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成人不过是个从众的谎言？

J·D·赛林格1951年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接近尾声处，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给妹妹菲芘买了一张票，看着妹妹在公园骑旋转木马。天开始下雨，霍尔顿——他在书的大部分章节里都是处于焦虑、厌恶和忧郁的情绪——这时几乎喜极而泣。“我快要放声大哭了，我真高兴，如果你想知道事实，这就是事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那时候的她看起来真美好，她不停地转啊转，穿着她的蓝色外套，所有这些都那么美好。”

霍尔顿看着他的妹妹伸手去抓上下摇动的小马身上的环，他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生活就是要保持某种乐观和天真——要坚持尝试，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中。接着，霍尔顿说他得了一场“病”，但是现在的他几乎乐观起来：他打算秋天进入一所新学校，并对此充满期待。霍尔顿经历了一段情感体验，最后找到了自己。这一点反过来让他能够踏入社会，标志着他长大成人。

“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这个术语是由语言学家卡尔·摩根斯坦（Karl Morgenstern）在19世纪20年代创造的，意思是“男主角的教化（过程），包括从开始到逐步达到一定程度的完善”。1870年，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写过的一段话让这一术语得到普及，他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96年出版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是典型的教育小说，书中主角需要完成自我整合以及融入社会的双重任务。狄尔泰认为，自我整合隐含着社会整合，因此教育小说的主旨是引导主人公（还有读者）进入社会找到自己能产生价值的角色。包括赛林格在内，当代的成长文化大多都是发源于这一传统。

看看故事是如何写的吧，比如说在大部分超级英雄故事中，终极决斗只会发生在这位英雄进行了社会学习之后——他已经明白爱是什么，怎样合作，以及他“注定成为”什么人。而浪漫故事往往随着最后明白真心奔向机场的情节而达到高潮。对于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抉择的故事，主人公最终决定和他心爱的人在一起，但总是在几乎失去一切之后才做此选择。此外，这些情节指明单一的发展方向，以达到戏剧效果，塑造出角色们对最终掌控自我的渴望：一般是通过一次行动或者幡然醒悟而“长大”。

虽然有时会出现细微的反转，但成长故事在本质上始终没有变化。举个例子，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1967年拍的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就是一部看似反转的成长故事，主角本杰明刚刚毕业又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迷茫，最后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无视社会规则，和自己旧爱的女儿私奔，而不是顺从别人的期待，找份工作，搬出儿时的家。就在伊莲从自己跟另一个男人的婚礼上逃走，和本杰明坐上公交车疾驰而去时，坐在公交车后排的他突然想通了。只有在这时，在影片的结尾，本杰明开始意识到，他不在预期的社会边界内“长大”这种选择是错误的。

找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真正位置，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修辞，它不仅出现在电影和剧院，而且出现在文学、教育和励志讲座中——出现在年轻人参与的任何场合。在所有这些情景中，寻找“自我”都是可疑的，因为它假定存在一个持久的“自我”潜藏在身体里，并且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找到。然而事实上，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自我”每一秒钟都在改变，我们的决定和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将我们带往无穷个方向。并且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自我”，这也不能成为我们余生的万能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920年出版的处女作《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的最后，年轻的艾莫里·布莱恩大喊道：“我知道我自己，但也只是这样罢了。”虽然他很年轻，不过菲茨杰拉德笔下这位迷茫的普林斯顿人仍然看得出，在更长远的个人生命背景下，他对“自我”的认识有多么虚无。

认为存在一种单一的“自我”，它藏在一个只有成熟和成年可以照亮的地方，而我们可能要像考古学家一样，通过挖掘然后扫去碎石来找到它，这种想法是为了相信我们心中锁着某种内在的本质——而发掘它可能会成为我们得以想明白如何度过余生的一把钥匙。关于成长、能够解锁真实“自我”的这种安慰人心的想法流传下来，但是用现在的心理学思维看，它显得有些落伍，现在的心理学否定个人身份的单一性，与之相反，提出“自我”是分阶段发展的，亦或认为自我是永远可塑的，它会随着我们的成长过程、根据我们个人的独特经历而转变。

正如19世纪的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说：“确切地说，对一个人而言，有多少认识他并在脑中对他有印象的人，他就有多少个社会自我。”在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许多我们》（We Are Many，1967年）中，表达了相似的情感：

