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严歌苓和冯小刚的两种《芳华》 ：“战友情”是真情还是假意？

《芳华》上映以来，很多观众和影评人都指出这部电影在叙事上的支离破碎，然而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出的评论中，作者林彦却认为，《芳华》技术上的瑕疵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这部电影叙事中的断裂、矛盾、悖论，不仅是电影作者的能力缺陷和无法节制的怀旧情绪所造成的，它真正关涉的是影片的编剧严歌苓与导演冯小刚在视角上的显著差异，从根本上说，它源自于这一代人青春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或者说，是那一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严歌苓和冯小刚的分歧在于，严歌苓有着想要解构集体主义友爱的强烈意愿，而冯小刚似乎真诚地相信集体主义友爱的存在。严歌苓代表的是一种大众的普遍看法，即一个平凡如刘峰的战士想要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通过“成圣”，通过对他人的慷慨赠与而与他人形成一种债务关系。但事实上，雷锋精神并不是一种债务关系，更不是今天所谓的“烂好人”、“暖男”，雷锋的“使别人过得更好”包含着对（后进）同志的改造和感化，从而使每个人都成为更好的人，例如，刘峰对林丁丁的表白发生在林的入党申请通过之后，这一情节就点出了社会主义理想爱情观的基础——共同进步。在社会主义伦理的自我想象中，真正的集体主义友爱是建立在自我和相互的批评和改造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今天的语境中，“改造”与“友爱”是根本对立的，前者意味着压服甚至迫害，正如何小萍和刘峰在文工团所遭遇的那样。

而在冯小刚的电影中，文工团散伙饭，以及郝淑雯、萧穗子与刘峰在海口的重逢，是两场重头戏，也构成了影片下半场的主要煽情段落。在某种程度上，冯小刚在《芳华》中延续了《集结号》的主题：组织的不可信与战友情的真实性。但是，这正是影片的自相矛盾之处，战友们对刘峰和何小萍的片刻温存，与他们的冷酷无情形成强烈的对照，而离开文工团后，战友们完全不同的处境和命运，则证明了离开了集体的“战友情”的虚幻性。

林彦认为，造成这种矛盾和断裂的原因在于，不论是冯小刚还是严歌苓都没有理解集体主义友爱的内部逻辑，因此不能从这一逻辑本身出发去进行反思和批判。社会主义友爱本来就是有边界的，没有敌对就没有友爱，正是接班人问题与出身、血统问题纷繁复杂的纠葛，导致了文革初期的青春之殇，这其中，为超越出身的“友爱”留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改造。

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蕾则在《芳华：民间立场分化时代的伪救赎》一文中指出，《芳华》后半段用了一个桥段来解决刘峰、何小萍与前战友们之间的矛盾。首先，刘峰赖以生存的运营车子被海口联防队扣了，并要他支付一千元的罚款，刘峰付不起罚款，又不愿亮出战争英雄的身份，与联防爆发了肢体冲突，这时，刘峰的前战友、军长女儿郝淑雯突然出现，一边谴责联防“打战斗英雄”，一边甩出一千元的钞票，化解了刘峰的难处。曾经的“活雷锋”刘峰在离开文工团的90年代初，反而成了被郝淑雯拯救的对象，这看上去是影片中一再回荡的“战友情”，是历史赋予特殊群体的超越性别和阶级的情感共识，但事实上，刘峰为保护最后一点自尊而写下的借条，正是被郝淑雯以“战友情”的名义撕碎的，电影意欲用“战友情”来掩饰的，正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

贯穿电影始终的萧穗子的画外音则告诉我们，刘峰与何小萍成了一对苦尽甘来的黄昏恋榜样：不结婚生子，超越世俗，在战友聚会上比别人都更安静地坐着，由此通向了《芳华》的圆满结局——精神上的安宁成全了两个灵魂的彼此守护。可事实上，这一站在全知视角上的讲述无非是谎言的脚注，用岁月静好的幻象替换了刘峰与何小萍这对精神眷侣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参与社会并改变自身能力的无奈境遇。

