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财经杂志」（ID：i-caijing）
记者：孙爱民；编辑：王小
楼顶公司的招牌还在，楼前正门处，绿色的铁皮搭成一条“安全通道”。通道外，是一处建筑工地，嘈杂的轰鸣声，让大厅内的人烦躁起来。这里是全球著名药企——礼来公司在上海张江的研发中心。
2017年11月8日，《财经》记者来到这栋总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5层独栋建筑内，一名工作人员站在大厅中拦阻，称他们正在进行撤离的收尾工作。大厅内的公司LOGO，早已撤下。
两个月前的9月8日，礼来公司宣布将关闭这一研发中心。8月初，距离礼来研发中心1.5公里处的葛兰素史克中枢神经系统研发中心，也收到总部的通知，于11月底前关闭。就在同一园区内，罗氏制药、诺华制药的研发团队也在裁减人员。
这些研发中心，已在中国落地5年至10年不等，进入上海之时，曾经带动国外药企来华建设研发中心的风潮。
然而，2017年短短几个月内，多家药企或宣布撤销研发中心、或缩减研发团队，引发全球制药行业的关注：这些研发中心因何撤离中国，以高研发投入标榜创新的跨国制药企业们，缘何收缩研发团队，难道中国不再是药企们抢夺的热土？
撤离各有“苦衷”
“听到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真实的原因，公司可能也不太好讲出来。”对于礼来关闭张江的研发中心，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春河如是说。从2009年至2015年，王春河在礼来生物药物发现研究中心从事研发工作，先后担任资深科学家、咨询科学家。
“采取必要的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运营，降低固定成本，以便更好地抓住机遇，投资下一代新药研发。”9月8日，礼来公司宣布关闭在张江的研发中心时称。同时关闭的，还有位于美国本土新泽西州布里奇沃特的研发办公室。
收缩成本，是礼来业务优化方案的关键词。到2018年，该方案将为礼来每年节省大约5亿美元，这占2016年礼来全球研发总开支的9.6%。
在王春河看来，5年前落成的礼来研发中心，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人力成本、房租都很贵，研发实力又比美国本部团队要差，整体回报很小。
礼来官网写道，作为全球十大制药公司之一，礼来是第一个在中国开展大规模研发活动的制药企业，也是最早把重要的研发项目外包到中国的跨国制药企业之一。
拥有150多名研发人员的中国研发中心，5年来，按礼来官网罗列的成果只是“探索发掘的多个化合物已经通过新药临床前开发的不同阶段”。此前，该中心专注于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的研究。
“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因，很敏感很新的东西，不太放心放在这里做。”王春河告诉《财经》记者，礼来的试验都是电子记录的，在上海也可以看到其他研发中心的记录，“如果知识产权方面保护得不好，会有泄密的风险”。
就在礼来宣布消息的前两天，9月6日上午，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调研在沪外资研发中心，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自东方网上海政务的一篇文章写道，应勇说，外资研发中心是深度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支持力度，努力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全球配置、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服务外资研发活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几家外资药企都派员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同样，因全球研发战略调整，而对研发团队“下手”的，还有葛兰素史克。也是9月初，葛兰素史克宣布，将在上海开展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项目，转入位于美国Upper Providence的研发中心，“这次转型将确保我们能在关键项目上继续开展工作，并将其与未来药物发现研发团队整合”。
一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前任总裁臧敬五进入张江时，希望能做出让总部满意的成果，但脑神经相关的药物研发实在困难，最终取得的专利、科研成果有限，每年的营运成本却在提高，难以让总公司继续投资，“研发中心设立的初衷并没有实现”。
此前，跨国药企诺华也宣布解散在上海的生物制剂研发团队。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梅雪锋看来，这一决定并不意外。梅雪锋曾在诺华美国团队担任了4年的高级研究员，从事成药性评价和药物开发中的质量控制工作。
除了成立十年的中国研发中心，诺华在美国与瑞士都有庞大的研发团队。“三个中心之间是竞争关系，预算是分开的。欧美团队历史更悠久、实力更强，是研发的核心；中国能拿到的资源少很多。”梅雪锋告诉《财经》记者，10年来鲜有新药出品，年轻的中国团队最容易被裁撤掉，“欧美舍不得动，中国可有可无”。
诺华中国方面对《财经》记者解释称，2016年诺华在全球范围内推出新的研发战略。此次调整涉及到诺华位于瑞士施利伦的ESBATech以及上海有大约20名成员的生物制剂部门关闭，一部分科研人员转入其他新药研究团队工作。
来的初衷是相似的，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
尽管各家药企在描述在华研发团队调整的原因时表述不一，但其说辞的背后，仍有一些相近的“苦衷”。
