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齐朋利
一向以独立、反叛和自我为标志的嘻哈音乐，在寻求自身安全及更稳定上升通道时，正在不可避免地与原本对立的官方话语产生联系。
这一趋势，在后《中国有嘻哈》时间变得日益明显。GAI是最典型例子，他以宣扬争强斗狠的江湖说唱风格成名，在而立之年重新出发，正能量路线与承载贡献的歌手，是他最新的定位。
就在几天前，因为对女友隔空表白事件，人们发现GAI已经登上了央视《我要上春晚》的舞台。而两个月之前，他已经在央视中秋晚会上亮相。
GAI还与春晚常客歌手祖海合作了歌曲《好运来》，二人还一起出席某品牌珠宝晚宴。在微博上，祖海晒出两人合照，并配字“民族嘻哈范儿”。这让人不由想到流行歌手与民歌歌手的“春晚合体”模式，而诸多证据表明，GAI离登上2018年春晚这一最重要的主旋律舞台，似乎并不遥远。
对有过地下经历的音乐人来说，与主旋律保持一定距离、并坚持创作自由和独立，似乎是一种被圈子和粉丝广泛默认的政治正确。此前，民谣音乐人赵雷因为创作了两会版《成都》，而被一部分网络声音称为“赵红雷政委”。
嘻哈这种反叛意味更强的音乐形式，与官方话语的结合，无疑会让更多粉丝一时难以接受。在GAI与祖海合唱《好运来》后，便有人说“社会GAI正在变成社会主义GAI。”
GAI并不是首个做正能量内容的嘻哈音乐人。2016年，由于作品《This is China》被“共青团中央”微博转发，成立于2015年下半年的成都说唱团体天府事变受到了极高关注。由于歌曲中多正面宣扬中国的建设成就，并直接驳斥了一些国外观点，天府事变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意味，甚至得到了“红歌军团”的称号。
在天府事变队长王梓鑫看来，他们的创作只是保持自己所相信的客观。“天府事变也写了很多批评中国的东西。你只写中国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你假装看不见，这是不对的。”
另一位在《中国有嘻哈》上获得曝光的歌手孙八一，也一直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2016年9月，有凯里市政府以及贵州省黔东南州文广局官员坐镇的“孙八一个人演唱会”，实现了1500张门票全部卖完的“壮举”。此前，因为宣传不要酒驾以及旅游城市等作品，孙八一曾得到当地官方平台多次宣传。
对嘻哈音乐人来说，央视、春晚和政策宣传作品，具备相当的推广和宣传能量，这是嘻哈音乐人想获得更广人群和更多商业回报的一个可选项。
近些年，官方也有意利用更新的艺术形态接近年轻人。在这个意义上，“正能量”嘻哈所代表的内容精神差异性，也让这种音乐形式面临着艺术性和独立性的消解、并沦为表达工具的质疑。
建立文化自信心很重要
刘洲是GAI转型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早在《中国有嘻哈》节目录制过程中，身为节目音乐总监的刘洲，就率先签下了这位特点鲜明的嘻哈音乐人。
作为国内知名音乐制作人，刘洲合作过的音乐人包括韩红、谭维维、张杰、孙楠，“最早我没见过GAI，只是听他的CD，我觉得在选手里是能独树一帜、有自己风格的。”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定位制作人，刘洲擅长根据歌手自身特色，打造歌曲规划发展路径。在刘洲的规划下，GAI逐渐不愿再提起曾让他收获地下影响力但已经被官方下架的歌曲《超社会》，也不愿别人将他称为匪帮说唱音乐人。“我不想别人拿任何一种风格把我框着，而且中国不允许有匪帮，中国没匪帮。”GAI谈到。
在刘洲创立的Door&Key厂牌发布会上，身为签约艺人的GAI，蒙面上台来了一段独白。“我的音乐可能一直都是让人听着不安的，里面都是江湖，都是社会，都是DISS，都是斗狠。”随后GAI为“自己当初犯的错”，向观众鞠躬致歉，表示要重新出发，同时还将自己获得的《中国有嘻哈》一百万冠军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
这一系列举动，显出了GAI向主流靠拢的强烈愿望。刘洲并不避讳GAI向正能量转变，“我为什么要让他走正能量，现在说嘻哈好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剩下的还有十几亿人。要把一个音乐品类推向大众，好的歌曲一定是雅俗共赏的。”
刘洲强调，GAI的正能量只是不像以前那么“脏”了。“在特定的时间，我觉得当一首歌的内容是那种很有劲的东西，我可能会让GAI尝试回到一些状态上去。但一个人在小地方骂街，大家觉得你牛。走到一个大平台还骂街，那就不合适了。”
