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11月
未来三十年，将发生什么？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展望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经过15年的奋斗，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从20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明确，方向明朗，但要予以实现，很难做到顺风顺水，一蹴而就。从国际上看，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承担全球主要“公共品”的美国，经由特朗普当选总统，其政治体制的缺陷暴露无遗，既得利益集团排斥改变或者说希望延续过去的路径，而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化的政治势力不仅急切希望改变美国的政治运作，而且有意大幅度的调整现有全球化体系，让其他大国和国家联盟分担“公共品”供给责任。不仅美国，欧洲等其他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也开始盛行，这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较强的外向型经济依赖的我国部分地区而言，当然不会是一个好消息。
总体来说，国际上的挑战，突出表现在年轻政治人物、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更趋偏激化、更加强调本国利益保护、对于多元化秩序和族群包容度更低的政治主张出人意料的受到欢迎。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更加强调国家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作和合作，这就需要更好的讲述“中国故事”，打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疑虑，建立更加广泛、利益覆盖更加多元的合作基础。
实现发展目标，最重大的挑战来自中国国内。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所著的《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一书中，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五年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的前提下，详细阐述了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所需解决的内部挑战。
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推行动力不足的问题。郑永年在书中《中间层和中国的政策执行困境》一文中分析指出，目前在改革顶层设计不断趋于精准化、精密化的情况下，地方和部门执行的积极性不高。
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改革和反腐整肃力度，但这也带来了部分地方和部门官僚动力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政策创新，都存在不可控的试错风险，而且，就像是共享单车、打车软件等经济领域的新生事物出现，陆续引发出租车行业震荡、共享单车押金退款难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引发了对监管的批评——为了避免上述风险和批评，一些主管部门就宁可把步伐放慢一些，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的“口子”开得小一些。近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话语已经频频出现在各级官员的口中，但“真刀真枪”的改革创新，仍然主要出自国家层面而非地方。
其次，要警惕振兴实体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反过来导致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郑永年意识到，尽管近年来各级部门都在发展、支持实体经济，但政策实施的结果却是“脱实向虚”，这充分暴露出政策执行考量不足、经济思维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在书中《投机资本的崛起及其后果》一文中还指出，过度金融化，已经导致一些金融企业以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强行并购优质实体企业——资本收购实体企业的操作方式，也因此转向短视化的投机，即榨干实体企业的价值，留下空壳和债务负担“甩”给社会。
第三，亟待重新设计城镇化思路和路径。郑永年认为，过去以来的城镇化是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进城的问题，并抑制其进入大城市，但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平民更喜欢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心居住和工作，而乡镇对于没有便利交通工具的农民缺乏吸引力。在他看来，乡镇建设应当为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口做准备，由这部分群体来承担乡镇建设的主体。当然，他意识到，目前要调整城镇化开发思路，很难具备可行性，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大量资源被积聚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从而使得中小城市和农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第四，官方和知识界都存在“方法论的贫困”，即对于复杂化的现实问题，拿不出行之有效的破解思路，这暴露出“思想的贫困”。郑永年指出，中国各个知识群体以及由之涌现的精英所组成的官僚队伍，都陷入了以下困境：知识的道德化，即脱离执行可行性和现实环境，仅仅诉诸于道德化的表达；知识的金钱化、名誉化；社会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等等。
《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这本书也用了相当篇幅来阐述中国未来三十年，需要应对的外部挑战。一方面，要更好的传递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加清晰的完成国家声音的对外输出。郑永年说，在这方面，由于西方近几个世纪来都主导着话语权，且其话语往往会流变为政治意识形态，所以不利于中国等新兴国家传递国家形象和声音，但也要看到，在“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学界有关人士陷入了简单化、非此即彼、神秘化的泥淖。笔者很赞同郑永年的这番话，“对中国来说，要让世界了解自己，关键在于首先理解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新的外交政策的调整，让合作哲学成为主流话语。郑永年主要就周边关系、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与俄罗斯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分析探讨。他强调，新兴大国、新的承担全球“公共品”的大国崛起，应当避免同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冷战，而是反过来，更加清楚的表达中国是现行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规则，会兼顾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