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往事：人类如何消化种族屠杀与战争阴影？

编者按：从罗兴亚流亡难民，到加泰罗尼亚独立，伊拉克库尔德的内战，近几个月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民族身份的危机事件。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把民族称作“想象的共同体”，在二十世纪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趋于失效的今天，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曾经的胜利者、失败者、侵略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被其不同的历史位置塑造了相悖的民族记忆。而今天，当我们以民族作为集体身份，去面对历史中的创伤、并书写集体记忆，是不是意味着永远无法有一个共享的历史“真相”？

本文节选自《战士的荣耀：探求民族战争与种族屠杀背后的真相》一书，本书收录了加拿大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叶礼庭（Michael Grant Ignatieff）于1993年到1997年间，考察原南斯拉夫地区、卢旺达、安哥拉、阿富汗等民族宗教激烈冲突的国家后撰写的文章。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经出版社授权，摘取其中部分章节，与读者分享。

 一个民族与其过去达成和解，意味着什么？民族像个人一样拥有灵魂吗？一个民族的往事是否会让个人难受，就像我们知道被压抑的记忆有时会让个人难受一样？反过来，通过用事实取代神话、用真相替代谎言，一个民族或其互相争斗的各部分是否能像个人一样与其过去和解？民族是否可以从他们过去的噩梦中“觉醒”，就像乔伊斯相信一个人可以做到的那样？

1993年，在经历了75年的内战、分裂、恐怖威胁和民族间的暴力之后，南北爱尔兰的人们再一次开始尝试从他们乔伊斯式的噩梦中醒来，开启治愈与和解的联合进程。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南非，一个真相委员会开始全国巡回之旅，试图提供一个论坛，让受害者和做恶者能够就种族隔离达成协议。如果做恶者选择真相，也即，如果他们揭露自己的所知所为，他们可以避免审判，获得赦免和宽恕。海牙的战争犯罪法庭既对巴尔干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进行起诉，又将它们公之于众，以帮助达成最终的和解。在非洲城市阿鲁沙，一个类似法庭的机构正在搜集卢旺达大屠杀的证据，相信在这里，真相、正义与和解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有例子——爱尔兰、南非、巴尔干和卢旺达——所使用的言辞是高尚的，但基本原则并不清晰。正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有问题的目标，但正义的达成是否有助于和解绝不是显而易见的。类似地，真相是好事，但正如一则非洲谚语提醒我们的，真相不总是说出来好。

用图图大主教的话说，他的真相委员会的目标是“促进民族统一与和解”，以及“治愈受到创伤的、分裂的、伤痕累累、极度分化的人民”。值得赞赏的目标，但它们是内在一致的吗？看看他做出的假设：一个民族拥有一种灵魂而非多种灵魂，真相是确定的而非有争议的，以及当真相众所周知的时候，它就具有治愈与和解的力量。与那些关于人类本性信仰的文章不同，这些假设并没有太多认识论的意义：真相只有一个，如果我们了解它，就会让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其他人在旁观，为之欢呼，但也许忘了问我们的社会能够承受多少真相。所有的民族都依赖于遗忘：铸造统一和身份的神话，让一个社会遗忘它原初的罪恶、它隐藏的创伤和分裂、它无法治愈的伤口。我们只能承受这么多的真相，这对于民族是事实，对于个人也是如此。但如果太多的真相是存在分歧的，问题就变成，有多少真相便已足够？

事实真相与道德真相

对真相治愈作用的确信激励了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的委员会，它们试图查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军政府统治时期，成千上万“失踪”的无辜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委员会相信，如果知道了真相，一个因为恐怖和谎言而受到折磨的民族会恢复健康。但结果是模糊不明的。正如彼拉多在洗手的时候问的，什么是真相呢？最起码，它应包括事实真相和道德真相，包括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叙事和试着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谁为之负责的叙事。南美的真相委员会更多是在前一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不是在促进后者方面。他们确实成功地还原了关于数千人失踪、虐待和死亡的事实，这一信息给予亲属和朋友以安慰，让他们知晓失踪者的命运遭遇。很多人说人类对真相的需求在于，受害者的家属更愿意要事实而不是虚伪无知的安慰。还有很多人谈论宽宏大量的道德吸引力，这些人中有许多应当更喜欢真相而不是复仇甚或正义。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便已足够；为了将过去抛到身后，他们不需要惩罚罪人。

但真相委员会也负责生产公共真相，重塑公共议程。他们的职责是产生一种道德叙事：解释邪恶政权的源起，对于在这些政府统治之下犯的罪行分摊道德责任。而在这一点上，他们远未成功。