去掉了GAI作品中不宜示人的元素，刘洲选择放大GAI的民族特色。将民族元素与流行乐结合，是刘洲的拿手本领。此前，刘洲为歌手谭维维打造的将华阴老腔与摇滚元素结合的作品《华阴老腔一声喊》，帮助谭维维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刘洲为GAI打造的歌曲《火锅底料》以及《好运来》，也都兼具民族和喜庆色彩。
刘洲对GAI的期望，是让他成为一个承载贡献的嘻哈歌手，这种贡献是与传承相联系的。“GAI传递的仁义礼智信，我觉得是好事。怎么用中国人的方式，把嘻哈落地，做中国独有的嘻哈风格很重要。这个市场上，模仿欧美的东西不需要GAI去做，我们缺的是文化自觉性的艺人，GAI本身也具备了这个特性。”
在GAI之外，Door&Key厂牌还签约了BIG DOG王可、辉子、王大痣、辛巴、赵涛以及蜜妞等20余位嘻哈音乐人。根据规划，这些签约艺人每年都要推出至少三首与中国古诗词和《三字经》等传统文化相关的嘻哈作品。这种规划，是根据刘洲个人的经历，以及对建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性等官方话语的综合判断做出的。
“我绝对不给国家添乱，我的爱国方式就是如果我同意政府的观点，我就去做。有的人可能说我外行或拍马屁，我做这个行业都二十年了，我还拍什么马屁？我经常跟老外合作，也见过很多东西，最后回来发现人家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文化自觉性。”刘洲向《三声》（ID：tosansheng）说。
“前一阵，我也在看十九大说要建立民族自信，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这正是我们这些人想做的事。但前提是你得见多识广，你才知道真的需要什么。不要以为国外人家这么玩，我们学了就是他们了，把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建立起来很重要。”
有官方好做市场
与GAI的后天转型不同，孙八一与官方建立联系，源于自身现实性的作品风格。正如观众熟知的《还钱》，孙八一的作品很少见到金钱、美女与争斗等嘻哈音乐常见元素，相反他却创作了关于环卫工人、流浪动物以及呼吁不要酒驾等很多作品。
这种创作风格，也影响到了孙八一签约音乐厂牌的态度。“很多人告诉我说，我是市面上唯一的，我不知道签约厂牌后会拖累人家还是浪费我的青春。比如说我想写环卫工人的、写弘扬祖国的，他们可能觉得没必要写，我就感觉这会限制我。我担心的是，如果签约，我写的这些歌对他们没什么商业价值，也会浪费他们的资源。”
孙八一去年成立了专属工作室，当时是因为办演唱会需要签合同。成立工作室后，孙八一招揽了十多个喜欢说唱的学员。这些学员大多十五六岁，叛逆心比较重，很多人都是过来“踢馆”，被孙八一唱赢之后拜师的。
“很多人印象中觉得，说唱就应该是叛逆的，就是你要我往左我偏往右这种，这样就会受到小众群体的喜欢。但当小众文化想要变成主流音乐的时候，有些人是接受不了的，一开始我也不习惯。”孙八一的目标，就是向更多人宣传嘻哈的正面性。
2015年，孙八一发表专辑《孙八一》。其中宣传凯里旅游城市的《要来凯里下》，被凯里当地电视台拿去播，至今已经播了三年，“据说每天播12次，《中国有嘻哈》之后频率更高了。”
去年，孙八一在凯里市中心广场做歌曲《生命只有一次》快闪。做完后，就被交警大队长叫到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快闪，我说作为凯里的公民要呼吁大家遵纪守法。他说你觉悟这么高，那你帮我做一个事。我说可以，但打印A4纸的材料费你要给我钱，后来就帮他们做了一个文明出行的歌曲。”
与官方的合作，让孙八一得到了当地官媒和自媒体的多次报道，也让孙八一在凯里当地获得了很高知名度，“不说家喻户晓，70%、80%的年轻人都知道了我。”
去年9月，孙八一在凯里黔东南州篮球馆做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整场演唱会卖出了1500张票。当时孙八一做了近20首歌，想办一个正式演出。“但凯里没有Livehouse，酒吧我不想去，体育馆又太大，那我就用体育馆的一半。后来我发现真有人愿意听我的歌，年纪大的和年轻人五五开，很多是带小朋友的老人家。”
同样让孙八一激动的，是政府的支持，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凯里市人民政府都出现在演唱会海报主办单位名单上。对邀请政府官员，孙八一的想法是，“我觉得有威力一点，有官方好做市场。”但邀请过程并不容易，孙八一递交举办演唱会申请材料时，最先遭遇的是重重质疑与盘问。
“他们问我唱的歌有什么意义，我就解释说，《我回家》是献给留守儿童的，《要来凯里下》是宣传凯里旅游城市的，《生命只有一次》是宣传不要酒驾。在凯里大家觉得做民族很正常，说唱他们不理解。他们觉得你是不是传播负面的东西，我说是正能量的。他们又说你卖票，我说因为我自己花钱投资，当然要卖票。”
