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波哥大与孟买：通往城市的权利

美国地理学者大卫·哈维在《通往城市的权利》一文的开篇这样写道：“无论如何，我们居于这样一个私有财产和利润率的权利所向披靡、胜于其他一切权利的世界。在这里我希望探究另一种类型的人权——通往城市的权利。”

接着他提出一个问题：过去几百年中速度和规模惊人的城市化进程，是否有益于人民福祉？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看，在城市更新和改造的过程中，哪些人在何种名目之下被排除在城市之外，丧失了通往城市的权利，究竟又是谁获得了通往城市的权利？而对于被驱逐者来说，他们将何去何从？

以谁之名？

1852年，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在一次公众演讲中宣称：“巴黎乃法国的心脏，来用我们的努力建设一座伟大的城市吧！来让我们为她开辟新的道路吧！来让我们将没有光照和新鲜空气的工人阶级的住所变得更加卫生宜居吧！并让充满生机的光穿透各位内心的墙，让这光到达各个地方！”

后来，光确实到达了这些地方。在1850年到1870年之间，在法国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的指挥下，曾经位于巴黎市中心那些拥挤的中世纪街道中的贫民窟，被宽阔的街道取代，除此之外，大量的剧院、广场和公园也出现在巴黎。改造的目标很明确：为巴黎开阔更多空间，让城市内部的空气得以流通，将巴黎原本分散的各个部分聚合起来，最后，让巴黎变得更美。

但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后人多将此次大规模改造视为巴黎现代性的开端，又或者是城市改造中的经典案例。但这样的看法大多忽视了一个问题：奥斯曼对于巴黎的改造，损害了谁的权利？

我们不妨来看一些数据。

在Ann-Louise Shapiro的《巴黎的穷人的住房问题，1850-1902》（Housing the Poor of Paris, 1850-1902）一书中，作者指出，在1851到1856年间，巴黎人口增加了26万，其中以入境移民为主，而房屋数量则由略有减少。当时有评论家指出，在日益萎缩的房屋供应和日益增加的人口之间存在矛盾和不协调。对此，奥斯曼予以反驳，他指出，个人住房减少了，但新的市政建设却新增了近六万处住房。据奥斯曼估计，约有1.7万个家庭，或者大约35万人，在巴黎改造中搬离了原来的住所。但他认为，在公共服务提供的更大好处面前，这种人口搬迁微不足道。

Ann-Louise Shapiro提醒读者，要从廉价住房数量与工人阶级人口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奥斯曼的城市改造。从1860年之后的六年间，工人人数从41万增加至44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临时工增长达到7万人。而同一时期，房租在250法郎以下的房屋数量增长却十分缓慢。

由此可见，在拿破仑和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中，城市贫民窟消失和市容美化的背后是日益严重的阶级区隔。许多穷人被迫搬迁到巴黎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虽然近郊的一些地区已经并入巴黎，但是政府并没有为这些地区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服务。在第二帝国以前，巴黎的阶级问题已经存在，但这次城市改造无疑加速了阶级差异在地理上的区隔。在Ann-Louise Shapiro看来，这次都市更新并没有彻底解决工人阶级问题，只是将问题的地理中心从城区转移到了城市边缘，而这种转移，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埋下伏笔。

如果说在19世纪的巴黎，以美化城市为名的城市治理和改造运动，将工薪阶层和社会底层人士从市中心驱逐，那么在20世纪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这种行为则是通过强调政府对人民安全承担的职责实现的。

与巴黎的发展不同，波哥大市中心经历的是中产或者是“体面人士”的出走。 1948年4月，波哥大发生暴乱，民粹派总统候选人Jorge Eliécer Gaitán被刺杀，市中心一片混乱。1950年代，大量市民开始迁移至城市的南边和西边，随着他们的离开，原来的房屋转变为工薪阶层的出租屋。

到1980年代，波哥大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最暴力的城市之一，而城中的El Cartucho街区已经成为区则是最危险的区域，它象征着风险和不安全感。1990年代末期，这里聚集着无家可归者、瘾君子、犯罪分子——通常是最贫穷和最底层人士，充斥着武器交易、性交易、盗窃以及街头犯罪。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鲜有人敢涉足这片区域。它成为了“首都的一个邪恶都市神话。”

1998年，佩尼亚洛萨（Enrique Peñalosa）当选波哥大市市长，新官上任后，他为自己制定了两年任期内的目标：重建波哥大的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更加包容和安全”的城市。而若要达到这个目标，El Cartucho街区就要成为整治的重中之重。佩尼亚洛萨日后回忆，只要El Cartucho 街区维持原状，“我们就无法想象波哥大市中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社区，并且能够吸引本地人和外地游客。”为此，他发起了都市更新项目。