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主席黄培杰，在分析此次“撤离潮”时认为，跨国药企在全球普遍面临研发瓶颈，越来越难发现重磅新药，在华研发中心做得最多的是老的小分子药，很少有创新，药企在全球计划更多做大分子、生物分子药物，研发效率远远不及欧美团队的中国中心，更容易被关闭。
看重中国市场的跨国药企，将研发中心作为进入、扩大中国市场占有率的“敲门砖”——中国政府看重其人才培养与创新扩散效应。“药企认为中国政府非常在意他们对当地的贡献，设置研发中心是其中一个方式。”黄培杰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一旦公司战略调整、管理层调整，或遇全球收入与成本危机，在华研发团队便首当其冲。
2010年11月成立的 “礼来中国研发中心”，至 2012年5月正式投入运营，2017年9月关闭。变化之快，也可见企业的决心。
黄培杰分析，“如今，很多药企意识到中国市场并不好赚钱，药价很难提高，市场也很难扩展。”于是，跨国药企面临抉择压缩、甚至关闭在华研发团队。
寻找外援合作创新
不管是出于压缩成本、集中攻克重点领域，还是为提高研发效率、淘汰落后的团队，药企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危机：如今的新药研发越来越难。
现在发现及开发一种新药的平均成本26亿美元，从发现到上市的平均周期为10年。新药研发已成为一项确凿无疑的高投入、长时间、低成功率的工作。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球医药研发支出达到1474亿美元。
尽管耗资巨大，市面上常用的药品，大部分还是十年以前上市的。以抗癌药为例，如今热卖的PD1/PD-L1系列药品，是十年以前的研发成果。
在“低垂的果实都被摘光”之时，与中小型研发公司、专业研发机构合作，成为跨国药企的共同之选。上海张江发生的研发中心撤离潮，正是这一全球研发策略转变的一部分。
“从5年前，大药企就开始考量如何在研发模式上有突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高级顾问卓永清对《财经》记者说，大药企越来越倾向于网络型、虚拟式研发模式，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将研发力量分散在各地，“盖一个研发中心、养一群人搞新药研发，效率还是太低”。
卓永清任职过的安斯泰来制药公司，在芝加哥有研发中心，但单纯靠一个、两个研发中心得到好的研发成果，在最近几年越来越难，于是寻找跟自身策略相符合的小公司的产品收购或合作，更经济可行。
通过购买、投资中小公司，来进行接力棒式的研发，不少药企在五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开始尝试。诺华、礼来、默沙东等药企，最早从2003年就在全球范围内收购中小药品研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甚至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投资成长型企业。
有的跨国药企一年收购几百家小公司，研发线、新产品线里在研产品有一半是通过跟小公司合作取得的：先合作，再收购。
这种新模式下，着实出了不少新药。现在最耀眼的明星产品CAR-T细胞药物，最初便是中小公司的研发成果，后被大药企看重。“众多中小研发公司，发挥数量优势，整体就具有了研发效率，大公司可以做更擅长的注册、市场营销的工作。” 黄培杰说。
像NBA、美国职棒大联盟从高中学生选人一样，大药企寻找新药、新项目，在新药研发的早期，甚至是基础研究阶段，就开始盯着有希望的成果与项目。
王春河以“百人计划”进入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后，致力于以癌症治疗为主的生物技术药物研发，其中进展最快的分子已经到工艺开发阶段。他在等待，盘算着一旦新药研发成功，可以卖给大型药企，也可以自己开公司，引进资本。
“小公司做小趋势，大公司做全球趋势。”RDPAC沟通部总监左玉增说，除了购买中小公司的成果，大型药企自身有几百个有希望的化合物、“新药种子”，不可能几百条线都全力投入研发，常常会选择有能力、感兴趣的合作伙伴，让后者去继续研发。
在这种模式下，顶尖才能的研发人员甚至可以离开大公司的研发中心，自己创办小公司，有合适的时机再卖给大公司，“从个人层面考虑，这样挣钱更多”。黄培杰分析。
在新模式运转出新花样之时，研发效率低下、又吃进太多成本的自有研发中心，自然光环不再，成为砍掉落后产能的首选。
当红花，还是做绿叶？
几家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收缩举动，并不代表全球药企对华投资的大撤退。事实上，全球大药企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在逐年增长。正经历专利悬崖期的跨国药企，在产品销售与研发方面，都在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中国政府加大健康领域的投入、医保覆盖面拓宽下，快速发展的中国医药市场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RDPAC 数据显示，其41家会员公司，共在中国设立了31个研发中心，这41家会员公司几乎囊括欧洲、美国、日本的大型跨国药企。
“关闭研发团队的那几家公司，属于个别现象，因知名度高而放大了影响。”左玉增告诉《财经》记者。
通过对30多家在华跨国公司调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发现，跨国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该委员会估计，中国药品市场规模达3500亿美元。
通过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跨国药企可以直接得到中国的市场信息，最大限度利用中国的资源。
