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考古学家在南非某洞穴深处的一处斗室内发现一堆神秘的骨骼，并复原了它，这一新发现挑战了许多成见，关乎一群用两脚行走的猿人是怎样进化为能够进行抽象思维的生物，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人类”。化石于2013年出土，并且很快被识别为一个前所未见的新物种的遗骸。这个物种被命名为纳勒迪（naledi）人，他们同时具有原始人与现代人的特征，令人拍案称奇，其大脑也相对较小。不过，论起纳勒迪人最让世人震惊的地方，大概还是要数他们的栖居处，而不是遗骨本身。
遗骨出土的斗室距洞穴入口很远，进去需要经过一条非常狭小且曲折的路，且路上一片黑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科学家确信，这间斗室一直以来就难以进入，需要向上爬很长一段，匍匐前进一阵子之后还要勉强挤过一个只有20厘米宽的地方。这种地方基本上没法长期住人，对大部分人而言，充作临时落脚地也是不大可能的。这些细节让研究团队作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假设：纳勒迪人虽然脑容量很小，但他们能够有目的、有预谋地赴死。他们得出结论：这间斗室其实是座坟墓。
对人类学家来讲，丧葬仪式对追溯人类独特性之起源有莫大帮助——尤其是进行符号化思维的能力。这种思维方式赋予我们超越当下，铭记过往以及将未来具象化的能力。它也是我们能够去想象、创造以及改变我们周边环境的保证，而这样的改变会对我们居住的星球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心智抽象能力的核心环节，则是使用语言的能力，不过要研究此能力的历史却相当困难，因为语言毕竟没法留下化石。然而葬礼则会。
墓葬为一种富有灵性及意义的人类行为提供了过硬的实物记录。科学家能够借此来追踪那些为人类所特有的信仰、价值观及其它复杂观念的起源。智人无疑与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其它物种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弄清究竟是什么因素将我们与大自然中的其它东西区别开来，乃是一项不同寻常的艰难工作。
一个悖谬之处是，人类毫无疑问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其进化历程中也有各种其它生命相伴。在此，人类学家们主要关注人类的某一具体特征：抽象思维能力。科学家指出，我们从事想象，借助各种指称事物的观念以进行沟通的能力，并非现成地就摆在面前的，而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它与简单的、原始形态的沟通迥然不同，后者只关乎附近的食物或是否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这类事情。
人类使用各种符号来进行沟通，并表达各种抽象思想与观念。我们会赋予那些不具实用性的事物以意义。例如艺术和珠宝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借助与信仰、价值观和社会地位有关的概念来传达其含义。丧葬仪式也是一样，也被视为是符号性思维的典范，为死者精心料理后事的做法，其实蕴含着一整套复杂的观念体系。悼念死者有着铭记过去的成分，同时也展望我们终有一死的未来——这种抽象极为复杂，看起来惟有我们人类才有如此思考问题的能力。
这背后的预设是：只有现代人才重视葬礼，或者至少是他们的近亲。然而，考古发现揭示出，脑容量很小、生活方式极为原始的纳勒迪人也能有意识地为自己处理后事，人类葬礼诞生的时间点可能要大大往前推了。这一发现还打破了关于现代人与早期物种的差别。也打破了有关人与自然界其它部分如何区别的一整套既有成见。
对人类来讲，死亡是一个极富文化意义的过程。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会以隆重的仪式来尊崇逝去的人，且借此传达出一系列的价值观与抽象观念。自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透过考察这些丧葬实践，加深了对其它文化的宗教与信仰的认识。在这一时期中，并没发现有其它会举行葬礼的生物，哪怕是作为人类“近亲”的原始人（除了属于智人的群体之外，还包括南方古猿等）也不具备这等行为能力。接下来的思路自然是：人类是惟一能够把握这一抽象世界的生物，如赋予死亡以深远意义等等。
这种行为必定出现在我们进化历程中的某个时间点上。鉴于诸如歌舞这样的丧葬仪式基本没留下什么考古学记录，科学家们更侧重于透过考察墓葬这类实物来追溯丧葬实践的历史。他们的发现很快就对传统观点形成了挑战：丧葬仪式也许根本就不是智人独有的行为。
尼安德特人的丧葬争议
第一场关于非人类生物丧葬习俗的争论发生在1908年，当时在法国的拉沙佩勒奥圣（La Chapelle-aux-Saints）附近出土了一具相当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骨架。经过发掘与复原，发现这具骨架的人认为：此人死后显然是被精心埋葬的。按他们的观察，坟墓的外貌很像一个乳房，而遗体下葬的姿势也有意被摆成婴儿的样子，并且还包裹得严严实实。许多当代的科学家对这个解释持怀疑态度，或干脆表示否认。目前仍持怀疑态度的人表示，20世纪初的考古发掘技术太落后，没法证明这么强的结论。这场百年前由尼安德特人墓葬引发的大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说围绕原始人丧葬仪式的争论自尼安德特人开始，是比较合适的。1856年，尼安德特人化石首次在德国的尼安德特山谷出土，但那时它跟人类的关系还显得较为模糊。