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显示，2016年城市创新指数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深圳、上海、苏州和杭州。其中，深圳、苏州表现最为突出，2016年深圳创新指数较2001年上升近550倍，苏州则超过430倍。
在创业方面，2016年城市创业指数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成都。其中，深圳2016创业指数与2005年的比值达到15，增速位居第一。创新指数主要基于中国专利数据计算得出，以2001年为基数；创业指数则基于全国新成立企业注册资本总额计算，以2005年为基数。
2016年城市创新指数排名第六到十位的是南京、广州、成都、武汉和西安，创业指数排名第六到十位的是杭州、南京、西安、苏州和武汉。
报告指出，2016年创新能力前20位的企业中有8家位于北京、7家位于深圳、2家位于上海。北京市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以央企及其控股企业为主，上海的高创新能力企业既有国企也有外资、三资企业，深圳的创新型企业则以民营企业为主，也有三资企业。
报告中提到了“创新极”的概念，创新极是指创新行为具有集聚特征的区域。2016年，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这3个创新极的创新指数占全国的比例超过73%。其中，环渤海创新极的创新行为主要在北京集聚，而长三角、珠三角等创新极，在2009年后，内部的创新集聚程度在不断下降，并且长三角下降幅度更大。
“随着时间的演变，上海在长三角的重要性在下降，而北京和深圳在各自的创新区域的重要性在增加，同时，长三角在整个中国经济的创新重要性在增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寇宗来在报告发布会上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表示，上海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四分之一左右，没有很大的变化。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民营企业带来的创新效益优于国有企业，上海未来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催生更好的创新环境。
报告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侧重于投入端创新激励政策，最典型也最常用的手段是对企业的研发支出进行财政补贴或者税收减免。但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政府实际上难以准确遴选那些真正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和企业进行补贴，由此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另外，利用财政资金对特定企业直补，既容易诱发腐败，也会扭曲企业行为，使它们为获得政府资金而偏离主业，过多地从事所谓的“非生产性努力”。
报告认为，创新作为一种投资活动，只有收益高于成本时才会有企业愿意进行创新，按此逻辑，政府需要更加重视产出端激励政策来鼓励技术创新。
产出端创新激励政策最为显著的一个好处是放松了政府所面临的信息难题。此时，政府无需遴选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企业，因为只有那些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真正获得丰富的创新收益。
产出端激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在落实专利保护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降低诉讼成本，如承担哪些进行专利维权诉讼并胜诉的企业在诉讼期间付出的各类诉讼成本，甚至进一步提供奖励资助。同时，由于专利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其市场价值与市场范围成正比，所以，消除区域间市场分割和进入壁垒也是提高创新收益的重要举措。
此外，报告认为，为了形成有序的创新环境，政府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山寨行为，让创新者“有恒产者有恒心”，愿意为建立和维护市场品牌做长期化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