛宫，哪怕是仿的。事实上，“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建立的凡尔赛宫，是当时和日后整个欧陆各国皇家园林设计的范本。从圣彼得堡的夏宫，维也纳的美泉宫，波茨坦的无忧宫，甚至北威州的Nordkirchen宫，都仿照凡尔赛的制式和风格，只是规模“一蟹不如一蟹”。这些被打上“某某地的凡尔赛”之名的跟风宫殿，与今天国内楼盘名称里“巴黎”、“罗马”遍地，并无多大本质不同。节俭的普鲁士一反其道，从节庆穿着到餐饮道数，处处立规矩。时人并非没有不满，作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默塞尔著文《当前对普遍规则（规矩）的爱好是对普遍自由的威胁》（1773），指出了过度严苛带来的拘谨和生活不便。
普鲁士今生？藏在何处？
法律上，历史上，再无普鲁士，谈何今生？这个要被千方百计抹去的“黑历史”，如今何处还能寻得踪影？仅举两个有趣的小例子：兵营教堂，和普鲁士蓝。
与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普鲁士王国其他方面一样，这座波茨坦教堂的名字不是德语词士兵“Soldaten”而是法语词“Garnison”，涵义是驻兵、卫戍部队。翻译为“兵营教堂”、“驻军教堂”、“卫戍部队教堂”。曾经是波茨坦市的最高建筑，当之无愧的地标，也普鲁士军官团的活动俱乐部。在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之日”（Tag von Potsdam），这里为一出历史剧充当了场景。新上任的元首，在改选国会后，穿着燕尾服与身着第二帝国时代元帅服的兴登堡一同粉墨登场。在这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这一举动被解读为普鲁士传统和第三帝国的结盟，军国主义对纳粹党的认可。
士兵教堂，曾经担任了历史的布景。这座盟军空袭的主要目标在二战中受损，在民主德国被炸毁，夷为平地。然而今天，它正面临重建风波和数不清的抗议声。
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书表达了对重建的不满，Frank Baier写了"Die Garnisonkirche braucht niemand" : Argumente gegen den Wiederaufbau，《谁也不需要兵营教堂：反对重建兵营教堂的意见》，颇为畅销。
这是笔者在波茨坦大学拍摄的一张抗议海报，在一片“Golm Rock”摇滚音乐节的欢快气氛中，海报正中心贴了这样一副画，正中正是历史上的士兵教堂，配文则是：醒醒吧！普鲁士亡了！建宿舍！不建教堂！
教堂和教会本身则在冲突中保持低调，回应的方式是通过官方网站醒目位置贴出“Geschichte erinnern, Verantwortung lernen, Versöhnung leben”(铭记历史，领悟责任，平复生活），是的，归根结底，这只是个教堂而已。既是历史，又是宗教。被历史附加的阴影、裹挟的命运长达七十年不能重建，褪去历史加之的荣光或耻辱，回归其本来的属灵的面貌，才是真正的脱敏。
普鲁士蓝，藏在颜料管里的历史
小时候玩过“马利”牌水粉和油画颜料的朋友也许不会陌生，在最基础的12色中，有一个介乎墨蓝和深蓝色间的颜色叫“普蓝”。
普蓝是蓝色中最深，也是最稳定的颜色，深邃静谧，在绘画界、设计界都有重要的地位。时而发出紫色的光。其实它就是普鲁士蓝的简称。
这真是一个有故事的颜色，为普鲁士军服而生，它的诞生实际是一场误打误撞的结果，一个柏林涂料商人偶然制备得出，冠以高大上的“普鲁士蓝”，畅销一时，成为普鲁士军服、宫廷乃至上层社会的指定色。又叫“柏林蓝”（Berliner Blau），成为战场和家乡最耀眼的色彩，随着普鲁士的节节军事胜利铭记历史。
这个曾经在普鲁士境内随处可见的耀眼深蓝色，现如今仅得以油画颜料管栖身。
另外冷门科普，普鲁士蓝能解铊毒，是解铊毒的重要药物。在美术生常用的颜料里，赭石含砷，湖蓝含铜，柠檬黄是铬酸铅……一众有毒颜色中的一股清流——普蓝，却可以力克毒性致命的铊，是铊中毒的克星，只要一块多钱，用铁把铊置换出来。
结语
法国作家Pascal Bruckner在《自责的暴政》中认为，没有什么比仇恨西方更加西方化的了，所有的现代思想可以简化为对西方的机械化指责，伪善、暴力与卑劣，欧洲人是“地球上的病人”。普鲁士是一部蕴藏国家民族史的学术富矿，抑或是“纯粹国家理念的悲剧”（哈夫纳语）。但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考察，只是浮光掠影式的文字，充满历史感受的游记。在沉重的宿命面前，历史风流敌不过一声叹息。爱在历史的时空中流浪的旅人，安栖在一叶风雨的舟。
以荷尔德林：《致命运女神》的诗结尾：
就赐我一个夏天，汝等强者！
和一个秋天，为了成熟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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