当一切都看似准备妥当

让我以睿智之人表现自己的时候，

被我随身隐藏的愚人

便占领我的嘴巴，接过我的讲话。

这种认为自我是变化不定的观点得到了现代心理学的支持。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格研究发展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模式认为，人格在童年早期就已形成并固定下来（2010年有一个报纸头条说的就是“你一辈子的人格在一年级时就已确定”）。对于你是谁，你无能为力：你只能去理解自己，然后试着适应。另一种模式与之相反，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天生就是易变的，事实上它太不稳定了，以致于永远无法“找到”甚至永远无法理解它。

人格可以并且确实会改变，还经常变化很大，有时变化非常快，特别是在治疗师的干预下。

最近的研究结果指向了这两种观点的融合。个人没有一个天生的“自我”，而是由很多“自我”组成，它们会随着社会场合慢慢转变。剑桥大学的人格心理学家布莱恩·利特尔（Brian Little），对“生物成因的”人格特点与“社会成因的”人格特点进行区分——前者由基因编码因此是固定的特点，后者基于个人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形成，并且不断处于变化中。一份对207项研究进行的分析于2017年1月发表在《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支持了利特尔的观点，即我们既有固定的特点也有变化的特点。这项分析发现，人格可以并且确实会改变，还经常变化很大，有时变化非常快，特别是在治疗师的干预下。

那么，为什么关于“成长”的迷思如此持久呢？既然“单一自我”的观点与心理学上理解人格的方式不一致，即一系列自我，或者始终有多样的自我共存于一个个体，又是什么让“单一自我”这种观点继续存在的呢？

我们可以“成长”进入社会，接受这种想法能够安抚人心。它暗示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朝着向前，一个我们可能最终归属的地方。虽然教育小说这个词起源于德语，不过成长故事已经成为美国的特有现象，因为在美国，对自我的理解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自我创造的神话上。在英国，一个人可能被问到他的父母、教育或是成长背景，美国人则似乎较少关注一个人的过去，而对他或她的未来更感兴趣。更为讽刺的观察者声称（可能说得也没错），这是因为美国人没有清晰的历史和文化；但是成长故事在美国变得重要还因为一种不变的主张，这一主张可能是乐观的，也可能是固执的，认为一个人总是可以改造自己。过去什么都不算；未来才是一切。

这种想法是与生俱来的，有着亚当和夏娃般的纯真，美国对之尤其感兴趣，但它可能相当于抛弃历史。这样的否定主义充斥在美国故事和国家认同的叙事中，已故的美籍阿拉伯人、文学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说道。所有的美国成长故事关注的都是，从假定的空白中创造一个单一的、进取的自我：去拥抱未来、以及它被认为无限的可能性。

从偏社会学的视角看，美式自我创造的神话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神话。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创立理论，指出冥想和写日记能够帮助一个人走进内心，允许这个人，至少是暂时地，逃离这个世界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社会学家保罗·杜盖伊在1996年写过这个主题，但他认为很少有人会像福柯提出的那样对待自我。他说，大多数人会精心塑造一个外表看起来“进取的自我”，人们借由它去获取文化资本，以便在社会中向上层移动、进入某些社交圈子、获得特定的工作等等。我们装饰自己，基于我们的社会雄心培养兴趣。就这样，自我变成终极的资本主义机器，一个皮埃尔·布尔迪厄式的噩梦，欣然剥削着自己。

成年的重点变成了强调工作在道德上的重要意义。

不管是借由一次改变人生的“体验”，还是通过在习得技能的过程中到达顶点，从少年到成年必然会发生一次慎重的转变：这一观点意味着自我是一项任务，要为了服务社会利益去完成它，而且在这一观点中，生产力和工作的概念能够用于体现个人身份。以学生为例，许多学生受到鼓励，通过“间隔年”来想清楚“他们是谁”和“他们想做什么”（这里的“做”，当然很明显地是“工作”的同义词）。成熟必然和经济状况有关，大多数年轻人的期望都是，他们将通过参加工作而变得“独立”。就这样，成年的重点变成了强调工作在道德上的重要意义。

为了在年轻人的生命中诱导出一个浪漫的基于情感的转折点，而去刻意改变个人环境，这种想法甚至也能被商业化变现。“成长仪式之旅”（Rite of Passage Journeys），是一家位于西雅图的私人历险服务公司，它带着年轻人参加有向导的徒步、露营等探险活动，目的是帮助他们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年轻人在这段经历中收获新的激励他们的故事，并且有所启发，帮助他们在决策未来道路时承担起责任，”这家公司的网站上这么写着，“我们帮助年轻人去探索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并由此创造故事，描绘他们是谁、想要过上哪种生活。”它的想法就是要帮助人们快速“找到自我”。

如果参加一周的露营就能帮助一个人立刻找到自我，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通过完整的童年经历和挑战来寻找自我呢？当我们以这种嘲讽的、利用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寻找自我”的概念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然。当代心理学大多会说，不存在单一的自我，我们不断转变的自我似乎全都专心于完成一项任务：探索它们自身的发展。

