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莫诺维茨是一个不错的集中营囚犯平均能活三个月”

按：在“奥斯维辛三部曲”之一《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开篇，普里莫·莱维写到：“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记忆”，这几乎构成了普里莫·莱维写作生涯的主题。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曾经编号为174517的囚犯，普里莫·莱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于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除此之外，作为大屠杀的见证人，普里莫·莱维也发布了大量被用作审判纳粹战犯的证据，包括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报告、莫诺维茨幸存者名单、起诉纳粹头子霍斯的证词以及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屠杀犹太人的主要策划者）提供的证词等等。上述证词，都收录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中，于今年十月与国内读者见面。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屠杀的见证者，普里莫·莱维在战争结束后不厌其烦地重述这段痛苦的经历，提醒我们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被排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命。1986年，在莱维自杀身亡的前一年，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一文中写到：“只要我们还活着，那么开口讲述出来，乃是我们的任务，不过，我们得讲给别人听，讲给那些当初尚未出生的人听，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究竟可以达到何等地步’。”后来人或可将此书视作一种提醒或参考，莱维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在重压之下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并尝试延续这一记忆的努力，是一种以记录和讲述作为抵抗强权与暴力的方式的努力，是一种“医治”人类或先天或后天的集体健忘症的努力。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中节选了《放逐和灭绝犹太人》一章，与读者分享。在这一章中，普里莫·莱维回忆了在种族主义法令颁布之后社会各界的反映、法西斯民国卫队的扫荡以及他被捕进入集中营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

《放逐和灭绝犹太人》

文 | [意]普里莫·莱维译 | 沈萼梅

种族主义的法令颁布时，我19岁。当时我在都灵大学读化学专业一年级。一种神秘的天意赋予了我一时的天资，使我完成了学业。应该承认，在当时大学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我过得还不坏。大学生中激进的法西斯分子为数甚少，而且一般也不是危险分子。面对那些新的法令，他们也感到相当困惑，那些法令从一开始实行就显得是愚蠢之举，无非是效仿德国人的那些更为凶残的法律；不过，当时抱一种怀疑主义态度的人占上风，我本人也受其感染：那是一种装聋作哑和视而不见的气氛，人人都顺应着这种气氛，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教授，无论是法西斯分子还是反法西斯分子，抑或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人们感到战争正要来临，而战争也真的来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并没有发生很多变化。我在大大小小法令的欺压、蹂躏之下，继续我的学业，不过，找到躲避的途径并不难。

对犹太人施行迫害和歧视的法令，我在大学同学和教授中没有遇到表示声援的人，也没有人表示出敌视。不过，雅利安人之间的友谊在一个个逐渐瓦解，除了那些极少数不怕被当作“假虔信派”，或者那些就像法西斯官方称之为“荣誉犹太人”的人以外。但是在私底下，法西斯大学团体（GUF）的法西斯党魁们自身也带着某种有罪的神情，尴尬地看着我们。

1941年，我以自己最优异的学科成绩获得了学位。我经常想到，这个成绩只是部分地属于我应得到的，它凝聚着不甘心随波逐流的导师们的一种苦心，为此他们谨小慎微又胆战心惊。另外，他们之中，没有人把我当作内部学生接纳过我，在当时那可是一种太过严重的轻率之举。

有一点我得承认，在那些岁月里，无论是我，还是跟我处境相同的年轻人，脑海里都不曾掠过一种积极对抗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是卓有成效的：它未能成功地征服人的良知，但它成功地麻痹了人的良知。法西斯主义曾经炫耀自己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风尚和人的品行，而实际上，它促使人们产生一种严重的懈怠，一种精神上普遍的、隐秘的空缺。我们当初自称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但与追求民主精神的前辈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割断了。我们得过且过地学习、工作、开展政治讨论——经院式学术性的讨论，它们是贫乏的、充满空想的。

我在米兰相当容易地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去当了军人，社会上明显缺乏技术人员。1943年，事情却骤然起了变化。先是3月都灵工人举行大罢工，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那是法西斯全盛时期的一次罢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政府方面做出了一种出奇胆怯的反应。人们不能再熟视无睹了，终于发出某种不同的声音，不再随波逐流，也不再一边倒地站队。在意大利，当时除了法西斯之外就是空白，这并不是真的。