尼安德特人是与人类最相似的种群，他们在人与动物的光谱上究竟应当被安置在什么位置，一向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其被发现后的一百余年当中，人们一般把尼安德特人想象成一种非人生物，侧重于强调其身上的原始特征，由此造成的印象就是：他们是一群站都站不直的野蛮人。近来，这个印象开始有所改观。一些科学家试图表明这种生物其实与人类非常相似，要是让一名尼安德特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去地铁走一圈，那基本上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围绕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而展开的争论同样也呈现出拉锯战的特点。有时，科学家们会彼此攻讦，一方指责对面为我们的兄弟种群赋予了过多的人类特征，另一方则回击说不应过分将其非人化。
1960年，来自伊拉克的沙尼达尔（Shanidar）洞穴的考古发现表明：根据零碎遗物来推断尼安德特人的行为，或试图借此来了解其认知过程，均有较大的风险。考古发掘者们研究了洞穴里出土的化石，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墓葬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显得尤其有趣：某个人（代号为“沙尼达尔4号”）身体周围的泥土样本当中竟然有花粉的痕迹。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研究团队带头人拉尔夫·索尔茨基（Ralph Solecki）看来，花粉的存在意味着尼安德特人下葬时会在坟墓里铺满五颜六色的花朵，而这个习惯跟现代人的风格很相似。
依索尔茨基之见，这种“花葬”说明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欣赏美——这意味着我们首次发现了不属于人类但同样有审美活动的物种。他进一步声称，科学家已难以否认尼安德特人也具有“人类的全部感受力”。然而，索尔茨基的解释很快就遭到反驳：有人证明“沙尼达尔4号”身旁泥土里的花粉其实是啮齿类动物带进来的，这些动物搅动了土壤，使花粉混入其中。“花朵-墓葬”假设的失败使科学家在基于有限的化石证据来推测人类信念时变得更加小心——那或许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而非事实真相。后来的科学家对此次意外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其基本结论是：当时的人们反战情绪高涨，一时兴起犯这种错误并非偶然。（原文直译是“伟大的花与权力的时代”即decade of flower-power，这个短语来自一幅著名的把玫瑰插在枪口上的反战游行照片，借此宣示花朵比枪炮更有力，倡导爱与和平——译者注）
如今，大部分科学家都同意尼安德特人的确会为精心埋葬同伴这一结论——至少局部证据表明其中有某一部分是如此。更麻烦的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尼安德特人对死亡的看法跟现代人是否一致？他们是否能思考“死后生活”这样的抽象观念？他们将死者下葬，是否只是出于避免遗体腐烂影响生活舒适度这样的实用考虑？
人类学家们的共识是，即便按最乐观的估计，现有证据也难以确切地证明尼安德特人的丧葬活动跟符号性思维的关联。尼安德特人的坟墓里并没有什么丧葬用品或是其它与丧葬仪式有关的标志，这些是在早期智人出现以后才慢慢产生的。在没有诸如花朵或丧葬用品等相对明确的符号性物品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知道上古时代的原始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当然，想象尼安德特人也具有埋葬死去同伴的能力，且出于跟我们一样的理由，其实并不算太过分。他们的脑容量非常大，至少没比现代人小到哪里去；主张他们在认知和行为方面都具有与人类相等的复杂性，也是可以说通的。即便科学家们想要承认尼安德特人的确有资格被视为一个具备丧葬仪式的种群，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认为：惟有脑容量大到一定程度的原始人，才有能力去从事这类符号性活动。
纳勒迪人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其脑容量还不到现代人的一半。我们不妨这么来看：纳勒迪人让丧葬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显得愈发扑朔迷离了，设想他们赴死的方式全然是出于实用理由，而非符号性考虑，是一种更加简洁的解释。问题在于，为什么纳勒迪人非要想方设法穿越黑暗，把自己的遗体放到洞穴深处？现有证据要求我们多少考虑一下别的可能性，亦即这些看起来很原始的生物其实能够做出深刻而复杂的情感性行为。
透过挑战有关符号与遗体安置的既有观点，纳勒迪人迫使科学家们反思自己针对上述行为所持有的各种成见。也许丧葬仪式根本就没有前人想象的那般独特，它们并不是人类独有的。
即便我们把尼安德特人和纳勒迪人也放到“有丧葬仪式”的原始人群体中，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承认某些人类自诩独有的行为事实上也为其它种群所共享了。珍妮·古道尔就曾经观察到黑猩猩也会加工原材料，为自己造一些工具。针对这一发现，她的导师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回应称：“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乃至人类的概念了，要不然就得承认黑猩猩也算人类。”