除了让政府部门登上海报，孙八一还给政府官员送了请柬。“我把邀请函推过去一直在等。上场时，我看前面一排领导席还是空的，我就说不管了。等我唱完一首歌下来再上去的时候，市政府和州文广局一把手全都来了，我还蛮激动的。”
这场演唱会，孙八一投入的成本是15万，拉来的赞助有5万块，但由于票都卖完，最后核算成本，只亏了三千块。在做演唱会前，孙八一想了退路，亏了就自己填。但更多的是信心，“绝对不会卖亏本，结果果然这样。”
做时政说唱，跟政府接触是最好的选择
与孙八一和GAI的音乐停留在宣传正能量的层次不同，天府事变的音乐，带有更强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比如歌曲《全球通缉》，是在反击对华不友好的国外媒体机构或群体，《当代法西斯》抨击了与中国拥有领土争端以及历史纠葛的日本，《This is our generation》则联合了其他说唱歌手，宣扬中国的崛起与民族自豪感。
与那些嘴上随时挂着real的Rapper不同，王梓鑫不喜欢为了叛逆而叛逆，也不喜欢有些Rapper明明没有街头生活的经历却非要写在歌里。在王梓鑫看来，这些举动是故作姿态。他曾注意到一些Rapper之前从不转发官方的微博，但火了后却开始转发，“你说这real吗，我觉得不real。”
给组合起名“天府事变”，也是要改变通常嘻哈音乐的内容表达，正如王梓鑫此前提到，Rapper的态度要更公正，“你只写中国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你假装看不见，这是不对的。”在王梓鑫看来，天府事变的作品虽然与官方话语有很多契合，但没拍马屁也没唱赞歌，“天府事变的歌里也写了很多批评中国的东西。”
虽然成立时间很晚，但与官方的紧密联系，让天府事变获得了远比地下嘻哈音乐人更快的上升速度。去年在歌曲《This is China》被共青团中央微博转发后，天府事变从说唱新人一度成为话题度和讨论度最高的说唱团体。这为天府事变带来了更多的商业代言合作，包括大数据公司、寺库等品牌都是天府事变的合作客户。
此前，天府事变作为国内首个说唱团体乘坐军方运输舰登上南海三沙群岛，期间天府事变提出想拍一个MV，结果官方很爽快就答应了。与官方的关系，也让天府事变遭受了很多争议，同为成都说唱团体的Higher Brothers曾公开diss天府事变。前不久幼儿园性侵事件发生后，很多人还跑到天府事变微博下留言骂他们。
王梓鑫并不在意，“中间人群有时容易被煽动，这些人过来骂我们，我们是无所谓的，他们是很善良的。”除了被煽动的无偏向人群，说唱圈里只听反政府歌曲的那部分人以及偏右的群体，都是天府事变的批评者。但天府事变的粉丝里，很多是海外留学生，“他们在海外亲眼见到了不公，我们的歌能给他们带来力量。”
在王梓鑫看来，如果要做时政说唱，跟政府接触是最好的选择。“其实我们和政府接触很多次，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这不能写那不能写。像团中央很多都是年轻人也爱听嘻哈音乐，他们都懂你。只要你的初衷是好的，他不会管你太多。”
但事情可能并不像王梓鑫想的那样，虽然官方可能会对嘻哈的表达内容放宽限制，但用嘻哈音乐表达意识形态本身，仍有让嘻哈音乐有沦为工具的倾向。这种工具除了表达观点与情绪，似乎并不产生有价值的新内容。但天府事变的经历也确实说明，与官方合作无疑会让嘻哈音乐或音乐人获得更快的上升途径与更广的人群。
刘洲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人说我做嘻哈管国家和政治干什么，但是你要推动一个艺术产业，你就得去学习。为什么呢？国家承认它才能成为一个门类，国家不承认它就永远是地下，你得让它走到台面上来。”
对刘洲来说，GAI只是Door&Key整个宏大计划的尖兵，刘洲计划在三年生产一万首歌曲、签约100位嘻哈音乐人，并制作100场现场演出，最终目的，是把整个嘻哈市场培育起来。为此，Door&Key计划每年投入一个亿在音乐制作上。
但大规模将歌曲产品化生产的做法，也引发了担忧，“很多人觉得一首歌要经过很多打磨，但能做成大市场的歌曲都是简单的，它是一种感觉。我们就是专一的做音乐，是不是艺术品我们不会划分。只要是老百姓喜欢的大家听得懂有印象就好。”
而孙八一则希望在明年出一张专辑，并继续做好培训，他希望那些学员能在明年或后年有机会出现在综艺节目上。11月成都合作伙伴大会期间，孙八一还向媒体透露，自己计划创作一首歌来弘扬十九大召开之后中国的福利。说完，他还特地叮嘱媒体，“这个你先不要报道，因为我怕其他人知道了先去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