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迷思:小生意者如何成为神话中的“企业家精神”?

在大公司日益因信息技术而支离破碎的今天,我们可以如何审视1980年代以来小企业与创业的神话叙事?

1982年的纽约。

小生意(small business)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英雄。小企业主公认是努力和奋斗的,他们创造就业并推动经济发展。“小生意对国家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手撑起了澳洲的就业,”澳大利亚工党这般宣称。在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政党会反对这个说法。一名英国政府官员曾声称(当然,未经证实)95%的尖端创新都来自5人以下的小企业。又如讽刺作家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所言,即便美国的政治生态更加多元化,“小企业是经济的主心骨”这一论断仍然广受支持。在一个国际化大企业联合体与全球资本大行其道的世界,远近闻名的商业街小业主(Main Street proprietors,这个词一般与业界巨头与金融菁英云集的Wall Street即华尔街并列使用,系指以小店主和贩夫走卒为主的经济形态,是草根生活方式的象征——译者注)备受人们喜爱。

在高涨的热情背后,一个核心困惑仍然挥之不去:小生意在经济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它们是否在追求进步主义的目标?公众对各路业界黑马、创业高手及创新家的青睐,折射着他们追求独立、进步的美好明天的理想。不过,历史所揭示的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故事:一种独具吸引力的小生意神话,被放在了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吹捧起了小生意。其中尤以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发起的运动为甚,然而,他们名义上歌颂小生意,践行的却是另一种经济模式,它对创业者与独立的小企业主并无多大好处,最终把持特权的仍是大型国企和跨国集团。

尽管对小生意的推崇看似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永恒特征,但深信惟有小企业家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却是一个新近才有的现象。1980年以来,富国的小企业在“大生意”的阴影之下逐步成长起来,其政治、知识以及文化力量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自诩为哈里·杜鲁门总统以来第一个入主白宫的“小业主”。他承诺减少政府规制,以帮助小企业发展。来自小企业的政策说客此时也愈发活跃起来。成立于1940年代的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简称NFIB)原本主营调查业务,1980年代改制后一跃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游说组织,主要代表小业主利益。知识界也开始把眼光投向小生意。1970年,有8所美国大学开设了教授如何创办小生意的课程;到1980年,开课的大学数达到了137所。以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杂志应运而生。“沉寂多年,创办和经营自家小生意的人们终于成为了国民心目中的英雄,”一名评论者喜不自禁地说道。

这个现代小生意神话的建构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那就是1978年。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伯奇(David Birch)提出了一项论断——并且在国会听证会上重复过它——即1968年至1976年间,有80%的新增就业都要归功于小企业。批评者们很快就点出了此说的不妥之处:伯奇仅仅根据在某一确定地点工作的人数(如部门办公室、工厂或是商店)来界定企业规模,未考虑到企业雇佣人数的总和。事实上,无论是在1970年代还是在今天,新增加的就业岗位都主要都来自于少数处在迅速成长阶段的企业,大部分小企业要么倒闭(这反倒减少就业),要么维持原有规模不变。

伯奇随后承认他提出的80%的数字有些“流于荒唐”,但此类论断,显然在1980年代的政治修辞与流行神话中有其根基。“每10个新增岗位中有8个是小生意贡献的,”美国商会主席理查德·勒舍(Richard Lesher)说,该组织是美国最大的亲业界(pro-business)游说团体。

小生意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最有力的象征之一。在人们眼里,小企业主通常具有优秀的品质,能够自力更生、独立自强——这些特点被美国国父托马斯·杰弗逊用来刻画前工业社会中的自由农民,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诉诸它们来解释新教工作伦理,依韦伯之见,它们构成了19世纪后期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推动力。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小生意鉴于其有限的规模和体量等优势,能够避开那些大生意一般甩不掉的道德包袱——如官僚主义、操纵市场以及人人都当“老好人”的关系网络等。