也许，丧葬活动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不可穿透的。在解剖学进化（anatomical evolution）的研究中，这种边界模糊的现象业已得到广泛承认。最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已注意到：使人类逐渐变得独特的那些特征，事实上是逐步出现的，且模式不可预期；例如，直立行走与脑容量的增大这两项特征的出现就具有“一波接一波”的特点，有时甚至还有回潮。对我们来说，古人就像一幅马赛克，混杂着原始人与现代人的双重特征。
这种混合式进化的解释可能也适用于人类行为。我们的文化——包括抽象思维和复杂的符号性活动——是否也可能是一波接一波地累积而成，而不是一步到位的呢？
这个假设对人性起源提出了新的问题，鼓励人们去寻找更广泛的证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认为，我们应改变以往思考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变迁、革新与诞生的定式。在他们看来，与其把人类诞生和进化过程看成是由某些关键时间点或独一无二的契机组成，不如转而关注缓慢发生的演化过程。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渐进演化的一系列过程，可能比突变时刻更加值得关注。
正在转变的“人类”范畴
主张转变思路的人类学家们认为，将复杂认知与文化的发展细分为一个个具体过程，会为我们带来不少新的洞见——这比“一锅煮”从整体上来理解人类特征更加富有教益。如果我们把复杂的丧葬仪式分解为诸多微观的实践及认知过程，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它。前文已经提到，不少科学家承认：人类的丧葬行为与原始人乃至其它关系更为疏远的种群的丧葬行为之间的界限，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上述观点显然与此论一脉相承。这样的思路到头来能够让我们去做一些更加细致的跨属比较（cross-genera comparisons），令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其它的种群，进而更好地认识自身。
承认人类文化乃是渐次出现，有进步也有停滞乃至倒退，令广为接受但却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相形见绌：人类生活中主要的发展或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很多人想当然地就认为人类的演化是共时性发生的——我们仿若经历了一个“创世”时刻，一下子就进化成了现代人。达尔文也不幸掉进了这个陷阱，他认为双足行走、大脑扩容、双手解放和工具的使用这几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但随着各种新证据的出炉，这幅图景变得更加复杂了，难以用简明扼要的叙事讲明白。南方古猿以及其它原始人化石的重见天日，愈发支持了这一论断：上述各个过程其实发生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
假如纳勒迪人真的能够从事符号行为，那将会带出一个更宏大的问题：科学家是否应该全盘否认人类的独特性？某些学者已经坚持这种观点多年，他们认为一味探寻人类独有特征的思路使我们较少关注细小的变化，并且还不愿意承认差异是个程度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此外，他们还指出界定人类独有特征的做法其实含有一系列价值判断，如“什么东西在当下而言对我们是重要的”。在1979年的《兽与人》（Beast and Man）中，道德哲学家玛丽·梅志里（Mary Midgley）谈到：“如果有人想要搞一场谁更像人的比赛，然后自己给自己颁奖，那反对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但这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以循环论证的方式提出各种价值判断，以判断人类生活中什么东西最重要。”
理解人类的进化史并非易事。这个课题与人类学家尤其相关，一般人喜欢指责人类学家只关心自己学科的一亩三分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承认人类行为的“马赛克”之维，有助于改变这种思维定势。
一旦抛弃了“我们的行为独一无二”这一迷思，我们或许就能认识到：我们喜欢把自己看得很特殊的倾向，其实让我们远离了灵长类动物这个大家庭，难以充分理解它的进化历程。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也是道德哲学研究者——译注）2015年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纳勒迪人的重见天日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业已破碎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机会：“为什么不借助这个契机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这些区分的模糊性呢？”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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