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除了经济活动，即生产之外，当然就是人口生育、抚养和教育以及恢复和增强生命力，我们将其称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后一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前一个问题自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人，生产也就无从谈起；有了人，如何更好抚养和教育，便是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市民所尤为关注的问题。这是近年来家政工人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的原因所在，也是张明扬刊发在“腾讯大家”的《这不是笑话：阿姨改变了中国》这篇文章（以下简称张文）甫一面世就点击突破10万+的原因所在。
张文很明显触及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痛点——家庭劳动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但阿姨不仅仅是中产账本上的一笔数字，作为家务劳工，她们也面对诸多困境。而张文对于女性回归家庭的认识无疑是浅薄甚至错误的，这背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中产焦虑的问题。
虚假的“劳资关系”
所谓“阿姨”，主要指的是家庭保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出现提供有偿家政服务的保姆。自2000年起，“保姆”在中国成为正式职业，成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认定的“家庭服务员”或“家政服务员”的一部分。除保姆之外，这一行还有护理、保洁、家庭管理等服务。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家政工人”（domestic worker），即在家庭内部从事家务劳动的劳工。在张文看来，一二线城市阿姨们的工资既高又不高：她们每个月拿到的六七千块钱是净工资，这比一般白领的净工资要高；但因为她们不享受“五险一金”，没有任何福利，这些净工资又显得不那么高了。这无疑是比较客观的看法。
但张文的客观到此为止。在他看来，因为市场对于家政工人有巨大的需求——“根据“58到家”提供的一份数据，北京上海阿姨供需比约为1比5，这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卖方市场”——所以阿姨就可以坐地起价了。而作为雇主的作者的确也是如此展开自己的叙述的。
但我们要知道，除了没有“五险一金”之外，阿姨们作为被雇佣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例如她们可能受到男主人的骚扰、被拖欠工资、被言语或精神虐待、被无限度支使——毕竟在家庭内部永远都有忙不完的活。一些家政工的工资可能很高，但60%的家政工没有参加任何一种保险计划，她们既不受《劳动法》保护，也难以通过民事诉讼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况且，阿姨在雇主家中劳动，为雇主提供一定的服务，雇主的家就是她们的劳动场所：她们不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在出卖自己的情感。家政劳动既是劳动密集型也是情感密集型产业。
我们知道，服务业的根本是微笑服务，这种微笑要伴随着与顾客互动的整个过程，如餐厅的服务员、商场的售货员或飞机上的乘务员。但当她们不面对顾客的时候，她们可以停止微笑，放松下来。家政工人与其他服务人员的区别在于前者与家庭成员长时间处于面对面的互动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她们的心情如何，都必须对雇主笑脸相迎。她们脸上任何不快的表情都可以引起雇主的猜疑或反感。在身份上，她们是雇员和服务员，雇主是顾客，是上帝。在空间上，雇主是在家中，理应感到随意和放松；而雇员所在的家实则是她们的劳动场所，她们要小心翼翼且尽心尽力。
另外，一旦还要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和三岁以下的婴儿，阿姨们是没有截然分明的作息时间的。家政工人并非出于爱才去照料雇主家的婴儿或老人，但在照料他们的时候，家政工人必须要表现出关爱。在他人的私人空间将本应无偿奉献给家人的关爱转移给他人的家庭成员，而家政工人自己的孩子或者老人只能托付给亲朋好友或者街坊邻居。
张文对阿姨们的这些困境完全视而不见，只是强调阿姨涨工资的诉求，不能不说是有些一叶障目，想当然地认为农村妇女以及城市的失业妇女都应该从事阿姨这种行业：“阿姨是农村中年女性进城安家的最佳职业……阿姨可以帮助农村女性进城就业时规避《摩登时代》式的呆板流水线，远离富士康式的劳资紧张关系”，仿佛这才是康庄大道。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的确不人道，会造成紧张的劳资关系，但进入家庭这个工作场所就很人道，就不会有紧张的劳资关系吗？
“智勇双全”的中产阶级？
张文最大的特色是全文散发着强烈的阶级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主人翁精神、劳工领袖、阶级群体意识、劳资关系。尽管作者是以戏谑的态度使用这些词语，但这依然反映了某种心态：雇佣者和作为被雇佣者的阿姨属于劳资两个不同阶层，前者是在享受“转型时代普通中国家庭的中国特色福利”。言下之意，中产雇佣者在一定程度上剥削了阿姨的家政劳动，从而让自己可以比较低的成本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任务，去从事更有“职业荣誉感”的活动。