与许多类似的象征一样,小生意这个词也是出了名的难以界定。美国政府1953年建立小企业管理局(简称SBA)时,曾将其界定为“独立所有、独立运作并……在其经营范围内不具主导地位。”如今,依据小企业管理局的资质要求,员工不超过500人、且每年营收不超过750万美元(尽管特殊情况下政府有权适当放宽标准)的企业,才能够拿到贷款。另一些质性方面的因素也左右着学者们对小生意一词的界定——譬如非科层制的管理模式,相对不太正式的劳动关系以及与地方社区的紧密联系等。具体言之,“小生意”涵括了极为广泛的商业功能,几乎无所不包:从小镇上的干洗店到一夜暴富的IT创业公司。我们对小企业的界定,大体上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d)大法官对色情出版物的界定差不多:看一眼就下结论了。

话说回来,历史地看,若没有19世纪后期“大生意”的兴起,我们其实无法有意义地谈论“小生意”。在规模巨大、实行纵向整合机制且结构极为复杂的企业组织问世以前,“小生意”可以说是既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觅,根本没人代表它说话。钢铁、原油以及香烟商算是大生意的第一批代表,1890年,美国通过了谢尔曼反垄断法,以保护小业主不受巨头垄断的不当损害。

“正是由于大企业、大政府、大高校以及大课题的强强联手,我们才有了如今的现代生活。”

现代“小生意”在政治意识上的觉醒,是20世纪早期才有的事,其契机,源自当时连锁经营模式的兴起。与反垄断传统一脉相承,反连锁运动(anti-chain movement)也意在捍卫小零售商的利益,协助其应对来自邮购公司与连锁店的强力挑战。

在美国,怀特·佩特曼(Wright Patman)众议员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身形瘦小、微微秃顶,亲近民粹主义并支持种族隔离,是个为德克萨斯州乡村说话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在1928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时,这个佃农的儿子便设法把自己打造成“小企业守护者”的形象——表明自己也是“凡人”(common man)中的一员——以抵制银行家、业界巨头和连锁店对小生意的侵蚀为宗旨。1935年,佩特曼推动了一项限制大零售商折扣额度的立法,俗称“罗宾森-佩特曼法案”(参议院多数党党魁、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罗宾森与佩特曼合作,推动了该法案的出台),它最终成为法律,人称“小生意人的大宪章”。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担心这部法律会对经济复兴不利,但仍然做出迎合民意的姿态,签字使其生效。佩特曼以“公平”为由来为这份法案申辩——透过使所有买者享有相同的折扣额度(无论在连锁店还是个体零售店),它有力地打击了日趋集中化的财富和特权,同时还能保留连锁经营为消费者带来的利好。

然而,罗宾森-佩特曼法案其实代表着一系列小企业保护政策的终结,而非开始。在战后年代里,小生意人共同体高度分裂且羸弱不堪。“大即是好”的生意经风靡一时。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大企业、大政府、大高校以及大课题的强强联手,我们才得以享受现代生活——举凡医药、航空航天、计算机再到通讯业,无一例外。1976年,佩特曼以83岁高龄去世,草根对“大即是好”的反抗仍在进行,小生意也重新热络起来,但仍未夺回多少阵地。

不过,假使佩特曼活到80年代,他恐怕没法认可后来的政治家向小生意示好以及为其说话的新套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小生意的拥趸如佩特曼等人一直坚称:小企业内在地具有优秀品质,故而配享特殊保障,且这一点不因大公司的低价或高效而动摇。然而,到了1980年代,由于一连串的经济衰退、通胀、财政危机以及生产力的萎缩,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也换了一副面孔。自美国开始一直到西欧,再到澳大利亚,为小生意申辩的说辞完全变了个样:小生意之所以可欲,不在于其内在优势,而在于它是大企业臃肿与低效的一剂补药;它能够独立自主,且有望担当创新的先锋。

在1980年代,小生意的符号性政治诉求开始复兴,另一关键变化随之到来:其鼓吹者并不拿它来攻击大生意,而是用来反对大政府。以小生意神话为幌子,保守派在围绕经济规模展开的一系列辩论中一举扭转了颓势。