5个月之后，7月25日，政府和法西斯的机制令人难以相信地闪电般地解体，就证实了这一点。接着就是热火朝天的几个星期，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行动党、自由党先后建立，各种政治方针和纲领、新的名字、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人们亟须做出一种选择，却又缺乏一种选择的标准，而德国人在勃雷内罗，还与在我们家里的德国人一起干，巴多利奥将军发出的模棱两可的声音：“战争在继续。”

9月8日，灾难来临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也是意想不到的。那是最后的大混乱。我们默默地看着德国的战车突然闯入米兰的街头。我失去了一切联系。我没有一个果断的计划就回到都灵，并抵达瓦莱·达奥斯塔。当时我毫不怀疑，是该做些什么了，但是许多关于该做的事情的言论，我虽然听到过，也谈到过，但我的思想极其混乱，不知究竟该做些什么。别的年轻人都涌向那些山区：有逃避服兵役的，有溃散的军人，也有工人以及山谷里的居民。我们组织起队伍。我们与在都灵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的策源地取得不定期的联系，但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武器，更没有经验。

不久之后，12月13日，随着一次告密，法西斯国民卫队的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令我们措手不及。许多人成功地逃脱，我却被逮住了。我持有假证件，本来也许可以掩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审讯中，我承认了自己是犹太人。事后我冷静地做了判断，认为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肯定是一个特大的错误，不过，当时我觉得那是对自己加入游击队的事实最好的解释。另外，我觉得在那种时刻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正如你们所见到的那样，当时我很年轻，很天真！）

我被送到了佛索利，在意大利北方抓捕到的所有犹太人都陆陆续续地聚集到那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健康的、生病的，还有濒于死亡的人；有百万富翁，也有乞丐。所有的人都等待着某些恐怖的事情发生，但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接踵而来的事情。当我们的人数达到650名时，党卫军出现在了营地，他们向我们宣布说，两天之内我们就将出发，全部都得走，无一例外。去往何处？不得而知。旅程持续了三天。我想，没有必要再描述在一列闷罐车里的三天旅程：寒冷、饥渴、劳累、无眠，尤其是恐惧。

我们在夜里抵达一个偏远的地方。我们之中无人知晓“奥斯维辛”那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让我们从车皮里下来，迅速地盘问了我们：“你身体健康吗？你能干活吗？”按照回答，根据一种极其草率的考查，他们当即就把我们分成三组：有劳动力的男子96人（我属于其中之一）；有劳动力的女子29人；最后是所有剩下的人。妇女们徒步前往比尔克瑙集中营。29名女子当中，后来只回来4人。我们前往莫诺维茨集中营，后来有10个人回来。其他所有无劳动能力的人中，无一人返回。他们都是老弱病残者，有孩子，也有不愿丢下孩子的母亲。我们是在很久之后才得知这些事情的：他们被塞进毒气室里，随后在焚尸炉里被烧掉。奥斯维辛为此而存在，奥斯维辛就是为此服务的。就这样，650个人当中，回来了14个。

我们男子组被押送至莫诺维茨集中营，它离“首府”七公里，属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群落。我应该直说的是，比起其他集中营里的条件，当时它不算是最艰苦的。经历过更为恶劣岁月的那些上了岁数的囚犯，讽刺地称呼它是“疗养所”。其中并没有什么人道主义的因素，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认同这种因素的。其中另有一些原因。莫诺维茨集中营从属于一个规模巨大的工地，那里当时正在建设一个法本化工联合企业，它是德国化工企业的托拉斯。那是占地面积达六平方公里的一片工地，是个一望无际的庞大工程。莫诺维茨集中营是那个化工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地域上看也是如此，营地位于工厂周边、外围之内。

在工地上干活的有四万名劳工，其中有一万人是我们这些莫诺维茨的奴隶。我们的劳动，以及所做出的贡献，是正式纳入德国人的工作计划的，而且还计算在财政年度预算当中的，对任何人都不例外，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何况，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在工地上与德国民工每天都有接触，那些德国民工自己至今也一无所知，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当初的劳动应该是有报酬的，但不是给我们；每一个工作日，法本化工联合企业都支付六个马克给我们的老板，就是党卫军，我们是属于党卫军领导的。

