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白修德:我亲历的“史迪威事件”

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僵局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而这一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史迪威的离开。

白修德 潘文捷 2017/12/07 12:00 | 评论(1)A+
来源:界面新闻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合影

美国记者白修德(1915-1986)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White),因为热爱中国便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他是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本想当一个历史学教授。费正清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建议他与其研究历史,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去尝试走斯诺正在走的道路。于是在1938年,白修德带着一台旧打字机走进了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成为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和记录者。

白修德在中国期间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并在访问延安后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作品《中国的惊雷》。尤其令人称道的是,1942-1943年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在这次大饥荒中,白修德发现官官相护导致事实被掩盖,重庆对河南正在经历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关于饥荒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宋美龄盛怒之下要求杂志开除他;之后,他带着确凿的证据找到蒋介石,促使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措施,拯救了无数生灵。而这次大饥荒也让他真正相信了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的话: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完全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蒋介石对美国来说毫无用处,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毫无用处。

作为《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不仅拜访过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抗日领袖,也拜访了史迪威——他近距离观察到的第一个能够主导中国战场发展走向的美国人。白修德在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中,把中国称作史迪威的“灾难之地”。

《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

史迪威的任命源于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发现中国在美国的战略优先性中排名很低,由此产生不满,敦促华盛顿方面委派一位美军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司令部参谋长。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了其部属、好友、陆军中将约瑟夫·史迪威。在蒋介石看来,自己是同盟国在本战区的中国“总司令”,史迪威是“参谋长”,所以他需要什么就告诉史迪威,由史迪威下令安排来满足他的需求。而史迪威则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把中国陆军塑造成可以战斗的军队。如果中国军人无法战斗,他会追问“为什么”。在史迪威看来,“为什么”的答案就是将领贪污了士兵的薪水。谁贪污了?为什么不能罢免或枪决这些不称职的将领?国民党为什么不利用共产党的部队共同抗日,反而要用自己20万最精锐的作战部队封锁共产党?这些问题最终归于一点,那就是政府。史迪威慢慢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让中国政府成为美国的助力,必须先改变它——即便这意味着要推翻蒋介石政府。

1944年,日军在华东地区的疯狂攻势让重庆感到恐慌,但蒋介石和史迪威对战略威胁的考量却是相左的。蒋介石坚持要求终止美、英、中在缅甸开辟战场的联合攻势,用飞机将那些地方的部队运送到华东前线。史迪威则想要蒋介石将他派往北方反共的20万人部队调往华东,救援前线战场,他们因此发生了冲突。史迪威用无线电给五角大楼发去信息,称华东局势“注定失败”,蒋介石“听不进道理,不断重复他自己想出的一连串扭曲概念”。于是在9月18日,罗斯福征求了丘吉尔的意见,得到英国、美国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致批准,写给蒋介石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刻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9月25日,罗斯福收到了蒋介石的来信,信中表明:指挥中国事宜的要么是他,要么是史迪威,罗斯福必须做个决定,二者不可共存。就这样,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僵局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而这一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史迪威的离开。作为“史迪威事件”的见证人,白修德留下了下面的记录。

[美] 白修德 著 石雨晴 / 柯育辰 译
中信出版社 2017-11

白修德:我亲历的“史迪威事件”

文|[美] 白修德   译|石雨晴 柯育辰

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正是罗斯福、蒋介石、史迪威间僵持最厉害的时候,与此同时,我在重庆对该秘事进行了调查。

调查数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鲜为人知、复杂难懂的故事超脱了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的程度,上升到了历史的高度。从前线返回重庆无异于走入流言蜚语的旋涡中,重庆就漂浮在这流言之中。10月头几天,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的流言有好些版本,供民众选择。一种是,蒋介石有个情妇,是个护士,不过,蒋介石的果断否认压下了这一传言。但蒋介石是否真的因新兵训练营环境恶劣至极,而用手杖痛击征兵负责人程泽润的头部,并将其关进其中一个训练营中?令人同情的是,某位内阁部长告诉我,该传言是真的,“不过,”他补充道,“这是蒋委员长20年来第一次下狠手痛打高级官员。”据说中国目前只剩下最后一万辆卡车可用,是真的吗?假的,交通部部长告诉我:中国现在可用的卡车是6000辆——3000辆军用,另外3000辆用于国内的其他用途。有些人说,薛岳将军与日本人密谋串通,是真的吗?还有一些人说,蒋介石在与日本占领军指挥部打交道,打算以此抵抗美国施加的压力,是真的吗?福建省爆发了黑死病:它正在向内陆蔓延吗?可以得到阻止吗?阎锡山和共产党又在山西打起来了:除了给双方都提供美国援助外,还有什么法子可以阻止他们吗?