这些变化来得并不轻松。对许多受挫的小生意人团体及保守主义拥趸而言,共和党在其心目中的印象一向是为大生意说话的,里根当政的前几个年头尤其如此。许多小企业主抱怨共和党的税收政策只对大企业有好处,后者利用法规漏洞,把大资产贬值的问题对付过去了。除此之外,他们还批评联邦预算赤字的增长——在1981年里根政府一系列减税措施以及持续至1982年底的经济衰退的共同影响下,利率高企,小业主不幸沦为最大输家。

对此,里根政府的成员们不无忧虑,深恐失掉来自小业主的民意支持。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道尔(Elizabeth Dole)早在1981年就告诫时任副总统老布什“小生意是共和党人的基石。”至少按理说如此:大部分小企业主都是中产或处于中产偏上位置的白人男性,其政治观点大都倾向于经济保守主义。道尔警告说,好些小生意人社群正与共和党渐行渐远,因为他们感到“这届政府只照顾大生意和集团利益”。1983年,白宫工作人员雷德·卡瓦尼(Red Cavaney)再度发出警告,称民主党全国大会(简称DNC)已打算向小生意人群体抛出橄榄枝。他预言,假如共和党人“以牺牲小企业主为代价,过分亲近大企业……则民主党的新举措将对本党构成极为严峻的挑战。”

共和党再次祭起那套亲近小生意的修辞术,但这次却并未涉及实质性的政策调整,他们要改变的乃是“为小生意说话”这件事本身的含义。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小生意的拥趸向来对竞争的价值推崇备至。在他们看来,法律上的支持对小生意而言是必需的——例如对垄断者施以惩罚性税收,或拆分大型垄断企业——小生意的存在本身便有利于造就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

1980年代的经济保守主义者则炮制了一套与此截然相反的叙事。里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穆雷·威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主张: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目标应为经济增长,而非促进竞争。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部门,如方兴未艾的服务业,小规模的企业无疑更具生产力。但从另一方面看,对大型制造业而言,由少数巨头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实施大规模量产,则会更有效率一些。

“企业家”一词含有以经济增长为先的取向

对威登鲍姆而言,规模或市场份额本身其实无关紧要,重点是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惟有经济增长才能提供新就业机会。易言之,视小生意为创造工作岗位的主要推手的观点不仅流于片面,更有倒果为因之嫌。他如此总结:“创造工作岗位的决非小企业,而是经济增长。”

透过将重心放到经济增长,而非一般而论的小生意上面来,保守主义者悄然改变了小生意神话的内涵。大部分小企业从无扩张为中等规模或大公司的打算,事实上,它们大多撑不过五年就得倒闭。较早鼓吹小生意的一批人认为:小生意的长远处境不会有太大变化,且小企业主大体上是一个固定阶级。然而1980年代的保守主义政治,则只关心小生意人共同体中的一小部分:企业家群体。

 “企业家”一词的经典含义,无非是指开办新公司的人(这个法语词的原意就是“主事人”),但它在20世纪后期获得了新内涵。如今,“企业家”(entrepreneur)这个词隐含着一种以经济增长为先的取向;单纯的小企业主也许只愿意维持现状,但一名企业家则会想到将生意做大做强。一言以蔽之,现在的“企业家”一词指的就是不甘于只做小本生意的小业主。

对企业家精神的膜拜心态渐趋高涨,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却模糊了大小企业的分野。里根令这个转变彻底永久化了。里根视自己为草根民众的守护者,然而他从政前做过好莱坞演员,还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过一阵,这两者恰好都是20世纪中叶的“大生意”典范,他的经济主张则与财阀利益有着密切关联。1987年,在张扬其经济复兴成就时,里根表示“小生意最适于稳定价格、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更声称“美国企业家群体一向勤于试验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开拓更广阔的流通渠道。”易言之,小生意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勇于创新,而非促进或维持既有的体制系统。

然而里根却出尔反尔了。“论起我国大型工商业中心的缔造者,非亨利·福特和亚历山大·格瑞汉·贝尔莫属,”他接着说,“他们的小本生意茁壮成长,造就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这位总统先生转眼间——或许是无意识地——就不按章法出牌了:小企业的价值瞬间就跟促进竞争或保育本土价值没了关系,现在,它们的价值仅在于将来有希望做大。显而易见,在这一模式之外,还有着千千万万的美甲店、快餐店、出纳、测绘师、承包商、房东、化妆品经销商、照相馆、餐厅、小律师事务所以及花店等等,它们从不具备成为下一个福特或者AT&T的可能性。

小生意的迷思,为何值得讨论?