我经常寻思着，这样的组织机构中蕴含着多少冷酷的算计，包含着多少疯狂和暴虐。显然，从党卫军角度来看，我们的劳动付出只不过相当于另一种“行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一种副产品。因为很清楚，没有一个企业家，怎么说呢？没有一个黑奴贩子，哪怕是古时候法老时代的犯人头目，会真的想从我们这样的劳工身上去赚取一种经济利益的。我们所有人几乎都从事挖土、搬运等繁重劳动，而当时我们身上的力气还不如一个孩子，而且我们之中大部分人生平从未握过一把铁锹。极少数人具备某种有用的专业特长，比如，有人当过电工、机械师、化工技术员等，才让他们干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然而，每个人都不难明白，怎么能让一个工程师在那样的处境下干好工作呢：一个终日挨饿、衣衫褴褛的人，一个长满溃烂的伤口、满身虱子、从来得不到漱洗、蓬头垢面的人，一个深知在几个月之内就得去死的人，一个知道也许明天就会被弄死的人，他是不会有爱心，也无法热爱其所从事的工作，更不会对工作感到有什么兴趣的。他甚至会憎恨其所做的工作，因为那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工作。

用言语让人们明白，生活在一个集中营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并不容易；而用简洁的言语来表达，就更不容易。就说饥饿，那是与大家通常了解的饥饿截然不同的一件事情，那是一种长期的慢性饥饿，而且它不在肠胃里，而在脑子里，变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魔咒，在一天的每时每刻都忘不了它；夜间，在睡眠的自始至终，梦见的就只是吃东西，或者说，梦见正要吃东西，而后来，就像坦塔罗斯的神话里描述的那样，在最后一瞬间，有某种魔力让食物全都消失了。说到劳累，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没有人尝过这种劳累，那是驮畜般的劳累、受人鄙视的劳累、无法逃脱的劳累，得不到强使其劳动之人的同情怜悯，它伴随着被人视作无用之辈的感受，是野兽般残忍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没有目的的劳累。说到寒冷，即便是最卑微的乞丐在冬天里也能设法穿些破衣烂衫御寒，找到一席温暖的铺位、一杯葡萄酒。可是在集中营里，没有任何抵御寒冷的办法：人们得穿着厚布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度过十分漫长的工作日，在异国他乡一种恶劣的气候环境中淋着雨，甚至连流淌在血管里的血也是冰冷而又贫乏的，无从予以保护。这样的饥寒交迫和辛苦劳累，就必然导致疾病。集中营里有医务室，但用来治疗各种轻度疾病的药物只有两种：阿司匹林和乌洛托品。治疗严重的疾病，或者也不算太严重却又难以治愈的疾病，如因饥饿引起的浮肿病，这病在当时很普遍，就只有一种人人都知道的药物、根本性的药物，它叫“壁炉”，那是大家对它的简称：它就是比尔克瑙的焚尸炉。

但是在极其少的劳动间歇时刻里，比如，在例外的休息日里（我一年之中只有过五天），不必承受任何肢体上的痛苦和劳累，却充满了另一种痛苦，不乏忧伤和悲怆；那是人心灵上的痛苦，它来自意识的回归，再度感受到远离家乡之愁、难以获得自由之苦，它源自对尚活在人世却无法接近的亲人的思念，源自对像被运往屠宰场的牲口那样已死去的故人的怀念。