中国人自古对于养育下一代就非常重视，而不久以前的计划生育一胎化政策。让中国人对“独苗”投入了过多关注，优生优育的思想在全世界可以说罕有其匹。随着各种教育培训产业和社会竞争的日益强化，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长恨不得倾其所有，最大程度优化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保证自己的孩子不被落下，并且将来可以继承甚至超越自己的阶级。作为对社会舆论和潮流最为敏感的群体，城市白领接收着各种“好家庭”理论的轰炸，为了学费、补习费和各项开支而疲于奔命。底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刻存在的威胁，唯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最终堕入其中。中产对于底层既有朴素的同情，也有深深的恐惧——如张文最后所说，恐惧阿姨们的工资超过自己，对阿姨们争取加薪的行为极其敏感。
现实的中产阶级远没有意识形态或者广告宣传中的中产阶级那样舒适、惬意。他们除了在工作场被剥削规训，生活中还受到房东或是房贷的压力，被各种各样的商家和贷款机构盘剥。但现实的中产阶级却不管这些，他们居高临下为阿姨们“着想”，希望她们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做城市里的阿姨。现实中的中产阶级更愿意将自己视为“资方”，与底层的“劳方”区分开来，虽然后者的工资，离他们已经不是很远了。
在中产阶级身上，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是错位的。他们本应该与阿姨们还有其他劳动者一起去争取更好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但他们却选择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与阿姨们斗智斗勇上。
总要有人要回家？
张明扬在文中提出，因为家政服务越来越贵，“妇女回家”成为了一个现实选项，而他的论证则是西方国家女性也有大量参与全职家务劳动者。然而，这样的论述其实也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从数据来看1990年至2016年，绝大多数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稳步上升，20个西方国家中，只有瑞典、丹麦、芬兰出现1%到4%的明显下降，美国出现了小幅下降（0.47%）。另外，近20多年来，日本女性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较之男性比例，以及女性就业率相对男性的比例一直慢慢增加，并没有出现作者所说的“西方和日本那么多家庭妇女”。
女性回家问题当然不是不严重。这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观念转变也可以看出。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调查：2000年时，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表示赞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到2010年时，比例分别攀升到了61.6%和54.8%。从1990年到2016年，全世界范围内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从52.38%下降到49.50%，而中国大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73.49%下降到了63.35%，降幅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但女性回家的现实并非如张明扬所说是因为“阿姨（家政服务）的价格高于妈妈的收入”。中国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下岗大潮和减员风波中，女性居于首当其冲的地位。那些没有被裁减的女性员工，很多也沦落到非正规就业岗位（临时工、派遣工等），不得不忍受严苛的工作纪律、恶劣的工作环境、低得可怜的工资。与这种工作相比，家庭仿佛真的成了“温暖的港湾”，相夫教子似乎让女性更有成就感，这是大多数女性“自愿”回家的经济根源。
但女性本可以不必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在文章开头说过，社会的根本问题除了经济上的生产与再生产之外，那就是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因为现代经济如此重要，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就不止关涉一家一户的繁衍，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只是家庭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这就是教育要社会化的原因。事实上，父母单独教育子女或者请家庭教师的做法本来已经不合时宜。甚至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国家也会干预父母对于孩子的抚养。简言之，国家会组织社会来帮助家庭，这就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国家主动承担这一功能，通过托儿所、公共食堂等方式解决后顾之忧，让夫妻双方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到社会生产中。那样的家务劳动因为具有社会性质，因此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员可以获得社会承认和荣誉感。这其实基本解决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