将“自我”与“成长”相关联进行文化挪用，质疑这种做法并不难，但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想出一种更加准确的方式，来描绘这一重要的转折阶段。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现在的情况是，文化给长大成人规定了模板：先有一段时期用来长大，接下来的时期就是作为一个大人生活下去。美国成长故事的核心表达的是社会融合这一终极目标，但这一目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阻碍了真正的生命历程。如果我们坚信自己必须遵从二分法——要么在长大，要么是大人——那么就没有留下什么空间去真正地成长、犯错或是过一种让人能够真正成熟起来的生活。同样地，如果一个人确信他已经是成年人，他将不再做什么自我发展或是成长方面的努力：成长是一个人应当终生追求的一种成熟，而不仅仅是一种成人的仪式。

调整我们看待“长大成人”的角度和观点，将其视为恒定的本质上无止境的生命环节，这将从根本上转变我们对生命和自我的理解。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1987年出版的《世界的方式：欧洲文化中的教育小说》（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中，指出德语和英语以及用法语写的成长小说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他提出，德语和英语小说倾向于一种“分类原则”，叙事上会有一个清晰的结局和情感的宣泄。小说的主人公最终回归到他们的社会，这么做还证实了社会是他们最好的可选项。忽视社会和他们的家庭，凭借一己之力向外探险的角色们，最终不是会被惩罚，就是发现没有更好的选择。（对这一主题最经典的表现可能是在《圣经·路加福音》“浪子回头的比喻”一节中。）

然而，法语写的成长故事则倾向于一种“转变原则”，莫莱蒂说，它的叙事专注于描绘为自己而做出的改变。在这种模式下，故事的结果变得不必要，情感的宣泄也被视为毫无意义。举例来说，伏尔泰1759年出版的《老实人》是“法语转变小说”的典范，几乎贯穿全书的混乱和恐怖经历没能完成对主角甘迪德的引导，让他明白如何拥抱和融入社会，他也没能学会如何对抗现实的可怕。他只能让自己知足。

生命就是一波又一波的事件。你没有所谓的成年，你增长的只有年龄。成年仅仅是活的足够长、到达了这一点。

这种风格的成长小说最终风行起来，尽管过程缓慢，它也在美国流行起来。标志这一转变的最有名的证据可能是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的电影《少年时代》，通过十多年里跟踪拍摄同一批演员，这部电影反映了标题中的男孩在身体和情感上的改变，以此来赞颂真实生命的流动性。《少年时代》跳脱出美国讲故事的线性方式，即通常在一个启示性的时刻出现关键性的转折。取而代之，这部电影的滚动式结构暗示着，成长过程中的困难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也没有哪一个时刻，“不成熟”会自惭形秽，一次性彻底地转向“成年”。只有不停流逝的时间和不断累积的经验，人们可以在追溯往事时为其贴上有意义的标签，或者，可能更有共鸣的是，让往事随风。

“长大成人”今天的定义——即直接融入社会不再反复——可能会与道德上认为正当的事情相背离。如果你身处一个有缺陷、不道德、不公正的社会（有人可能会说，我们都处于这样的社会），那么真正的成熟是把这看作是一个问题并且对其有所行动——而不是再次肯定它，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典型的情况是，大部分成长故事追踪的是白人男性主角，因为社会期望他们的融入，一般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而对于在种族、性取向和性别上的少数群体，他们融入社会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过程，尤其是因为少数群体对自己的定义与常人不同：他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中无法“找到自我”，也无法融入。一个传统的成长故事，如果以同性恋黑人女孩为主角，就会由于自身设定而失败；试想，对于一个坚持边缘化她这类个体的社会，当她发现自己的身份后还怎么能融入其中？这看起来显然行不通，但它非常明显地突出了一点：把融入社会当作年轻人最优先的选择，这种坚持有多愚蠢。生命就是一波又一波的事件。照此来说，你没有所谓的成年，你增长的只有年龄。如果有人非要定义成年，那么它只是时间的作用，成年仅仅是活的足够长、到达了这一点。

没有可以直达成熟的途径，也不存在单一的“自我”等待个人去发现或创造，这种对于长大成人的新的理解，虽然和我们几代人从成长故事中学到的内容完全背离，但它有着解放人心的巨大潜力。如果一个人愿意，他可以站在雨里，看着旋转木马，然后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但是同样正当的是，一个人也可以只是简单地体会和享受它，而不用有压力一定要从中明白点儿什么。

（翻译：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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