在整治街区的同时，一场突发事件让El Cartucho的“危险程度”在政府口中升级。2002年8月8日，在总统Uribe的就职典礼上，迫击炮弹在距离他几百尺的地方爆炸，后来的调查显示，袭击者很有可能是之前活跃在哥伦比亚郊区地区的游击队，而在Uribe竞选的时候，曾作出镇压左翼游击队的承诺。这次炸弹袭击因而成为一种提醒——曾经活跃在郊区地区的游击队开始涉足哥伦比亚的城市地带。

迫击炮弹不仅给了新总统一个下马威，也落在了El Cartucho区域，造成21人死亡。爆炸发生后，政府派出坦克和军队巡查，城市进入戒严。El Cartucho虽然也是袭击受害者，但新总统认为，如果左翼游击队已经开始从郊区向城市转移，那么贫穷的、人口密集的、缺乏治理的El Cartucho地区很有可能成为游击队招兵买马的肥沃土地。他将此次袭击事件当成了城区治理的信号，把城市问题上升到了反恐和国家安全层面。

于是，El Cartucho被塑造为城市中心区域的一颗“定时炸弹”。在El Cartucho社区中生活的居民，一方面被视为公共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是脆弱的被害者， 这种高风险，反过来成了政府改造街区的正当原因。最终，佩尼亚洛萨的继任者安塔纳斯·莫库斯（Antanas Mockus ）任职期间拆除了El Cartucho街区的615处房，重新安置了上千名居民，一个二十公顷的公园取代了曾经的“贫民窟”，成为波哥大市的新地标。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城市改造以两种名义发生。其一是美化市容，这是拿破仑三世在宣言中所说的“对于人民的承诺”：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享有更美的城市环境；也是波哥大市市长恩里克·佩尼亚洛萨的愿景：重建公共空间，让城市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开放。二是政府对于风险的管控，对于市民安全的责任对于未来潜在危险的规避，这在波哥大的案例中尤为明显。

这两种叙事的“诡计”在于，当他们谈及“人民”的时候，究竟指的是谁？如果他们宣扬的是“人民的名义”，那么这里的人民包含谁，又将谁排除在外。这两个案例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最底层、最贫穷、在一个城市中最束手无策的人。更进一步，不管是在巴黎、波哥大，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也不管是以整顿市容、美化环境、还是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名义的城市更新或者治理项目中，首当其中遭到冲击的，一定是底层居民。如果将城市看做一个有机整体，城市治理的确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在“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人民安全”的装点下，清楚和驱赶一部分人口，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悖论：以人民的名义驱赶人民，以人民的名义，阻断特定人群通往城市的权利。

谁的城市？

如果底层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那么究竟是谁获得了通往城市的权利，又是谁在城市的大道上通行无阻？

在《通往城市的权利》一文中，大卫·哈维指出，遵循马克思的思路，可将驱逐看做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即“通过驱逐进行的积累”。通过驱逐土地上的低收入人口，城市得以实现土地收集和累积，从而高价转手给地产商、投机分子等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让我们先回到19世纪的巴黎。奥斯曼开启的改造计划，清理了城市中心的大量平民窟，修建了宽阔的街道，为巴黎创造出了大量全新的空间，那么，这些空间由谁去开发、去建设、去经营？巴黎不动产公司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1858年，巴黎不动产公司应奥斯曼的邀请，完成了沃丽利街和卢浮宫饭店，并继续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和马尔塞而布大道以及歌剧院和蒙索公园周围进行建设。渐渐地，公司的获利越来越多依靠投机操作，工业也将建筑工程外包，将大楼贩卖或者租赁给管理公司和商业集团。投机事业对巴黎的经济和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巴黎的资产阶级一度沉迷于金钱、金融和投机活动。正如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中所言：“在1848年之后，占有巴黎的却是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机客、金融家以及市场力量，他们依照自己的特定利益与目的来重塑巴黎，留给广大人民的只剩下失落与剥夺感。”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与巴黎城市更新中显现出的相似资本逻辑，在世界各地逐渐展开。

1953年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激增，导致很多难民和城市流动人口从首尔的市中心迁移到了边缘地带。由于首尔的地形因素，很多人在城市周边的半山腰上搭建房子，安家落户。在韩国，这样的房屋被称为“月亮村”（달동네），这样的住宅也被污名化为不合规格的、低收入群体居住的房屋。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韩国都市更新计划中，这些房屋中的住户曾多次遭到驱逐。在1990年代的首尔，建筑公司和地产商曾雇佣职业打手闯入这些社区，砸坏房屋，毁掉居民的家当。如今，高层建筑覆盖了这片区域。

在遍布贫民窟的印度孟买，当地政府希望将孟买变为一个能与上海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此，地产商业迅速崛起，贫困人口居住的土地变得格外有价值。作为孟买最著名的贫民窟之一，达拉维（Dharavi）片区的价值高达20亿美元。在各方压力的推动下，由国家支持的金融力量推动着强制性的贫民窟清理，在有些时候，一代人居住的区域被暴力掠夺，而获得这些土地，几乎没花一分钱。