1980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步伐加快,经贸往来的频率与复杂性均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与此同时,政治文化也朝碎片化、原子化方向发展。随着政党权威崩解,政治生活开始呈现出部落主义(tribalist)与超越党派(hyper-partisanship)等特点,家居与教育方面的隔离趋势再度浮现,媒体高度分化,整个社会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吊诡的是,人类互动的规模愈宏大,要求精简机构的呼声就愈强烈。

这个荒诞不经的矛盾——一边是现代生活的巨大规模,另一边则要求维持原子化本土性(atomised locality)的强烈呼声——正是滋生不稳定的变革之关键所在,而这种变革冲动又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贝尔-米恩斯式”(Berle and Means)企业组织行将就木。这是一种由股东所有、但由经理负责管理的、高度官僚化且联系紧密的组织形式,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尔(Adolf Berle)和加迪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在1935年的成名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中首次描述了这一模型。20世纪中叶的并购热潮告一段落后,大公司的运作模式愈发集中化、流水线化了。1990年代以来,上市公司的数目逐渐减少。贸易自由化与跨境资本流动一并加速了生产方式的“耐克化”(Nike-fication),在各大发展中国家催生出一堆默默无闻且几乎不受规制的血汗工厂,工人们制造的是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但到手的工资却少得可怜。互联网的勃兴为即时性的沟通及协调创造了良好条件,企业可以将工作外包或向海外转移产能,不再自产自销。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绞尽脑汁想要拆分其财务、流通、广告、人力及售后等部门,以求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乍看起来,公司余下的工作便是做好一个超大规模节点网络的协调者而已。随着传统公司形式的解体,一种聚焦于投资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及短期估值(short-term valuation)的商业模式诞生了。这种经营模式上的偏好转变,折射出崛起中的“股东-价值”运动(所谓股东价值运动,其开端是1981年通用电气董事长兼CEO杰克·韦尔奇的讲话,当时他宣称对低利润率、低增长率的部门绝不容忍,主张短期利润与股价的最大化——译者注)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影响力,以及对新自由主义价值愿景的广泛认同。

大公司作为一项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崩溃,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现象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小生意的估价——以及高估。旧秩序的解体固然创造出更大的自由以及更多的机会,但也留下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与乱象,诉诸所谓“股东民主”之类的民粹话语无法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波动的影响也是高度不对称的。教育程度高且有门路可用的人群大可抓住商机加入创业大军。比较之下,平民大众则只好忍受不断恶化的就业形势:涨不了工资,升不了职,只好做一些报酬低微且没法积累人力资本的工作。社会安全网形同虚设,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以满足必需为基础的”(necessity-based,这个词与opportunity-based相对,即“以抓住机遇为基础的”,极端案例:前者的代表是走投无路、不得不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的人,后者的代表则是精准把握市场空缺的主动创业者——译者注)自谋职业者无论所在国家穷富,均不约而同地开始冒头。一般而言,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cy)是独力做小本生意的最大诱惑之一。在当前这种既全球化又原子化的经济生活中,该模式已成为了一条不甚稳定的生命线。

透过整合大小生意的政治议程,美国保守派在1980年代发展出了一套新的政策组合:它极大地增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力量,但未能有效缓和其副作用。简单地断定创新是小生意的专利,或小生意的创新能力特别强,都忽视了小企业主的真实处境,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破坏性的神话:以能否做大来衡量小企业的能力。但如此一来,保守派也就难以充分把握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动向:与20世纪中叶以来大公司一手遮天的格局渐趋解体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互不隶属且坐拥各种特权的全球化菁英的勃兴,原本居于多数的小生意人在两者共同冲击之下日益受到排挤,疲态尽显。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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