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致信夏志清：《西游记》作者想象力不够丰富 《儒林外史》是部坏小说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第三卷，书信的年代也从第一卷的1947年—1950年转为1955年—1959年。1955年，哥哥夏济安已经年届四十，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次年创办了《文学杂志》，名声渐渐显赫，而婚姻仍无着落；弟弟夏志清也将三十五岁，从耶鲁大学英文系获得博士学位，正经历着寻找教职、更换工作、生儿育女的风波。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已届中年的他们和青年时一样热情直率，热爱文学、电影和戏剧，但书信探讨的重点已经从恋爱的烦恼、跟女人的关系逐渐转移至文学、学术以及学术圈的风气。这些兄弟二人交流过程中的吉光片羽，融汇了诸多独特且富有力量的文学观点，甚至构成了完整严肃的文学批评。简体版《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已由后浪出版至第二卷。

此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以《夏志清为何认为<红楼梦>不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文，梳理并节选了夏志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述，实际上，兄长夏济安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思考片段亦十分珍贵，这一点从《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中即可见一斑。

仅《红楼梦》符合小说标准，《儒林外史》只算“坏小说”

1955年，在写给夏志清的信中，夏济安这样批评《西游记》的缺陷：“读了一遍《西游记》，不大满意。八十一难很多是重复的，作者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四个朝圣者的虔诚都成问题，尤其是唐僧，他遇事紧张常常哭，真显不出修道士的坚定的毅力。猪八戒的懦弱和放纵，很像福斯塔夫（ 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

几年后，对于颇显重复冗余的“八十一难”，夏志清在致兄长的信中做出了回应。夏志清在密歇根大学时读到了阿瑟·魏理译的《西游记》，很感兴趣，这个译本仅译了“小半部”，“假如把八十一个灾难全部译出了，读者必会有重复和机械化的感觉。”

在1968年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一书中，夏志清对西游路上“朝圣者”的缺陷做才了更详尽的阐述：“三藏既好生气又无幽默感，他是不善观人察物的领导……对佛教的哲理缺乏虔诚，专凭吃素和远女色这两件事来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简直称得上是个法力塞人。”此外，夏志清还将他们视为了小说“唯心论佛家哲学”的体现：唐僧、八戒和悟空分别代表着一种意识——唐僧只关心自己安危，猪八戒只关心自己的幸福，他们经常结伙反对孙悟空，孙悟空则暴露了唐三藏的恐惧、猪八戒的贪婪和好色，“在经常的吵闹中，这三个是经历一种艰苦行程的旅行者”。哥哥夏济安将滑稽的猪八戒与莎士比亚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相提并论，夏志清也把《西游记》与西方文学里的经典相比，他将《西游记》里的滑稽色彩、对饮食色欲的描写跟拉伯雷的《巨人传》相比，称赞了这两部滑稽著作在“表现纯然动物的充沛精力方面”的价值。

回到夏济安在1955年谈及《西游记》的信件，除“抱怨”《西游记》的缺点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还谈到了《西游记》文白混合的文体：《西游记》不仅仅用白话讲故事，还时不时利用诗词铺陈描写景致、武打场景等等，“文章是散文和诗歌混合的，中文白话恐怕不适宜于描写。《西游记》里费解之处颇多，如要课堂上讲授，恐怕很吃力，”夏济安说。对于古典白话小说里“白话”的种种反思（例如《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都属于白话小说，不同于《聊斋志异》式的文言小说），在兄弟二人此后的信件中也有体现及讨论。 

两年后，这对兄弟对中国旧小说的探讨从小说人物、语气情调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夏志清引用T.S.艾略特所说的“伊丽莎白悲剧”（Elizabethan tragedy，指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例如莎士比亚戏剧）和“英雄戏剧”（heroic drama，一种英国复辟时期的戏剧，以英雄形象、宏大主题著称）的区别，来论述中国文学的“浅薄”。他认为，很多中国小说是把忠孝节义抽象化和机械化运用的“英雄戏剧”，而不是把道德问题具体化的悲剧，就连《儒林外史》也是抽象了名士“琴棋书画”的公式而已。在众多小说中，真正具有儒家精神的悲剧式人物当属贾母和诸葛亮，因为他们有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特质。

作为对弟弟的回应，夏济安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出发，总结了“小说”（novel）和“罗曼斯”（romance）的不同。他认为中国有无数的“罗曼斯”，例如才子佳人、武侠、神仙、历史演义和公案，但符合“小说”标准的只有《红楼梦》一部，《儒林外史》只能算得上“坏小说”。“罗曼斯”与“小说”的区别何在？夏济安解释道，“罗曼斯”更像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故事，与现实的距离较远，“写罗曼斯的人，根本不想反映现实，才子佳人式的恋爱故事跟中国人真正的恋爱方式，不大有关联，但是这种故事，可以叫人听之不倦，那也就达到了通俗文学的目的。”

