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中国进入“后真相”时代:谣言的真实目的是确认自己的焦虑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中国的“后真相”时代,和反映儿童性侵的电影《嘉年华》。

张之琪 2017/12/04 13:00 | 评论(7)A+
来源:界面新闻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中国的“后真相”时代,和反映儿童性侵的电影《嘉年华》。

“后真相”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2016年11月,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在这场旷日持久、高潮迭起的选战中,“后真相”成为了关键词,社交网络取代传统的主流媒体成为了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传播途径,这些信息让人们真假莫辨,但从结果上看,假新闻或者负面新闻并没有伤害到特朗普,反而让他的关注度居高不下,乃至侧面帮助了他的胜选。

一年后的11月,在中国发生了不少全民关注的新闻事件。中国留学生江歌在日本遇害案中,《新京报》新闻专访节目《局面》让江歌母亲和江歌室友、也是杀害江歌的嫌犯的前女友刘鑫的一次“当面对质”引发了一场针对刘鑫的网络暴力;在另外一些事件中,民众看到的剧情经历多次“反转真相”,引起一片哗然。在后真相时代,厘清事实真相的难度越来越大,在没有真相或真相不够有说服力的情况下,我们选择相信什么的态度就变得十分重要,又或者我们干脆选择不相信,怀疑一切,进一步讲,曾经伤害了真相的谣言,在真相缺位的情况下,是否反而成为了一种抗议的语言呢?

性侵题材电影《嘉年华》也赶在这个舆论风口上映,与推动韩国法治进程的里程碑电影《熔炉》不同,《嘉年华》没有直接展现性侵的场面,也没有聚焦于案件的侦破过程,而是将关注点放在“性侵之后”各方的应对态度上。从父母、医生,到警方、律师,一幅社会群像围绕着这起案件徐徐展开。正如导演文晏所说,《嘉年华》关注的不仅是性侵本身,还有性侵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作为一个女性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的艰难处境。

中国进入“后真相”时代:谣言的真实目的是确认自己的焦虑

“后真相”的概念兴起于2016年的美国大选。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方可成在《中国的“后真相”时代》一文中指出,一年前,美国人还沉浸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震惊之中,一个叫做“后真相”的概念迅速流行开来,成为牛津词典选出的2016年度热词。特朗普被认为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人物,虽然他经常攻击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假新闻”,但似乎他本人也并不在意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

“后真相”入选牛津词典年度热词

在后真相时代,真相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没有资格跟谎言同台竞技,“知道一件事是否是真的”让位于“感觉一件事是否是真的”。因此,特朗普最喜欢用的句式是“有很多人说……”,至于究竟有多少人说,这些人的说法是否可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上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这种修辞被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称为“truthiness”,意思是,“看似是真的”或者“感觉上是真的”,而这种感觉和事实之间,可能完全没有相关性。

方可成指出,如果说2016年的11月,是美国人的“后真相时刻”,那么2017年的11月或许可以称为中国的“后真相时刻”。在“江歌案”等一系列事件中,人们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和社交网络上的口诛笔伐中,丧失了判断真假的能力。在这样的后真相时代,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你说你的,我听我的。一方面,你或许并不在意我相不相信;另一方面,你可能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在乎真相,或者说,已经放弃了对真相的追求,而是因为真相太难被发掘,人们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事情,甚至就算是真相真的到来了,人们也会对其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不信任的螺旋:质疑的声音越大,那些声音就消失得越快,而声音消失得越快,人们就越不相信。因此,在一个缺乏信息公开制度和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的社会,“不相信”几乎成了弱者唯一的武器,甚至连谣言都成为了一种社会抗议。但可悲的是,这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器,在质疑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冒着遁入虚无的危险。

《纽约时报》的大幅“真相”广告

评论人曾于里在为《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撰写的评论则指出,谣言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关于谣言的定义也多种多样。传播学学者胡泳曾经从谣言的众多定义中总结出了几个普遍特征:首先,谣言是一种信息或命题,它赋予与现实相关的某人、某事或某个条件一些新的因素。其次,谣言是口口相传的,其内容的真实性未经证实。最后,谣言的目的是使人相信。这些特征为我们勾勒出谣言的大致轮廓,简而言之,谣言是一种寄生于时事之上的,未经证实的,为了使人相信的信息。

那么,谣言为什么会传播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曾在二战期间对谣言的起源和传播进行了专题研究,在两人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谣言传播的公式,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谣言心理学》
奥尔波特/波斯特曼 著  刘水平/梁元元/黄鹂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3月 

首先是重要性,这里的“重要性”指的是并不完全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它与传播和接受谣言的人的相关度。比如,如果一位母亲看到虐童消息,在尚未辨别真伪之前,她就很容易产生焦虑,因为这一事件与她的切身安全和利益相关,她不免会担忧类似的不幸会降临到自己孩子的头上。