2015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处贫民窟遭遇暴力赶人，警察和当地居民发生武装冲突，至少六人受伤。此处贫民窟位于里约热内卢奥林匹克公园的边缘地带，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奥运会，这个贫民窟600位居民中有90%的人在拿到了政府的赔偿之后已经搬离，剩下的人继续坚守。在《卫报》的报道中，一位居民声称：“我们有权居住在这里，但他们希望用武力夺走这块土地。这是不对的。市长在利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园，把它送给曾经资助他竞选市长的那些大建筑公司。”

在这些案例中，在底层人口的土地被剥夺后，我们看到的是公权力与地产商、投机分子联手开发和利用土地。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的核心，是人口迁移和“通过人口驱逐而进行资本累积”的统一体。

两种暴力

从印度孟买的贫民窟到高楼大厦，从巴黎狭窄街道中密不透风的工人棚屋到香榭丽舍大街上令人目眩神迷的百货公司，全新都市世界的建立，往往伴随着旧世界的摧毁。而正如大卫·哈维所言：“在旧世界的废墟残骸上建立新的都市世界，人们往往使用暴力。” 城市更新和街区改造项目伴随着人口迁移和腾退。这个过程往往涉及暴力、涉及身体与身体的冲突、涉及斗争与反抗。

人类学家Julie Chu曾在自己的一项研究中提到一种借助市政基础建设完成的暴力。在她所在的田野点，不同批次的工作人员曾多次以“都市更新”的名义，进入她做研究的街区，实行断水断电，并且将污水排入住户家中。在人们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驱逐他们搬离的一种策略。Julie Chu总结道：“相比起通常的救援抢险团队和被派来驱逐抵抗再开发的顽强钉子户，这种缓慢的崩溃和基础设施突如其来的中断更为阴险狡猾，它代表着国家关于驱逐和拆迁计划中的那种幽灵般的力量。”

除了诸如断水断电这种隐形驱逐政策之外，也有更加直接的暴力。

2010年5月13日早上，超过两百名武装警官接到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的命令，要拆除孟买东部郊区的Sathenagar贫民窟。在六台推土机的协助下，拆迁队抵达贫民窟，意在拆除那里的三千多棚户，拆迁过程比想象的更为暴力。在拆迁队刚刚抵达时，居民出示了一份来自官方的延缓拆除证明，并且拒绝他们进入贫民窟。这种抵抗被无视，拆迁队强行越过人群，开始拆除行动。贫民区被放火点燃，几百间棚户住宅被烧毁。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中，大概有500间棚户住宅被推土机铲平或者被烧毁，几百位居民被警棍袭击，共40名居民和行动者被捕，一人死亡。

以上这种场景，构成了印度生活场景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基本上每隔几个月，地方警察就会被派往各地的贫民窟执行任务。其中一些规模较大，引发的各方关注也较多，而其他的小型活动，则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对于贫民窟的人们来说，这种周期性的拆迁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渐渐地，他们开始运用自己的韧性，将“非常态”纳入常态范围内。

社会学家Liza Weinstein发现，贫民窟中的很多居民，都发展出了一套应对拆除的策略。以一名在东德里Milanpur居住了二十年的蔬菜小商贩为例，他曾经遭遇过七次驱赶，每一次都让他无家可归，仅有的家当也被全部摧毁。但他和家人仍然尝试在Milanpur市场后面安家。这个社区曾经有30户，如今只剩下9户。他们的房子在德里发展局名下的土地边缘地带局促地挤在一起，周围是垃圾和旷野。每次强行驱逐之后，他们都会重建自己的住所。残砖破瓦和他们的家当凌乱地散布在房子周围，为了应对拆迁，他们的房子也十分简易，用竹竿为结构支撑，上面覆盖防水帆布。他们像是城市中的游牧民族，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一种持续而稳定的动荡和风险之上，直至将这种风险变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至此我们看到，权力机构可能以发展的名义、以美化的名义、以安全的名义更新都市，这个过程伴随着强权的彰显——这包括更为微观的、隐形的部分，如中断毛细血管般运作的基础设施，也涉及更为直接的、显性的、强力的，面对面的拆除和身体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在后者中，这种驱逐命令最后层层向下，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转化为底层针对底层施加的暴力，变成弱者对于更弱者的战争。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韩国征地案例中，房地产商和开发商雇佣职业打手队。

因此，正如大卫·哈维在《通往城市的权力》一文中所说，都市更新的本质是通过一次次“创造性摧毁”来实现都市重组。而这一过程通常包含阶级维度，一般而言，穷人、弱势群体、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首当其冲受到威胁。这些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生命，有的像巴黎工人那样，最终发动了一场革命。有的像印度贫民窟的居民那样，发展出一整套应对周期性暴力和风险的对策，能够在每一次被驱赶之后快速恢复日常生活的节奏，也有的迫不得已，离开了城市和熟悉的生活场景。至于接下来要去哪里，他们自己也无法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