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逝世:他用革命佐菜 历史下酒

“在这个全球现代性的时代,知识分子不应沉浸于文化的乡愁,而应该努力找寻历史的出口。”

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

编者按:土耳其裔历史学者,俄勒冈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于当地时间12月1日早晨在美国俄勒冈州家中因病逝世。享年77岁。

德里克出生于土耳其,在大学时期曾经参与学生运动。1964年,他赴美留学,那个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社会运动,让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缘。德里克钻研中国革命前后的思想脉络,考察中国革命中诸多观念的来龙去脉。在学术生涯中,他陆续出版了《革命与历史》、《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清华大学教授刘东曾评价说,德里克是一位“思想活跃又深具生产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晚年的德里克尖锐批判各种新兴于前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潮。他不同意后殖民理论,认为其论述会走向文化保守主义,更反对以各种“文化复兴”旗号下资本与国家的合谋。

德里克演讲集《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译者董一格曾于2011年撰文谈及眼中的“德老”,刊载于该书附录。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获作者授权,转载本文。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 德里克,李冠南 / 董一格 译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在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教授们尊称他为“德老”,可是学生们却喜欢叫他“老德”。

2009 年11月,在文津国际酒店的咖啡厅,我第一次见到德里克教授。那一年我结束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课程,在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初步涉猎了北美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位《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印象尤为深刻。学术史上的名字走进现实,让我觉得兴奋又紧张。没想到一次偶然的会谈,却成为了日后我与德里克教授相交、相知的机缘。

2010年秋天,德里克教授应清华大学国学院之邀,前来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梁启超纪念讲座”,他当时需要一位助手兼翻译,便想到了我。

不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了解德里克,是通过阅读他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而他1990年代之后在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作如《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中国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全球现代性》等,更让人们视其为西方汉学界屈指可数的具有全球视野和理论深度的大腕级学者。

德老的写作力大沉雄,气势恢宏,最初接下翻译讲稿的任务,不少朋友都为我捏一把汗。我从前的学科训练多集中在心理学、社会学领域,对于当代汉学、史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所知不多,但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怀着对学术单纯天真的热情,“无知者无畏”地上阵了。

刚开始翻译,就遇到了下马威。德里克的文章理论性强,思想复杂,分析层次多,要想翻译成准确、地道的中文学术语言,着实不易。不过翻译的过程对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则是大有裨益。德里克文风犀利,对文献的引证精到、缜密,对现实的批判尖锐而不留情面,真可谓“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我猜想,他平日里一定是一位不苟言笑、面对人类社会和个人世界都严肃而深沉的长者,敬仰中难免有一丝畏惧。

可当我渐渐与德里克熟稔起来,这样的印象却被颠覆了。中国学者说到德里克,总是最先想到他出生于土耳其,也因此更愿意把他当作土耳其人。其实,自24岁离开土耳其前往美国读研究生以来,德里克再没有回过他出生的国家。

德里克于1964年进入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彼时正值中国“文革”的高潮,他于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遂不顾父亲的反对,转入该校历史系,师从著名史学家哈鲁图尼恩。求学期间,为了学习中文,他先后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台湾学习中文,并在台湾拜访了陶希圣。他的博士论文以陶希圣研究为出发点,探讨了中国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

德里克留着八字胡,头发斑白,目光如炬。他嗜烟如命,好酒且酒量奇佳,热爱美食,无辣不欢。去年冬天,讲座快结束的一个晚上,德里克和国学院的一众博士后们一起在成府路上的五方院吃红烧肉,喝二锅头。晚辈们开始是恭恭敬敬地左一句“德老”,右一句“德老”地劝酒,这样的架势我第一次见,不禁有些担心他吃不消。谁知道酒过三巡,之前劝酒的三个博士后却率先不见了踪影,四下寻觅,原来都被德里克灌倒,或在洗手间里“清理内务”,或在街边吹风醒酒。可是喝得最多的德里克,依旧神闲气定,悠然地点起一支烟,继续和桌上的人谈笑风生。当时,一向对德里克毕恭毕敬的翟奎凤学长已颇有些醉意,敬酒时情不自禁地来了一句:“老德,你酒量太厉害了,佩服佩服!”一瞬间,“德老”变成了“老德”,众人不禁莞尔。

从此,学生们不再叫他“德老”,而是改称“老德”,觉得这个称号更亲近,更能表达大家对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外,豪爽、洒脱一面的喜爱。

老德爱才,不吝提携后生晚辈。在国学院讲学期间,他主动提出增设“officehour”(答疑时间)——除课堂时间外,每周拿出一个下午,在国学院的会议室义务为学生答疑解惑,进一步探讨问题。来求问的学生不仅有清华、北大、民族大学等校的学生,还有一些慕名前来的在北京留学的欧美学生。

大家的学科背景相差颇远,从国学、史学,到社会学、人类学、国际关系,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老德都能非常敏锐地将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最前沿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往往几句话便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如果学生有听不懂的地方,想索要进一步的阅读资料,他也总是热情地将自己的一些相关文章发电子邮件寄给学生。老德绝不是“好好先生”,当学生问到他对于某种学说、理论的看法时,他的批判总是一针见血。

