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作家都不是演说家，”托马斯·曼在一开始就这样警告读者，他在192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当时“像过节般欣喜若狂”。可矛盾的是，2017年诺奖得主石黑一雄必须得意识到，诺贝尔奖虽然是作品的荣誉，但作家本人却被要求亲自出席（尽管一些获奖者拒绝出席，如2016年的鲍勃·迪伦），变成精通修辞的表演专家。
托马斯·曼获奖后二十年，威廉·福克纳亲身验证了这一鲜明的对比。福克纳简短的演说（呼吁读者回归“内心的不朽”）在现场几乎没有人能听懂，包括以英语为母语的听众——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对麦克风的使用技巧也一无所知——但是当演讲稿印成文字时，这篇演讲稿成为了鼓舞人心的经典之作。
这是个艰巨的挑战，每个获奖者都得经历两次（通常是和石黑一雄一样，要先发表一次演讲，三天后还有一个“宴会致辞”）。但所有的演讲都逃不开以下这些套路：对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诺贝尔奖评选机构）诚挚的感谢；绝不吝惜表达自己的谦虚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也不要像皮兰德娄那样讲得太消极了）；承认自己曾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例如叶芝的整个演讲都在致敬史威登堡和易卜生）; 一段深刻的童年回忆和最近的一件轶事，展示你是多么根植于世俗生活（威廉·戈尔丁就谈到在颁奖当天，有位警察祝贺他获奖，并给他开了一张停车罚单）。
福克纳和海明威讲述了自己生命中遭受的重大折磨，但这种方式早已过时了。20世纪中期的获奖者（例如阿尔伯特·加缪）开始高深莫测地进行预言——人类的未来会是什么样？文学将在其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为自己受到歧视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进行辩护（马尔克斯劝他的读者们不要用欧洲人的视角去解读拉丁美洲）仍然可行，也许正是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太多非白人和/或发展中国家的获奖者这么说，最近几年的得主很少再这般老生常谈了。
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可以表达政治上的愤怒（例如约翰·斯坦贝克），但会让人感觉非常不合时宜，获奖者往往都身穿燕尾服，手拿瑞典皇家学院发的一大笔奖金（哈罗德·品特曾公开谴责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是战争犯，但因为身体不好，这段演讲是通过视频发布出来的）。你甚至可以嘲笑瑞典、诺奖或者背后的人物，只要别人能听出你的笑点。一个反面案例就是沃莱·索因卡，他在一次演讲中嘲笑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将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了诺贝尔奖），并在另一个演讲中嘲讽了诺贝尔奖的“种族主义优越感”，于是达里奥·佛问道：“你们先是把奖给了一个黑人，然后给了个犹太作家，现在又给了个小丑——这是个什么奖？”
最近的几位获奖者都在讲故事，巧妙地将演讲与他们的小说结合在一起：关于一位盲人女性的寓言（托妮·莫里森）；一个鲁滨逊的故事（库切）；一只实验室小白鼠获得诺贝尔奖的故事（君特·格拉斯）。瑞典学院会引用一些华丽的辞藻来引诱你说出豪言壮语，有些获奖者确实入了圈套，但你要避免这些假大空的话。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就将“文学式演讲”推向了极致，她录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是一段晦涩的独白，讲述了一个避世的作家、她的读者和她的语言，她是在模仿贝克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当时她刚上完一门文学批评理论课。
石黑一雄还是一如既往的出人意料，他在上周四的第一次演讲中明显偏离了标准套路：没有感谢，没有假装困惑为什么选中了自己，也没有表达对瑞典文化的热爱（尽管这些都可能出现在之后的宴会致辞中）。
相反的，他的演讲主要在说生活中的轶事，都是些浅显的经历和能引起共鸣的回忆：他的童年在萨里（Surrey，英国东南部的一个郡）的一个日本家庭度过，从童年讲到青年、讲到婚姻，讲到人生中决定性的时刻（包括去奥斯维辛的经历和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和文化试金石——音乐、电影和书，是这些塑造了他的写作生涯。
结束方式也在意料之外，他用更具试探性、更少修辞的结束语探讨了写作的重要性：二战前后主要都是西方作家获奖，非白人或非西方的作家大多集中在80年代和90年代获奖。石黑一雄认为未来文学要“更加多样化”，不仅意味着要包容不同的声音，也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今天还不了解的文学形式”和“新的、甚至看不懂的讲述方式”。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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