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文学理论家、教育家温儒敏老师在某作文大赛启动仪式上的发言，经《中青报》报道流出，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全国新行“部编本”教材的总主编，温儒敏表示：“高考阅读题的变化趋势，那种思辨性，那么复杂，那种扩展，就是你想不到的，对女生特别不利！”因为“喜欢小清新”、“小文艺”、“小励志”的女生，应对不了复杂的逻辑思辨任务。
至于高考题目设计本身是否存在性别偏向，社会上一直存在讨论。近年最常见的声音要么是高考侧重数理化、重理轻文，不利于学不好理科的女生；要么是高考容量大、内容模式化、备考时间长，有利于勤奋刻苦，擅长死记硬背的女生，不利于聪明但好动贪玩的男生。温儒敏的观点如今又为这一话题贡献了新鲜血液——语文也加盟到“女生学不好”的队伍中。关于这一讨论，在我看来有两点值得再次强调：
其一，每个人生下来就受到家庭教育、社会期待、伙伴关系的影响，它们形塑我们，鼓励或限制我们某方面能力的发展。目前以几个月婴儿为对象的性别气质实验仍然缺乏有效结果。因此，尽管不排除气质、思维方法上存在先天性别差异的可能，但是在无法排除后天塑造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都是妄言。
其二，从高考的考试结果看，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官方统计显示2016年，本科在校生中女生达53.44%，；而据艾瑞深机构统计，21世纪以来，高考女状元也以超过52%的比例略胜于男状元。高考表现上男女生并不显著的差异很难说是考试本身带来的。在校生的性别差异在博士阶段才开始显现（女生38.63%），而此时，就业、婚育等非教育因素已对女生的教育追求产生显著影响。高考如果存在性别偏向，与其说体现在考试本身，不如说体现在考前和考后的相关环节。
但我无意在这里加入对一人一事口诛笔伐的大军，温老师事后的反复澄清，虽更暴露出他缺乏反思的偏见，却也表现出可与之沟通的敦厚诚恳。但我们显然能够意识到，这一事件绝不孤立：社会学家冯某、女德天后丁璇、模范富婆谷爱琳、婚恋教母ayawawa、国际导演冯小刚、当红演员靳东、饭局达人小宽……近几年公开的性别歧视言论、服从宣教，既不断生产出新的舆论名人，又让老面孔持续带给我们新“惊喜”，加上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每天孜孜不倦地推送诸如《背假包的女孩都很好追》、《旺夫女的八大特征》、《太美的女人老公不放心》……大众媒体俨然已经成了性别歧视博览会。考虑到我国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FLFPR）有所下降（参见历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排名10连跌，说当下性别平等面临严峻挑战，似乎不算危言耸听。
像中国这样背负传统文化、经济不够发达的东方古国，性别不平等是再正常不过吗？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中国曾为性别平等提供过非常有利，今天的女性仍然从中受益的物质、制度基础，被温儒敏说“对女生特别不利”的高考制度，正是其中之一。
当时只道是寻常：性别平等的物质条件
为什么要说物质、制度基础？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在观念上不可谓不先进：身体自主、婚恋自主、人格独立……这些在今天仍旧有效的诉求就是当时的口号，且相对于1949年后，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自发组织、自我动员，表现出更明显的主体性。但是即便在民国教育已经获得一定发展的30年代，受过教育、不是文盲的人口仍不到5%，而其中女学生又只占1/6（根据《申报》等报刊记载）；而参与就业、有家庭外收入的女性更不足1%。结果是，绝大部分女性，要么缺乏接触平等思想的途径，要么没有经济来源撑腰——就算有冲破藩篱的勇气，也往往面临“娜拉走后怎样”的现实困境。
但1949年后，严酷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生产要求呼唤更广泛的生产参与；现代国家的建立呼唤走出家庭的新人——总之五十年代起，国家开始大力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农业上妇女参与分地、劳动记工分、工业上一次次招工潮，乃至之后的统包分配制度，都为妇女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尤其是进入重工业、技术行业等男性主导领域的机会。
