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日前在“2017（第十一届）固废战略论坛”上表示，环保监管趋严是依法的、常态的、合理的，是一种理性回归，所以它也是长期的，未来会成为常态。
吴舜泽认为，近年来环境监管呈现出三大新特征，一是过去单一靠行政执法，目前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同步；二是综合激励与严惩重罚并重，特别体现在明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将在7省市开展试点并将推向全国全面实施；三是以排污许可落实排污者主体责任与社会监督严格问责相结合。目前，这三大特征已经形成组合拳，使得环境监管威力强劲。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2017年8月25日，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在第十九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过去五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颁布，明确规定了企业在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主体责任，并为环保部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提供了“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查封、扣押”、“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等新的执法手段。在此之前,环保部门无权决定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限产、停业,只能报请地方政府批准。
环保部的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1-10月，全国实施五类案件总数32227件。同比去年1-10月增长126%。
2016年1月4日，被称为“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式亮相。根据设计，中央环保督察的对象，主要是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督察结束以后，重大问题要向中央报告，督察结果要向中央组织部移交移送，这些结果作为被督察对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
吴舜泽认为，监管趋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环境成本必须内化；二是2015年十八大以来，40多项生态环保制度陆续落地，新环保法、水、大气、土壤等各项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已经基本完成，形成了一系列法规、法律要求，目前所做的是依法监管；三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或者达到上限，已经不能走老路和邪路了，所以必须要走内生发展；四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生态环境成为稀缺产品，成为老百姓最大的需求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感觉趋严了，其实是过去的欠债太多，宽松软太严重。”吴舜泽表示，过去“上头热、中梗阻、下头冷”的现象现在得到了充分改变，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在严格问责、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导向下对当地企业的监管明显加强、加码，抓大不放小，这使得大家对环境监管趋严印象深刻、感受明显。
在环境监管趋严的形势下，吴舜泽强调，排污者要适应严格监管执法的常态，及早谋划达标排放，从生产工艺和治污设施、管理运行的角度实现本质环保，抛弃临时、不正确的观念。环保产业从业者也要适应，强调技术工艺而非生产关系。只要是常态化的依法严格环境监管，就能够传递出稳定、持续、可预期的信号，就是有效的、有利的、有力的。
针对“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环保督查刺激价格上涨”等论调，吴舜泽认为，这些观点有失偏颇。
他解释称，目前价格上涨包括宏观经济面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发力、成本推动价格上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等多方面的共性原因，因此，总体而言，当前产品价格仍为恢复性反弹，是经历了50多个月负增长后的上涨。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仍处于可控范围，没有达到全面疯涨的阶段，也没有真正影响到CPI，市场有自我调节机制，不应过度干扰市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环保政策、产业政策还不需要从价格影响的角度进行大的调整。
另外，吴舜泽认为，环保督察执法不是投资下滑的原因。他分析，2017年前三季度，投资增长率分别为9.2%、8.3%、5.5%，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收紧导致货币量减小，限制了投资；财政政策收紧（如PPP等）导致地方政府难以随意举债，直接影响了投资资金；制造业受到货币财政政策影响，投资意愿不强烈；房地产市场发展受限，投资减弱等四方面原因。对部分企业而言，实际上环保督察提高了利润率，有利于投资。
吴舜泽举例称，2015年之前，钢铁行业盈利水平偏低或者亏损，2016年以后虽然环保运行成本上升，但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幅提升，吨钢毛利200元，2017年吨钢毛利更高达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