军队、安全和警察体制都准备让失踪的个人案件浮出水面。他们可以承担事实真相，但道德真相不可能。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对针对安全部门的个人的指控，反对为他们的罪行承担责任。承认伦理责任将会弱化他们作为机构的权力。这就是阿根廷和智利军方提出的抗辩，其民选政府建立了真相委员会，它们必须在正义和自身的生存之间做出选择，在指控罪犯和冒军事政变的风险之间，或在放任不管与让一种民主传统落地生根之间做出选择。

拉丁美洲真相委员会的成效，让许多相信分享真相是社会和解之前提条件的人们感到幻灭。军队和警察体制在真相委员会的讯问之下得以存活，他们的合法性受到了损害，但权力未受影响。我们所涉及的这些国家利用真相委员会树立了一种幻觉：他们已经将过去抛在了身后。事实上，真相委员会恰恰为那种虚伪的与过去——预先被创造出来的——和解提供了便利。德国作家、思想家西奥多·阿多诺观察到这种虚伪的和解在其战后的祖国起到的作用：

“与过去妥协”并不意味着严肃的、对过去的解决，不是通过一种清晰的、有意识的行动来打破魔咒。毋宁说，它希望翻过这一页，并且，如果可能，从记忆中将其清除。犯下不义行为的一方典型地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对于那些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恰当的做法是原谅和遗忘每一件事情。

虚伪和解的危险是足够现实的，但拉丁美洲真相委员会带来的幻灭也许过头了。改革军队和警察体系绝不是真相委员会的职责，顶多跟图图大主教在南非做同样事情的职责（或其权限范围）相当。真相就是真相，它不是社会或体制改革。

如果真相是由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公布的话，它也不太可能被那些反对它的主导者的人们所接受。警察和军队有他们自己的真相，而他们得以实施其控制，正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真相并不全是谎言。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镇压恐怖分子或叛乱威胁，仅仅因为一个真相委员会揭露这种威胁没有根基，就期待他们否认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人们，尤其是身穿制服的人们，并不会简单地、轻易地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前提妥协。如果曾经有过忏悔的话，也仅是个别人。真相委员会所能做到的全部只是减少广为流传、未经挑战的谎言的数量。例如，现在在阿根廷，不可能有人断言军方没有将半死不活的受害人从直升机上扔进海里。在智利，不再容许公开宣称皮诺切特政权没有“处置”数以千计完全无辜的人们。真相委员会能够也确实改变了公共议程和公共记忆的框架，但不能因为他们未能改变行为和体制，就断定他们失败了。那不是他们的作用所在。

真相委员会可以筛选出事实，引导社会争论通向自身应往的方向。但它无法令这些争论得出结论。有时候，对真相委员会的批评听上去好像过去是一部神圣的文本，比如美国宪法或权利法案被盗走和毁损之后，还可以修复、放回到某个庄严的公共圆形大厅明亮的玻璃柜中。但过去绝不是像一件文献一样可以拥有固定的、不变的身份。过去是一场争论，真相委员会的作用跟诚实的历史学家一样，只是净化争论，缩小可容许的谎言的范围。

民族战争中胜败双方如何共享历史真相？

在和解背后已经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识的国家，真相委员会成功的机会最大，比如说南非。这种共识也许与认为需要清理过去余毒的道德一致关系不大，更多是一种大多数人认可的、审慎的道德计算，即相信司法惩罚有将社会撕裂甚至引发内战或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相似乎是一个比正义更不易引起分裂的目标，图图的真相委员会即使强制揭露痛苦的真相，但也增强了创造出这个委员会的政治共识。

另一方面，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地方，各方派别多年来对其他派别实施谋杀、折磨，儿女的罪恶常常建立在父亲和祖父的罪恶的基础上；真相、和解和正义的前景黯淡得多。但不管这些境况多么黯淡，都有指导意义，因为它们说明，在真相与和解的关系之中，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和解取决于共享的真相，这一理念假定关于过去的共享真相是可能的。但真相与身份有关，你相信什么是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相信自己是谁；而你相信自己是谁，主要是按照你相信自己不是谁来界定。要做一个塞族人，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成为克族人或穆斯林。如果塞族人是相信克族人有一种法西斯主义历史趋势导向的人，克族人是相信塞族人有一种大屠杀倾向的人，那么，对双方的群体而言，抛弃这些神话，就是放弃了一个界定他们自己身份的要素。战争创造了恐惧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无法想象能与他们的敌人分享共同的真相以及一种共同的责任，除非他们不那么害怕，除非对他者的恐惧不再是他们认定自己为谁的一个组成部分。