尽管《女职工权益保护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很难完全落实；尽管每次用工收缩女职工都是首当其冲，但在家务劳动完全不被记入社会总生产（今天仍是这样）的条件下，妇女参与社会劳动赚到的每一个工分、每一块钱、每一张粮票都是给自己撑腰的底气。在今天，中国女性劳动参加率虽不断下跌，但仍远超发达国家、保持世界领先。这不仅因为房价、物价的压力要求双职工家庭、双份收入，也因为想让已经走进社会广阔天地中的人“回归家庭”没那么容易。
女性就业的有力助攻是社会福利的广泛覆盖。相信本文的读者中仍有很多曾就读于如今已大规模缩水、所有制变更的工厂、机关、农场附属幼儿园、子弟校。当时只道是寻常，但如今回想起来，距离工作单位几步之遥、上放学时间配合父母上下班时间、且教育资源相对平均，不要求课外补习的学校，对于家长，尤其是母亲对事业的追求，是极其重要的后勤支援。即便在计划生育还未实行的年代，忙碌的女医生、女工程师仍然可以生育三五个孩子，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是难以想象的。
妇女解放与性别平等意识
回到教育制度上，1949年以来，妇女扫盲运动一直持续开展，即便在文革时期也没有中断。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女童接受教育比例更是增长迅速。
另一方面不得不说的是，计划生育制度客观上极大促进了教育性别平等：在独生子女家庭，即便是重男轻女的父母也不得不“把女孩当男孩养”，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全部投入在她身上，将家庭希望寄托于她的“有出息”。而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复之后，逐渐减少对出身、道德等因素的人为审查。尽管后来“一考定终身”的“分数论”因为过重负担而广受诟病。但在性别角度，能将那个带有“英”、“珍”、“淑”、“玲”的名字封在装订线后，让成绩说话，无疑是极大的进步。诚然，仍然存在按性别提档、美其名曰“平衡性别比例”的情况，但在大部分学校、大部分专业，录取环节基本实现了性别平等。
乍看“高考改革不利于女生”事件，一位较少接触互联网的古稀老人，发表有些落后保守的观点，非常正常、可以理解。然而仔细想想，出生于1946年的老先生正是成长在“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模范、女英雄遍地开花；妇女就业、政治参与运动如火如荼，甚至国家要求传统男性优势行业按比例招收女性的年代。电视互联网乃至日常身边，将性别歧视当作常识的在位者、前在位者们也大多“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整整一代人，可以如此顺理成章、不留一丝痕迹地忘记现实对他们进行的性别平等教育，这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也不能够完全明白。
一种存在的解释是，在对经济决定论思想的刻板理解下，五十年代以来的性别平等运动，和其他许多运动一样，过于强调物质、制度上的平等，而疏于观念建设。似乎经济问题一旦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因此，文化宣传上下的工夫还远远不够。尤其是，这一本质上由国家主导的解放运动，没有也无意反思性别本质主义，没有反思歧视性的性别话语并建立可与之抗衡的平等话语——女性地位上升了，但刻板的“女性气质”仍然是贬低的对象，那些胸戴红花、大放异彩的杰出女性只是被人为地“抬升”出了她们的自然性别。这使前一种上升也成了流沙上的城堡：其物质制度基础一旦动摇，再美丽的楼阁也要土崩瓦解。
更何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观念不改变，基层物质制度的落实也要打折扣。遇到阻力时，性别解放总得让位于更“紧迫”的议题：因为男人抱怨“革命把我老婆革没了”，《离婚法》在很多地区落实缓慢；因为家长抱怨“她不打工弟弟也上不起学”，女童辍学率总是居高不下。每每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位积极的妇女代表、敬业的女教师、出色的女学者在国家鼓励下成为了独立自强的主体，可她们的丈夫却不愿予以理解、支持——老电影《李双双》讲的也是这样的故事；甚至，她们放心地交给社会抚育的孩子，仍被培养成了骄横自大的男子汉、怯懦无知的淑女。
好事都归男孩吗？
这一教训至少让我们明白，讨论制度本身对谁有利不利这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清算，那些观念中的“女性气质”，到底是什么来头？前面提到，社会普遍认为，女生更为勤奋刻苦，喜欢下“苦工夫”、“笨工夫”，这在如今崇尚智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当然不算溢美之词，但对于升学总归是优势。教育学者孙云晓等著，2010年出版的畅销书《拯救男孩》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此书认为，“在现在的学校，学习常常是一种模式化的智力活动，活泼好动的男孩身体被固定在座位上，天马行空的精神世界更无处张扬”，使学校成了乖巧勤奋、“更能忍受”的女孩的天下，并因此呼吁开展素质教育，让男孩获得发展。