不过，莫诺维茨算是一个不错的集中营，我这么说，并不带任何讥讽。在莫诺维茨的囚犯平均能存活三个月，因为它是一座“劳动营”，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灭绝营。而在海尔姆诺、索比勃尔、特雷勃令克和迈丹内克的集中营里，囚犯平均只能活一至两个星期。如果说没有人谈及这些集中营的实况，那是因为没有一个犹太人从这些地方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在莫诺维茨待了一年，之所以能从那里活着出来，是由于各种偶然的巧合。首先，我这个人一向进食量少，因此，集中营里定量供应的食物，尽管对我来说也不充足，但不像对其他许多人来说那样少得可怕，远远不足以维持身体的需要。的确应该注意到，恰恰正是那些身强体壮的人和运动员类型的人，成了极度饥饿的首批受害者。我见到一些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他们体格十分健壮，可是到集中营一个月之后，就都饿成了一具骷髅而走上去“壁炉”（焚尸炉）之路。另外，我早先经受过山里生活的磨炼，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能抵御寒冷，能熬得住艰苦和劳累而没有病倒。我懂一点德语，从进入集中营一开始，我就尽可能地努力学些德语。

这里我顺便得插一句，并提醒一下，集中营使用的语言之混乱，是怎么导致那里的生活如同地狱一般。营地里用德语和波兰语下达的各种命令日夜不绝于耳，处处听到的是凶狠的恫吓、大声的谩骂和吼叫；囚犯们必须能够听得懂，或当即猜测出那里所施行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例禁令，还有各种古怪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指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初集中营里的希腊人、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有那么高的死亡率，就在于他们对德语和波兰语的一无所知。单凭猜测要弄懂别人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比如，一阵拳打脚踢突然把你们打翻在地，就只是因为你们穿的上衣有四颗或六颗纽扣，而不是五颗；或是因为在寒冬腊月里，他们看见你们头上戴着帽子躺在床上了。

不过，通晓德语对于我来说是相当幸运的事情。1944年7月，法本集团的德国人需要懂化学的人去他们的实验室工作。我们之中有很多人申请，要去的人太多了。必须得确定谁是化学师，谁不是。德国人是“认真的人”，他们举行了一场严肃的考试，自然是用德语考试。至于应试者是否已沦为勉强能站得住的、活着的幽灵，他们压根儿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生产，也就是找到断定是有用的技术人员。他们找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不认为自己对法本化工集团真有过什么用。那几个月里，不断有飞机轰炸，因此，我作为“专业人才”的工作，就局限在把精致的测量仪器从实验室搬到地下室，再从地下室搬回实验室，一天往返三四次。不过，首先，我不曾想过让自己成为对他们有用的人。不管怎样，这样我就有了少有的特权：在1944至1945年冬天的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我能待在室内暖和的地方，不用从事过分艰辛的劳动。

多亏命运最后一次奇迹般的干预，我得救了。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在集中营的整整一年之中，没有得过什么病，可是临近1945年1月10日，就在听得见苏联人的隆隆炮声之际，我患上猩红热，住进了营地的医务室。没过几天后，整个集中营全都撤空，斯雷西亚北部所有的集中营同时都撤空了，包括奥斯维辛在内。这也许是奥斯维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最可怕的篇章。看来，这次撤离行动是由希特勒亲自决定的，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启动了：所有能够行走的囚犯——在奥斯维辛地区有15万之多——被迫踏上征途，顶着凛冽的寒风在雪地上行走，没有食物，没有停歇，连续走了七天七夜，前往莫坦森、布痕瓦尔德、达豪—有好几百公里的路程，沿路都挤满了溃散的士兵、逃跑的平民以及行军中的官兵队伍。

这种疯狂的行军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臆想中的一次反攻补充劳动力，二是不在身后留下人证。因此，掉队的人无一活命。无论谁拖累行军速度，当即就被击毙。在放逐生涯中的那次可怕的再次放逐中，存活下来的人不超过十分之一。这些幸存者随后又被编入我前面提到过的其他集中营，那里早已人满为患，而他们又得立刻投入艰苦的劳动。而我，当时跟病号们留在了莫诺维茨的医务室里，因此躲过了这地狱般可怕的冒险之旅。

党卫军曾接到过命令，要纵火焚烧我们传染病人所在的棚屋，并用机枪击毙想逃生的病人。当他们正准备执行命令时，一次猛烈的空袭把营地炸得一片狼藉。空袭结束时，德国人早都逃走了。我们这些病号就被丢弃在营地自生自灭，整整十天没有食物，也得不到任何治疗，干守着那倒霉的棚屋。1945年1月27日，当苏联人来到营地时，有一半多的病号已经饿死或病死了。

普里莫·莱维 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