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崛起，主张拆解福利国家，国家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退出，这就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完全推给了个体家庭。
家政服务商品化与“被迫回家”的压力作用于女性，其结果就是一种奇怪的“单身社会”崛起。现代社会是个体化的社会，单身社会本不奇怪。在北欧那样的高福利地区，单身更多是暂时性的，不结婚并不代表不生孩子，事实上北欧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中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另外一种单身社会，产生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较大的美国、西欧和日本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很多妇女不再愿意走入婚姻家庭，遑论生儿育女。如果家政工人在别人的家庭从事的是有偿劳动，那么家庭妇女在自己的家庭所从事的则是无偿劳动，这种劳动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甚至不会得到家人的感激，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爱的表现。女性在家庭这个“温暖的港湾”中似乎依然惴惴不安。据研究表明，夫妻关系中的男性往往在家感到更轻松，而女性则是在工作时更快乐。因此有女性主义者将美国、欧洲的低生育率称为女性的“罢工”——毕竟劳动力的生产也是生产。
当然，张文所说的“当阿姨（家政服务）的价格高于妈妈的收入时，必然会导致女性大规模的回归家庭潮”，也是成立的。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大多数家庭负担不起这种服务，而只能苦苦支撑。其后果最终会是贫富分化的恶性循环——只有少部分上层家庭有能力、有意愿购买这种私人化的家政服务。那些中产之家即便能够负担得起这种服务，也往往是不堪重负。而私人化的家政服务对绝大多数家庭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毕竟托儿所和公共食堂中，只需要少数阿姨就能照看很多家庭的孩子，准备很多家庭的饮食。
阿姨并没有改变中国
中国的不平衡发展，造就了家政工人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的灵活流动。全球范围也存在类似的趋势：东欧流向西欧，墨西哥和中南美洲流向美国，北非流向南欧，南亚流向海湾国家，东南亚流向全球各地。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照料的全球化”。
这种全球化背后。是家政劳动的商品化——照看婴幼儿的服务不再由国家来提供，而是要从商业机构购买。从欠发达地区引入劳动力无疑可以暂时解决成本问题，所以当张明扬说“西方的阿姨收入太高了，不是普通白领家庭可以负担的……因此，在西方，除了少数富裕家庭，中产家庭的大范围雇佣阿姨是无法想象的”，这无疑是他的凭空想象了。
然而，这种不平衡所造成的家政工输出不见得是好事。有很多论者认为“菲佣”是中国保姆学习的对象。但尽管全世界的菲佣寄回国的汇款占到菲律宾GDP的10%，菲律宾的经济也并没有因为菲佣而很发达起来，而且和家庭成员远隔万里的状况，也很不人道。在中国，也是发达地区的中上层家庭雇佣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阿姨。城市里的那些负担不起阿姨的家庭则只能是夫妻双方苦苦支撑，如果没有家中老人的帮忙，其结果往往是妇女要么重回家庭，要么只能从事低薪的灵活工作，以便兼顾家庭。
劳动力再生产毕竟不只是家庭繁衍，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因此社会有责任来承担相应的成本，而不是完全推给私人家庭。因此未来的道路不应该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商品化和私人化，而应该由社会或者社区进行组织，让那些对照管孩子或者做饭的人自由参与这种活动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可以让社区变得更加和谐。唯有如此，才不会出现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劳资冲突”，同时也可以消除家政劳动的孤独性。
如果不改变当下的社会结构，任由不均衡的社会发展继续下去，总会有“低端人口”作为廉价劳动力蓄水池源源不断地涌向一线二线城市，去接受中产们的雇佣。阿姨们无法改变中国，她们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只不过为中国提供了可观的“中国特色福利”。如果真想改善阿姨们的状况，那么我们必须先改变社会。当然，阿姨们责无旁贷，其他劳动者也责无旁贷，只是不知中产们会如何抉择？
（房小捷为本文提供了数据和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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