USCBC的调查显示，过去只是单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将产品输入到本国或者其他市场，如今已经开始为中国市场定制生产，“在中国，为中国”。
此外，大量的患者样本为新药研发提供充足的受试样本。不仅如此，中国疾病资源的多样性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低廉的研发成本对于重研发的药企仍具有吸引力。科技部原副部长吴忠泽曾表示，中国药物动物试验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20%，药物临床试验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10%。
不论是在研发中心的数量，还是在研发投入的总量上，跨国药企都在增加对中国的“砝码”，可难见新药、研发低效的整体现状，仍让在华研发团队难逃“配角”的质疑，况且出于全球定位、利益诉求和专利保护考虑，跨国公司也难将核心技术植入在华研发中心。
“中国的研发中心，如果能写出好的paper，也能成为全球的中心。”卓永清认为，不乏有些药企将在华研发团队，置于辅助的功能上，但不能一刀切，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整体地位，正在逐年提升。
像其他行业一样，一个部门的地位，往往由研发中心领头人在全球研发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整体研发投入的数量级决定。“诺华、默沙东等在华研发投入都在10亿元以上的，不可能甘当‘配角’。”左玉增说。
留住R&D
研发中心的多少，渐渐成为城市整体研发实力的象征。
或许有感于9月份的撤离潮，10月16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参与重大项目研发、支持设立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参与政府计划项目、便利申请使用大科学设施，吸引高能级外资研发中心落“沪”。
上海市还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从投资贸易环境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人才政策便利化等方面，支持高能级研发中心在沪发展。
此前，跨国药企不可申请重大专项专利、无法开展基因测序，甚至高科技人才也不能申请人才计划等。
10月2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CFDA）公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修订稿）》提到，申请人在欧盟、美国同步申请并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或在中国境内用同一生产线生产并在欧盟、美国同步申请上市且已通过其药品审批机构现场检查的药品注册申请可以优先审评。
此前，仅在新药审批一项，就将不少药企挡在门外。从2001年到2016年15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433个新药，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新药进入中国市场。5到7年的审批时间，让大多数新药无缘治疗中国患者。
然而，CFDA的一系列优惠与鼓励政策，大多数还是针对国内药企，跨国药企并不能享受同等的优惠政策。如在中国，进口试验制剂需要交纳高昂的税费，而很多国家临床试验的样品进口，一般是免税的；对于外资背景的临床试验，涉及到血液等人体组织标本的采集，需到科技部进行人类遗传物质审批。“此类的限制性政策还有不少，这些都无形中成为了国外药企进入中国的障碍。”左玉增说。
尽管有留住和吸引之心，要想让跨过药企在华扎根，国内仍待改进创新环境。强生集团执行副总裁Joaquin Duato认为，药企要进入目标市场，需要后者拥有研发所需的必要条件，即有效的审批流程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与适宜的定价和医保系统。
知识产权对医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中国虽有《专利法》《药品行政保护条例》，可知识产权还不是中国医药行业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药企讨论的重点往往是如何拿到“药证”。
在卓永清看来，跨国药企对专利保护有担忧，特别是专利申请，因为“这不只是法律问题，对于一些专利纠纷，司法机关如何立案、审判等，还处于灰色地带”。
此外，国内的临床试验水平、能力与资源，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也很大。承担了大多数临床试验任务的公立医院，面临大量的医疗工作无暇顾及，再加上试验本身带有风险，医生往往没有承担项目的动力。而国外一些研究型医院，只治疗疑难杂症、不做常规疾病，临床试验比较集中。
“医改的分级诊疗与医联体能够实现的话，三甲医院专治难病、重病，就可以把临床试验做好。”卓永清说，台湾把临床试验做好，得到美国FDA的认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高水平的临床试验，也是让外企的研发中心能做出好成绩的一个必要条件。
据报道，9月7日晚9点左右，礼来制药中国总经理贺安德向中国员工宣布关闭研发中心的消息后，强调研发中心的一部分员工将加入礼来药品开发和医疗事务部。
这不是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一切推倒重来，这只是企业应对当地政策、全球市场的策略，但也再次说明新药研发风险高，弥足珍贵，更需要一个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