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列侬遇刺37年我们能在传记中找到真实的他吗？

经过几十年岁月冲刷，我们能看到的约翰·列侬的形象，已经经过了层层过滤。传记著作争相涌现，在新闻调查、争论采访、FBI文件解密、暗示影射、小说和八卦评论中，列侬被指控谋杀、殴打妻子、精神失常，甚至对着一位修女小便。要看清他的真正面目——如果可能的话——就意味着要穿越这些信息的泥潭，厘清头绪。

想要读懂列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巨人，让人神魂颠倒，又令人捉摸不透。所以几乎所有作家在写作时都很难做到不加一些自己的主观臆断。其中既有像1988年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 Goldman）的《约翰·列侬的生活》（The Lives of John Lennon）这样艳情放荡的传记——它被一位批评家称作是约翰·列侬的“病史”——也有1983年的《你的爱：披头士的内幕故事》（The Love You Make: An Insider’s Story of the Beatles）。后者的作者之一是乐队的老朋友彼得·布朗，还有合著者史蒂文·盖恩斯（Steven Gaines），虽然传记中偶尔也会有些丑恶的故事，但它离真相也越近。

至少这是我们能接受的真相。和喜欢小说中虚构人物一样，读者们在读到自己钟情的人物的传记的时候，也会和文本讨价还价，按照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解读。

一些评论著作即便关注点在列侬的音乐上，也免不了东拉西扯。特别是蒂姆·赖利（Tim Riley），1988年，在《告诉我原因》（Tell Me Why）中，他用精神分析法剖析列侬的歌词，称这位歌手在渴求宽恕，亦或许他在“给他自己因为性状况而神经兮兮惹人讨厌的人格找一个发泄的出口。”如果作者都对列侬做出这么子虚乌有的解读，也难怪读者产生误会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写着自己的一本关于列侬的小说。

2017年12月8日是列侬被刺杀的第37周年。我曾有幸现场观看了他在《埃德沙利文秀》上的演出。一听到他的歌声，我就被迷住了，从此我时常煲唱片，也会在网上听他的歌。阅读和他有关的书，让我和我脑海中真实的列侬拉得更近一些，也得以窥探他矛盾人性的方方面面。

但阅读一个这么真实的人的传记，也并不总是顺心。列侬的前妻辛西娅（Cynthia Lennon）在回忆录《约翰》（John）中说，她宁愿自己从没遇到过列侬，这个说法给了我很大震撼。和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不同，我们这位现实中的偶像不会总停在生活的同一页，随着他的每一个变化，我们也需要刷新对他的看法。而我们对他的崇拜之所以留存下来，是因为我们选择性地吸收关于他的信息。

吉米·韦伯（Jimmy Webb）在今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讲述了1973年，列侬在创作《Lost Weekend》专辑时在洛杉矶和一名妓女的交往。虽然这段经历让我惊愕不已，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韦伯在借此给他平淡无奇的生活加点佐料。我并没有忘记韦伯对这件事的描述，但列侬一生中其他的细节对我的影响比这大得多。瞧，做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读者多容易啊。

其中有一个细节，就在1960年12月8日，披头士乐队被赶出汉堡，回到利物浦的当晚。列侬饥肠辘辘，心灰意冷，他一个人乘着火车，驶离德国，途经波兰，来到姨妈的家门前。他捡起一块鹅卵石，扔向姨妈卧室的窗户，叫醒她来给自己开门。他的吉他和电吉他从汉堡背了一路，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了。姨妈这时候依然是个慢性子，她慢悠悠走到门口，开门让列侬进了屋子。暂且不论披头士乐队，列侬的故事有可能就这么结束了，传记作家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在书中把这称作列侬“噩梦般的折磨”，但他的音乐之路还在延续。三周后，乐队成员重新聚头，在利物浦的利瑟兰市政厅进行了一场演出，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是披头士名声大噪的第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