重庆的这个秋天闷热极了,让人浑身发痒,大汗淋漓;流言传得街知巷闻,绘声绘色,而其产生与发酵的过程,是只有在无开放式通讯系统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焦虑与酷热促成了流言热。不过,在返回重庆的十天后,我摆脱了模棱两可的流言,可以再次锁定更大且真实性毋庸置疑的事件:我们美国人正被迫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是日本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他们打算摧毁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内陆基地,这显然是逼着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选择其一来坚守该基地。

我回到重庆的第一周,听到了第一个流言,说史迪威正在延安会见共产党!一听到这个流言,我就知道它是假的。事实是: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刚刚途经重庆,他支持史迪威要求在华北地区共产党延安革命根据地保留美军观察团。该观察团名叫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负责联络工作,从9月末就开始运作了。(后来我才从历史学家那里得知,华莱士在支持史迪威反蒋,与共产党联络的同时,也在支持蒋介石反史,并敦促罗斯福换掉驻华的史迪威。)不过,史迪威确实曾与共产党联络,只是地点在重庆,并非在延安。

美国陆军总部并不完全清楚当时的情况。不过,从总部朋友那里,我慢慢看出了盟军司令部的大体打算,史迪威认为指挥权必定会交到他自己的手里。史迪威计划将行动迟缓、依赖公路的中国步兵改编为共30个师的部队,由美国指挥,他会亲自完成该部队的现代化、武装以及战略部署。只有这样,他才会将剩余的美国援助分配给蒋介石—以及其他所有中国的抗日军队。简言之,史迪威打算撤销蒋介石独占美国援助的权力,也意味着他要不遗余力地将部分援助分给蒋介石憎恨的共产党。此外,史迪威还提议直接飞去延安,将共产党纳入他个人的指挥之下。对史迪威来说,任何抗日者都是帮助美国实现奋斗目标的朋友。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

国民党情报部门一定将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之事告知了蒋介石,也一定将张发奎等人打算脱离国民党独立,直接与美国结成盟友之事报告给了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前景是清楚的。日军已经快要被美国人击溃了,真正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是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斗争。任何美国人都不得插手其中,除非是来帮助他的——因此,史迪威必须走。

我到过前线,实地感受过这种战争隔离,那是现在的美国士兵、记者和官员所无法想象的,他们觉得自己无论被派遣到哪里,从事国家政治活动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回到重庆就是走进了一个政治世界,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再次卷入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该谈判是在美国施压下重启的。这次谈判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不愿妥协让步;共产党想要对方承认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以及自己对现有根据地的控制权,他们的根据地正随着抗日战场的一场场胜仗而不断扩大。最可悲的是国民党主要谈判官员王世杰的发言。王世杰坚称国民党不会妥协,因为国民党政府太弱了,不能妥协。要让这个国家政府做好准备,成为有用的政府还得花上一年的时间,这也是其与共产党竞争的唯一方式,因此——哪里有胜算!

在我刚回到重庆的头两周,我根本不知道所有这些口口相传的流言蜚语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现在指挥权是在史迪威手里,还是蒋介石手里?罗斯福站在哪一边?美国打算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吗?蒋介石在威胁要向日本倒戈吗?

10月16日,周一早上,我受命与《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一同去拜访史迪威。

对于讲究纪律性的史迪威来说,此次拜访有多么不合规矩,我是最近才明白的。他的总部是个平顶别墅,没什么奢华的装饰,但可以将嘉陵江美景尽收眼底。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突然表现出了一些脆弱。他很有气势,令人畏惧,会有辱骂的和尖刻的言辞。我还记得,他当时在缅甸丛林感染了某种令人发痒的疾病,一直在挠胳膊。谈话中,他总是瞪眼看着我们,但并不是出于愤怒,而是要确认我们听懂了他的话。他说,必须得有人知道真相;我们暂时无法将他所说的任何内容刊登出来,但我们获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往返于他的总部,阅读华盛顿方面发给这位战地指挥官“私阅”的电报。等一切结束后,我们俩中的一个必须将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知美国民众,让美国民众了解真相。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美国媒体就像裁决政治诉求的最高法院——此人为了将自己的故事送上“法庭”供人们在未来评判,违背了他严守军事机密的誓言,违背了他个人对乔治·马歇尔的忠诚。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想要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

史迪威说,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卸任指挥官之职。他就像个被剥夺了权力的老兵,一夜之间就衰老了。他戴着四星上将的徽章,这一荣誉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他被授权领导的地域自黄河越过中国的大片领土,穿越缅甸丛林,覆盖在印度扩张(且最远扩张到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的美军行动范围,跨越的大陆面积比美国整个国家的陆地面积都要大。在卸任令抵达之前,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下令部队突袭、撤退和杀敌,但他整个人已经崩溃了。

他想要我们知道,自珍珠港事件发生以来,“那个无知的杂种就从未想要抗日”。他举出大量战斗细节来佐证这些重要事实。“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重大错误都可以直接追究到蒋介石身上。”史迪威下令,蒋介石就下令取消史迪威的命令;蒋介石用电话向前线部队下令,要求他们在他压根儿不知道的开阔地带和地形中进攻或撤退,撒谎,盗窃,囤积。他把未来与共产党内战所需的一切武器弹药囤积起来,留给少数在政治上他信得过的部队。于是史迪威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爱:这些部队,这些人,如果能够吃饱饭,接受良好的训练,并由诚实的领导者率领,那该会有多么杰出啊。他所想做的只是帮助这些人。他极其坦诚地告诉了我们他的要求:有权调动、转移、部署、指挥在华的任何部队,有权决定“奖惩升贬”。然后是他的职责:我们之前希望在今年秋天结束欧洲战场的战争。但德国人没有被击溃,他们挺住了。可能还得等6个月,或者一年,我们才能开始对付日本;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让日本击溃华东前线的抵抗力量,以免其将对付中国的主要基地从日本搬到中国大陆上来。中国人必须学会抵抗,学会组织军队,指挥军队,学会逼日军后撤—为了中美共同的目标。史迪威等不及了。“我们不能期待别人来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未来,就必须朝它快步前进。”作为历史中的主角,他的这场行军开始得太晚了,又前进得太快了。