且不论“拯救男孩”这一命题本身有多可笑，亦不论乖巧勤奋的女孩是否生来如此。仅仅在五十多年前，关于性别和勤奋与否的关系，社会舆论还持有完全相反的观念。公社集体大生产中，女社员总被怀疑娇气懒惰、积极性低。文艺作品鲜明地表现了这一印象：《小二黑结婚》中好逸恶劳的三仙姑、《锻炼锻炼》中溜奸耍滑、好吃懒做的“吃不饱“、“小腿疼”；《千万不要忘记》中贪图享受的丈母娘、《铁木前传》中卖弄聪明与风情的小满儿……当女模范、女英雄刻画着社会对女性的理想，这些“落后妇女群像”却被认为描摹了女性的现实。而她们身边的男性形象，则往往拥有那个时代的美德：勤劳、老实，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这种观点今天其实仍旧存在于像冯某一样认为女生“读研期间很少专心学问，混个文凭准备毕业”的人身上——只是不知道高考之前，因为天性勤奋而占尽便宜的女生，为何到高考之后就变得天性懒惰了呢？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女生擅长文科，男生擅长理科”的观点。现代化的客观需求使得大部分时间，数理化都享有“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地位，只有1980年代文化热中，文科，尤其是文学承蒙错爱成为时代宠儿。而这一时期，高校中文系男生比例之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诗坛文坛的弄潮儿大多为男生，而女生的文字能力则不被承认，大批女作家直到90年代文学退烧，才借商业出版获得出头之日。
事情往往如此——一项能力、一种气质，如果被社会所鼓励、赞扬，它就会被建构为男性的：智慧、勇敢、果断、博学；而那些被时代抛于次要位置的能力和气质则会落在女性头上：忍耐、善良、敏感、多情。毫无疑问，稍微假以时日，这些观念就会被社会培养成事实。因此女生和“小清新”、“小励志”的关系，我们不好下定结论。只不过，笔者的高中时代还不算太遥远，能记得我们班级里既不乏热爱纳兰词的男孩子，也大有专爱发议论的女同学，只不过老师给后者的评语，往往加上“文风有男子气”而已。
当性别观念和物质条件两面夹击——
悲哀的是，在一篇豆腐块文章里指出某种偏见的虚假再容易不过，可正是这些日积月累起来的虚假偏见，腐蚀着本来平等的制度，影响甚至决定着孩子们真实的生活。再举一例，初中阶段“女孩虽然前两年学习好，但没后劲；男孩开始贪玩，一懂事立刻就上来了”的说法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句被老师、家长、邻里街坊有意无意一再重复的咒语，曾经是多少女孩悬在头上的利剑，多少男孩肚里的安慰糖丸儿？
我看到微博上的讨论，也回想起了自己初中时，因为成绩好，整个初四，周围有两种声音不绝于耳：“她学习这么好，肯定能考市状元”、“小姑娘没后劲，到了冲刺肯定完。”当我果然“应验”了预言没有考出第一，家长们几乎是心满意足地啧嘴评论：“小姑娘果然不行”。
“小姑娘没后劲”、“小姑娘理科不好就学文吧”、“小姑娘不适合搞竞赛”。漫长的九年、十二年教育原本是场公平的赛跑，这些或古老、或新鲜、五花八门而又不负责任的偏见却让属于女生的跑道变得荆棘丛生。而临到报志愿的冲刺关头，家庭和社会又“体贴”地劝她们不要加速：“小姑娘读书不要离家太远”、“小姑娘报志愿报稳一点”、“小姑娘选个轻松点的专业就好”。
经过高考，一只脚就踏入了社会的大门。如果说此前女生遇到的还只是观念上的不平等，随着毕业的临近，社会为她安排的婚育任务摆在眼前，她将逐渐看见观念的物质基础：在空前饱和的就业市场上，很多当代社会的核心领域如信息科技、金融，以“要求全身心投入，不能因家庭分心”为理由拒绝向女性敞开大门；自由市场的逐利原则下企业尽可能缩减福利，围绕孕产假的就业歧视层出不穷；很少的附属托幼机构质量难以保障，多数家长不得不将孩子送往离家遥远、上放学和上班时间冲突的幼儿园、小学；阶层向下流动的焦虑迫使父母在家教、择校、课外辅导上花费更大的精力……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拖累从中国到全世界的女性追求个人发展的脚步。2017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的平等状况数据首次出现世界性整体倒退，如果说微博上个别名人的言论是一片落叶，那么这或许就是背后的整个秋天。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却未必有很多人想过：如果一个社会中一半的人口都无法自由发展，这个社会将会失去什么。作为普通人，对全球气候、对物质制度，我们或许做不了太多，但起码对于无辜的孩子，属于未来的一代，这个社会可以少一些偏见与伤害，多一分平等和尊重，让他们，女孩和男孩们，可以在人生的最初十几年，在自由的天地中，成长为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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