其次是模糊性,模糊性是谣言滋生的温床,如果事件本身缺乏足够的细节,或者缺乏完善这些细节的渠道,谣言便成为了“真相”的一种替代或补充。例如,当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的时候,谣言就会大量繁殖。

曾于里认为,谣言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大量繁殖,主要原因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贝克认为,在后工业时代,人类正在步入“风险社会”。而与传统的地震、洪涝灾害、饥荒等自然风险不同,后现代的风险是“人造的风险”,或者说是“文明的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进步造成的。例如,正是由于科技的进步,才有了三聚氰胺、地沟油;因为城市的扩张,危险化学品才会在居民区附近储存;因为工业的发展和人们对物质生活要求的提升,才有了大量的燃煤燃油带来的严重空气污染和挥之不去的雾霾。

《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 著  何博闻 译
译林出版社  2004年1月

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这样一个“风险胶囊”之中,从食品安全、空气安全、出行安全,到财产安全、教育安全、医疗安全,人们正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与风险社会相伴而来的是对风险的敏感度,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眼中耳中整天充斥着关于这些风险的新闻,稍微风吹草动,人们就会被不安全感和焦虑裹挟。这样的环境正是谣言滋生的最佳土壤,正如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指出的,“谣言的真实目的是确认自己的焦虑”,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时刻保持的焦虑,正是他们抵御生存风险的一种方式。谣言虽然可怕,却提醒着人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嘉年华》:影片关注的不只是性侵,而是女性的普遍处境

《白日焰火》的制片人文晏的导演处女作《嘉年华》在刚刚落幕的第54届台湾金马奖上摘得了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在内地上映时,其与现实之间的映射关系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嘉年华》的故事取材于近几年发生的几起儿童性侵案,但电影拍的十分冷静克制,没有去展示施暴的过程,也没有交代侦讯细节。影片着力展现的是,在伤害发生之后,受害者的生活是如何被不可逆转地改变的。

《嘉年华》海报

影片的主角是两个女孩,一起性侵案将两个女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小文,12岁,小学六年级学生,是性侵的两位受害者之一,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孤僻小孩;小米,15岁,宾馆服务员,性侵唯一的目击证人,没有身份证的黑户童工。案发当天,替同事莉莉值班的小米给一个中年人和两个小女孩办了入住手续,还看到了中年人如何对小女孩推推搡搡,一起进了房间。在公安立案调查后,由于嫌犯拒不认罪,破案的关键落在了唯一的证人小米身上。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评论指出,性侵一直是电影导演关注的话题,在美国,奥斯卡获奖影片《聚焦》讲的是神父性侵儿童,而韩国电影《熔炉》、《素媛》更是推动了社会公共意识和立法。但《嘉年华》的侧重点与这三部电影都不同,《熔炉》是以教师仁浩和被性侵的男孩女孩的视角展开叙事的,《素媛》则侧重于受害者家庭,而《聚焦》则着重反映了新闻媒体在揭露性侵丑闻中所起到的作用。《嘉年华》给了目击者和旁观者更多的镜头,放弃直接展现性侵的场面和案件侦破的过程,将大部分笔墨放在了“性侵之后”。

在影片的大部分篇幅中,导演着力呈现了一组“性侵”之后的群像:包括家庭、医院、警方、律师等等。在家庭中,小文的妈妈扔掉女儿的衣服,剪掉她漂亮的长发,并斥责道,“叫你穿那些不三不四的衣服!”而另一位受害者小新的父亲则选择与性侵者刘会长私了,因为,“就算判了刘会长又怎样?关他几年再出来照样可以呼风唤雨,但我们的孩子就要被人说三道四了。”

被妈妈剪了短发的小文

在医院里,医生对小文进行了两次身体检查,却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医生甚至直接将检查结果透露给媒体,全然不顾受害者的感受,让受害者在舆论大潮中受到二次伤害。在警局,警察在小文的精神状况尚未好转的情况下,要求她回忆性侵细节,为了破案,他们一次次向受害者施压。正是这些群体的自私和冷漠压制了正义,让小文这样的受害者非但得不到保护和宽慰,然而陷入更深的无助,在性侵的身体暴力之外,整体的社会环境更是构成一种无声无形的暴力。

而导演文晏在接受《澎湃新闻》“有戏”栏目采访时,也谈到了她在创作中的一些思考。在她看来,《嘉年华》关注的不仅是性侵,而是女性普遍的处境,作为一名女导演,她对今天中国女性的身份困境深有感触,“我身边的女性,幸福感少,为年龄、外表、婚姻、事业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去焦虑”,这是文晏在日常生活中的直观感受。

而片中各个年龄段的女性,从少女到母亲,也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小文长大后可能会变成小米,小米则可能变成她的“前辈”、同样遭受过性别暴力的宾馆打工者莉莉,而莉莉到了中年,则可能会变成小文母亲那样的女人。她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阶级,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却同样面临着社会针对女性的结构性偏见和暴力,这种偏见和暴力,既通过性侵这样极端的一次性事件集中爆发出来,同时也渗透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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