史迪威和蒋介石

这是漫漫传教路的终点。我当时所崇拜的史迪威,现在看来,是个政治笨蛋:遵守着旧的西点军校的荣誉准则,想要完成实现美国目标所要做到的事情,只是这个世界的规律是反其道而行的;他是个太过自傲、太过传统的人,无法虚与委蛇。史迪威发现改变中国是必经之路,而为了改变中国,他必须做一些任何美国人都从未做过的事。他一步一步去追求的,是取代这个对我们战争目标毫无用处的亚洲领导人,以美国的方式,建立能高效做事的领导层。不过,即便是在美国权力顶峰时期,政治也不允许他那么做。美国要么得与亚洲自己选出的领导层打交道,要么就得远离这些人。

那一周的周四、周五、周六,我都去了史迪威的总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通常与我一道,我们待在他的地下室里,阅读我们本不应该阅读的电报,看着大洋彼岸的罗斯福,我所崇拜的另一位政治偶像,慢慢接受了凌驾于史迪威战斗事实之上的政治事实。周四,罗斯福正式解除了史迪威的指挥官职务,下令他立即返回美国。该命令并没有对外公布。周五,史迪威正在收拾行李,一个中国小官来了,以蒋介石的名义授予他中华民国特授青天白日勋章,这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不过,史迪威让自己的副官给蒋介石的副官传了句话:见鬼去吧。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和蒋介石一起喝了茶。第二天,他就离开了。

周六下午他走得很早。只有他的少数心腹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帮他收拾好行李包与公文包;史迪威随身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一把日本武士刀,这把刀对他矮小的身材来说是太长了。在机场为他送行的是就要成为国民党政府总理的宋子文;如果史迪威坚持重组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实现了,宋子文将会是主要受益者。当天天色阴沉,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客车穿过泥泞的街道,溅起满地的泥水,将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送到了机场,他以令人喜爱的风度和平等的礼仪为这位刚刚被免职的美国人送行。史迪威收到了他们的问候,转头对自己的副官说:“我们到底还在等什么?”说罢,他们便登机了。阿特金森与他一同登上了飞机,按照所有《纽约时报》人的传统,决定要第一时间报道出这个故事。为了躲避审查,我将自己的通讯稿给了阿特金森,让他转交给《时代》周刊。我是唯一一个留在机场挥手目送史迪威所乘飞机从跑道起飞、离开中国的人。

许多年后,我才正确看清了史迪威。他从出生开始,便生活在这样一种传统中——美国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好人,无论他们去哪儿,都深信自己是给那个地方带去了美国人的美德。这个传统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史迪威根本想象不到,对美国来说有益的东西对其他人来说居然可能是不好的,或错误的。那之后很多年,美国的大使、将领和特工就像其他特务一样,且比他们残忍得多,继续设法改变他国政府,取代他国政府,帮助某些外国元首保住地位,或设法消灭某些外国元首。这是我们后来想出的外交技巧,但我们并不擅长使用它。不过,史迪威是第一个坚持为满足我们的利益要从政治上消灭另一主要国家元首的美国人。这一傲慢的政策令我困惑不解。不过令我自相矛盾的是,我知道在史迪威当时身处的境况中,他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当初,如果及时罢免了蒋介石的职务,那么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来说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史迪威

数年后,也就是1946年,史迪威拜访了我在纽约的家,他总结了他离开之后中国的命运。“蒋介石,”他说,“是个试图用武力镇压思想的人。他并不懂自己要镇压的那个思想,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力。”

在他离开中国的那天下午,在下着毛毛雨的重庆机场,他是说不出这番话来的。当然,我也是想不出这番话来的。史迪威事件中存在的分歧是,战争胜利后,中国将变成何种模样。其实当时的我已经知道蒋介石最惊恐的是什么了,不是1944年日军取得的各个胜利,甚至不是史迪威颐指气使的脾气。最令蒋介石惊恐的是,史迪威想要与北方中国革命者,也就是在延安的那些人,毛泽东所统帅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的努力。

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赶在蒋介石斩断美国与中国革命间联系之前,前往中国北方。我知道,延安那些人不是大洋彼岸美国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土地革命者那么简单。他们是一股不断壮大、坚持不懈的武装力量,逼着美国指挥部做出二选一的决定。他们可以挫败日军,可以管理国家。他们有许多可以提供给我、可以教会我的东西。

(书摘部分节选自《追寻历史》一书第四章《史迪威:在垂死的坐骑之上》,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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