常来听课、求问的学生中,有一位是罗志田老师的高足,北大历史系的王果学长。因为论文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的地方史、乡村自治,王果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与老德早期的研究比较近,且王果勤勉好学,观点独到,深得老德喜爱,两人渐渐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羡煞旁人。在老德的鼓励下,王果用英文完成了一篇讨论十年来国内学术界辛亥革命研究的文章,老德认真地帮他修改,推荐到海外杂志发表。老德常说,当老师最高兴的事,莫过于遇到好学生。师生关系不必局限于制度化的学院范畴内,而应该存在于广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中,五湖四海,师道无疆。

老德爱开玩笑,一点架子也没有。有一天我陪他坐公交车。北京的公交在不拥挤的时候,有着良好的“尊老爱幼”风气。一般见到白发老人,就会有乘客主动让座。可是老德常年浸淫美国文化,崇尚的是独立、平等的“个人主义”,于是,当有乘客主动三番五次给他让座的时候,他坚决不从,实在没辙,一把将我按在了座位上。

我很委屈地跟老德抱怨:这样一来,别人肯定觉得我是个不尊敬长者、不懂事的年轻人。老德得意地说:“没关系,我要让他们看看一个尊敬女士的绅士应该有的行为!”后来,有乘客对这位高鼻深眼的“绅士”产生了好奇,主动用中文攀谈,问他是哪里人。他一向反对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和本质主义,于是很巧妙地说:“我是俄勒冈人。”“俄勒冈是哪里啊?”乘客一头雾水,老德笑而不答,潇洒地离车而去。

也是在讲课期间,快到老德生日的某一天,我们就请他和同是快要过生日的一位同学一起去喝咖啡,吃蛋糕。当得知这位朋友出生于1978年,老德幽了一默:“哦,我太同情你了,你居然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同年诞生!”——老德对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切入点,正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我觉得这个玩笑十分巧妙,就好奇地问老德:“那我呢?我出生的1983年可有什么理论诞生?”谁知老德说:“很不幸,你那年没有特定的某种主义诞生,不过,你是和新自由主义浪潮一起成长的——我对此表示同情!”

其实,后来我了解到,1983年很有意义,那是老德第一次来中国大陆。那年,时任杜克大学教授的德里克领着学生来到中国大陆,从此开始了与大陆学术界的频繁交往。1993年,继1989年7月之后,他第三次来中国,应俞可平教授的邀请,在中央编译局作了题为“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分析”的演讲。演讲时他提到“globalization”这个名词,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这个概念还很陌生,德里克成为第一个把全球化概念介绍到中国的学者。

此后,德里克多次在中国讲学、访问,短则几天,长则逾年,他在这片土地广结朋友,足迹遍布大江南北。2007—2009 年,他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2009年10月,清华国学院复建,老德飞来北京,应邀作了主题演讲。2010年底,又是为了国学院,他前来出任首位“梁启超纪念讲座”教授。也许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老德作为一个研究中国革命史兼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会对中国国学如此有兴趣?用老德自己的话说,他要支持一种国学,批评另一种“国学”。

他支持的,是像陈来、刘东老师这样的学者的事业,是复建国学院的目标——从内部来研究中国传统的哲学、历史、文化,注意它的延续性与变化,并兼有“中国主体”和“世界眼光”;而他坚决反对的,是将国学简单地还原为儒家文化,并盲目地将其商品化,贩卖心灵鸡汤式的廉价观念。

老德这种鲜明的态度,也体现在他对“孔子学院”等现象的反思中。当听说国家博物馆门口立了孔子像,而且就面朝着天安门时,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冲冲地跑去广场拍照。他觉得一度被“丢入历史垃圾堆”的孔子在象征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天安门“复活”,实在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事实上,老德无时无刻不抱有孩子般的好奇和智者的敏锐,和他交流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因为他总是能讲出我们不知道的掌故,提出我们没发现的问题。

上一次见到老德,是2011年4月,他受邀前往韩国出席学术会议,会后专程绕道北京,来见见老朋友和学生。这一次,他蓄了络腮胡,谈笑凝思间,有马克思的神采。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他:“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回过土耳其,您有没有乡愁?”“这么多年,我对中国的感情,远比土耳其深啊!”

老德的答案,并不像玩笑。以我对他的理解,在这个全球现代性的时代,知识分子不应沉浸于文化的乡愁,而应该努力找寻历史的出口。在潇洒不羁的行事风格、对世事的尖锐批判,以及对后辈的温情背后,我看到的是老德漂泊辗转的生命历程和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

就这样,从“德老”到“老德”,德里克教授从一位书本里的、抽象的著名学者,慢慢走入现实,变成了一位立体的、生动的良师益友。这个讲课讲到兴奋处会坐在讲台上的老德,我们都盼着他再来北京。我们不但要听他讲学、跟他辩论,还要拉他吃遍成府路的小饭馆。我们要革命佐菜,历史下酒,披着那照遍古今东西的月色,一醉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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