显然，身份远远不是他者的对立形象所组成的。许多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反对这些对立的顽固形象和席卷他们国家的民族主义狂热。他们许多人奋力在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之间保持一个道德空间。然而即使这些人——人权活动家和反战运动人士——也无法想象，有一天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会认可一个共同版本的冲突历史。共享一个事件的编年史也许会取得一致，尽管这也会充满争议，但很难想象三方能在如何分摊责任上取得共识。对人们至关紧要的真相不是事实或记录上的真相，而是道德或解释性真相。这将始终是巴尔干地区争议的主题之一。

认为“不偏不倚的”或者“客观的”局外人会成功地获得冲突各方都认可的对灾难的道德和解释叙述，这不过是一种幻觉。身为一个局外人的事实恰恰是损害而非增强了其合法性，因为始终存在一种只有局内人才会理解的真相。或者，如果没有真相——因为事实就是事实——那么这些事实的道德意义只有一个局内人才能够完全理解。真相如果要为人所相信，必须由那些亲身承受其后果的人来书写，但战争的真相如此令人痛苦，那些互相争斗的人们罕有机会坐下来共同书写它。

共享真相的问题也是它无法存在于“中间”，它不是两种互相竞争的版本的妥协。对萨拉热窝的围困，要么是一项有意为之的努力，试图威吓和颠覆一个合法当选的、国际认可的政府，要么是一次先发制人的正当防卫，是本土的塞尔维亚人对抗穆斯林的攻击。它不可能两者都是。试图写下一个对双方所坚持的真相都“公正”的真相，这种外界的努力不太可能让任何一方信服。

承认共同的苦难也不等于共享真相。对双方而言，互相承认对方的苦难相对容易，对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要达成共同认知则困难得多，事实上一般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侵略者有他们对抗真相的辩护理由，受害者也会有。我们可以理解，相信自己是侵略受害者的民族，不会相信自己同样犯下了暴行。无辜和受害的神话是直面责任的一个强有力的障碍，正如另一方所犯暴行的神话一样。

1992年夏天，波斯尼亚福卡山村地区的塞族人告诉英国记者，他们民族的武装组织是被迫才清洗这个地区的穆斯林的，因为众所周知，穆斯林把塞尔维亚人的孩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们的尸体顺着河流漂过塞尔维亚人的定居点。由于这样的传说不需要事实的证实就可以自我复制，它们不太可能因为相反的系列事实而被驱散。这种特殊暴行的传说过去曾经在中世纪时代的犹太人中间传播。关于犹太人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关于穆斯林的传说也不真实，但那不是关键。传说更多是在内心世界通过狂热、欲望和期望来维系的，它的消解，不是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实与其抵触的时候，而是在内心对它的需求消失的时候。

谈论传说，不是争论某一方可能比另一方受害程度更深，也不是质疑暴行是否发生。其虚幻之处在于，暴行被用来揭示民族——按照犯下罪行的民族的名义——的基本身份，即内心固有的屠杀倾向。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认为易受这种倾向的影响，即使罪行只是由特定的个体犯下的。集体罪恶的理念依赖于一种民族心理或民族身份。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想象类似于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幻觉，即认为个体的身份是或应当是被包含在其民族身份之中。

民族战争将个人和集体身份焊接在一起。侵略者和受害者都只能作为个体为他们的行为和遭受的苦难承担相应责任，他们需要集体身份为其提供赦免。

民族战争将侵略者从他们自身行为的真相中分离出来。如果种族清洗是成功的，它移除了受害者，留下胜利者占有一片对真相毫无争议的领地。毕竟，有谁被留下来提醒胜利者，其他人曾经拥有这些房子、在这里祈祷、在这片土地上埋葬他们的先人？种族清洗根除了过去被非难的真相。在此之后，过去可以被重写，受害者存在的任何记录都不允许留下来。胜利将胜利者封闭在一种遗忘之中，消除的正是罪恶、羞耻或懊悔的可能性，而这些情绪对于任何坚持面对真相的人是必需的。

在民族战争的受害者一方，他们失去了可以证实他们所坚持真相的场所。他们再也不能指出他们的家园、他们的祈祷场所、他们的墓地，因为这些地方已经消失了。在流亡之中，受害者群体自身变得越来越不真实。受害者不断地呼吁真相，但关注的人越来越少，而那些告诉他们面对现实的局外人，实际上是在让他们承认失败的事实。民族战争的受害者也可能拒绝这一现实，他们更喜欢聚集在难民营和定居点，而不是分散开来作为个体去独自面对世界。拒绝失败的现实是他们尊严的一个条件，但也令他们陷入一种集体受害者的群体身份。

因而，民族战争的双方最终都陷入集体身份之中：胜利者陷入健忘症，受害者拒绝承认失败。这些命运塑造了记忆和个性，从而在长期来看，让任何一方与真相都不可能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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