刘峰与何小萍的恬淡中年无非是他们经过青春挣扎却不得不落回底层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可以被高阶的前战友居高临下地观察甚至窥探，却不再拥有与之平等交往的情感渠道，离开了集体，他们之间本就脆弱的“友爱”已经被资本驱动下的新阶层固化拒之门外。更令人悲哀的是，被萧穗子遮掩并美化的“恬淡中年”，还意味着刘峰和何小萍精神上的被动认命，如果说何小萍曾经的精神症候尚是她年轻时不肯轻易服输的冲动意志，那《芳华》结尾释放出的幸福中年表情包，则是提前宣告灵魂枯萎的甜腻鸡汤，看似要抚慰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经受的磨难，实则在抹平尖锐的现实矛盾。

北大无业游民：当“无业”成为一种自我标榜，该如何思考工作的价值  

月初，一篇题为《北大毕业后，当一个纯正的无业游民》的文章，以一个倾慕丈夫的妻子的口吻，塑造了一个在26岁辞掉高薪工作，过上专注于学习和创作的“无业游民”生活的北大精英形象。对于这一形象，腾讯大家作者叶扬在《清华博士与北大游民，都担不起高晓松的精英想象》一文中指出，作者在文中认为丈夫选择的这种“无业游民”生活脱离了低级趣味和功利主义，是一种高级活法，她一边强调丈夫是“纯正”的无业游民，一边又极力将他与睡在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麦当劳里的无业游民拉开档次。

如何拉开档次呢？首先他是北大毕业的，而且曾是状元，其次他曾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在金融机构的工作，并且还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再次他有妻子，婚姻幸福——这种握着一手好牌却执意不按常理出牌的选择，给他“无业游民”的人生镶上了金边。

在作为“纯正无业游民”的日子里，他自学了大量作者认为“20小时就能掌握”的技能，比如写小说、通过阅读建立知识结构、弹吉他、打羽毛球、做饭、健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当他的妻子在文中用雅思成绩、10万+爆款来证明丈夫在完善自己并小有成就的时候，她用的是常规的功利计量方法，好像一个德智体美劳的评分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矛盾，在文中的丈夫想要通过当一个“纯正的无业游民”来跳出世俗评价的窠臼的同时，他自己还在套用这套标准来合理化自己“离经叛道”的选择。

在叶扬看来，这位“北大无业游民”真正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辛苦工作的意义，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叶扬指出，“追求什么”可能是当代人最大的共同问题，就好像“佛系90后”文章中所提到的，与世无争、放弃抵抗只是退一步的自保策略，因为他们已经预料到，将要面对是争无可争的节节败退。或者说，这种“佛系”只是片面的佛系，在劝诫自己与世无争的同时，却选择性地遗忘了佛家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无业游民”一文中曾指出，“为了证明这种（成功）虚妄的价值，维护金钱标尺的人又发明了消费，从而构成了一个闭环，一个圈套，陷入其中就交出了人生丰富的可能性”，叶扬认为，这一分析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当人们开始对人生丰富的可能性发问的时候，答案不应该只是“躲起来、闲下来”，虚无不是与功利主义对抗的武器，也不该是一代人的态度和结论。

但事实上，在必败的命运面前，丧、犬儒和虚无似乎是最容易的应对方式。功利主义的盛行与一个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相关，如果我们将效率放在首位，那么采取的手段必然无暇顾及观念的差异，排斥不产生手艺的行为，更管不了那么多心情。然而，在教授自我管理、时间效率、工作技巧、团队建设的具体知识点之外，在要求人智商情商兼备之后，我们对这一切下面的基础却不管不顾，任由其铺满深深的怀疑，就像是种在沙子里的多肉植物，表面很美，死起来也会很快，长此以往，难免不生出许多“纯正的无业游民”。

而腾讯大家作者尼德罗则在《当无业游民并不荣耀，即使毕业于北大》一文中认为，当一个26岁的成年人开始学习做饭这种基本技能，培养打羽毛球这类兴趣爱好，并且他也自认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时，我们需要追问的，恐怕是他前26年的人生是不是太过单调，或者过于专注于学业和事业。另一方面，当他终于意识到要开始发展这些基本技能和兴趣爱好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将其融入工作-生活的日常节奏之中，而是选择辞掉工作专门来做，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办法可能正反映了他作为一名北大学霸，长久以来被应试教育和功利的价值观所塑造的思维模式。

最后尼德罗指出，像文中丈夫这样的“无业游民”的人生，除了需要一定的存款，还需要父母的支持、妻子的包容，这些条件都并非普通人能够轻易具备的，但在公共平台展示这样一种没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的生活方式，在自嗨和炫耀之外，看不到更多的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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