正因通俗易懂，“罗曼斯”的形式并不重要，内容却深入人心，无论是关公、崔莺莺、张生还是孙悟空，都建立在不断重复的故事讲述之上，而并不在于原著如何。“小说”则与之不同，“非精读原书，不易欣赏其好处”。当然，人们也可以把《红楼梦》里的宝黛故事理解为恋爱故事，但那已经失去了小说的本味；用小说的评判标准来看罗曼斯的话，也会觉得“幼稚可笑”。“西洋从romance进步到novel，需要很多时间。中国如要产生novel，恐亦须稍等，”夏济安在信中写道。

由此，夏济安挑战了陈寅恪将中国长篇弹词《再生缘》讲成中国“史诗”的说法，认为陈寅恪只知西方有“史诗”（epic），而不知西方“罗曼斯”更是卷帙浩繁。他也不赞同弟弟夏志清将《三国演义》比拟成中国的“荷马史诗”的看法，“我看《三国》《水浒》《西游记》的地位，大约和《亚瑟王之死》相仿。”因为中国的《三国》《水浒》和《亚瑟王之死》一样，均建立于无数的传说之上，经过世代流传，深入民间想象而形成，“帮会里所推崇的是桃园三结义，其次是瓦岗寨的英雄。隋唐人物曾经深深地把握住民间的想象力，秦叔宝和单雄信的悲剧性的关系是很感动人的。”

中国白话贫乏幼稚，《海上花列传》的苏白或是例外

1958年，在前往美国之前，夏济安给夏志清寄了几大包中国小说，包括《水浒》《醒世姻缘传》和《聊斋志异》《今古奇观》等十二部。不久之他又寄出了“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此外还预备寄出《诗经》、唐诗及宋词等等。凡是所买之书，他都购入双份，寄一份给弟弟。这些书是夏济安对夏志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关切与助力，夏志清在1958年初的信件中曾提到过：“我旧小说看得不多，而且都在出国前看的，印象已较淡薄。要写像样的文章，非重读不可。”夏济安则提示弟弟，“例如研究《三国演义》，顶好拿《三国志》正史对比着看，否则的话，显不出罗贯中的想象力和组织能力。”

虽说要多读旧小说以巩固研究，但夏济安却越看旧小说越发觉“旧小说里，好的实在太少”，他在信中曾提到过多部白话小说，诸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孽海花》和《海上花列传》。夏济安认为《儒林外史》喜剧感和叙事力量都不够，《二十年目睹怪现状》文字反倒有几段很精彩，《孽海花》很有趣，并不过分地感伤主义，却相当程度地讽刺，同时也表示他很想看胡适和张爱玲推荐的《海上花列传》，却一直无缘看到。

他在后来进一步表达了对白话小说单纯以白话表达的怀疑，“中国的白话文一直都不是一件优良的工具，负担不起重大的任务。”这无疑与胡适大力推崇白话文学、认为白话文学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学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夏济安自己也说：“我如此严厉地批评胡适与他所喜欢的那种白话将使他伤心，因此又不忍写。”

针对白话小说的缺陷，夏济安的主要观点是，纯白话小说如《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甚至今本《水浒》）都比较贫乏，“语言限制了作者的想象力”，而《红楼梦》的成功却是得力于文言，“中国旧小说作者，都不得不借用文言、诗、词、骈文、赋等，以充实内容。《水浒传》的最早本子里也附有很多的诗。”还有很多文白夹杂的小说，利用白话与文言的区别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例如《水浒传》里鲁达和李逵用白话说话，正派人宋江和卢俊义还是用浅近文言，就像京戏和苏州说书的，只有丑与花脸才用白话。而“五四”之后的白话虽超出了说书人的白话，但也仍是“幼稚”的，“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之需要用文言来说话，就如同哈姆雷特、奥赛罗之需要无韵诗来说话一样，白话顶多能让小人物活灵活现而已，”夏济安在信中写道。

夏济安认为，造作的浅近文言会让人物形成标准类型，伤害传奇和小说人物的“传真性”，而模仿方言土语的白话只是类型化的表达，远非写实。与此对应，他对于用苏白方言写作的《海上花列传》充满期待，觉得这可能是真正能体现作者想象力的作品——他在1955年、1958年与夏志清的通信中都提到了这本书，虽然彼时他并未读到。

由以上对传统戏曲小说类型化的批评，以及对苏白方言写作的欣赏，我们可以看出，夏济安非常重视文学的写实性。在一封书信中，他不无悲观地感慨了台湾作家写作功力的匮乏，“美国的通俗小说即以侦探小说为例，大多银行家还写得像个银行家，舞会还写得像个舞会，这点起码写实的功夫，台湾的作家就很缺乏。”

与夏志清之后对于小说评判标准与兄长对写实性的审美非常类似，有意思的是，他们却对同一部书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如上文所说，夏济安不喜欢《儒林外史》，认为纯用白话写作内容贫乏，在更早的信件中，他提到《儒林外史》“喜剧感和叙事力量都不够”，还专门邀请徐訏在《文学杂志》上刊登反对《儒林外史》的文章。在当年的回信中，夏志清赞同道，《儒林外史》的“讽刺没有力量”，因为吴敬梓缺少真正的儒家的正面理想，只将“琴棋书画”作为“功名利禄”的对照，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一书中，夏志清盛赞了《儒林外史》的写实精神，从吴敬梓完全抛开诗词、运用白话来描写景色开始说起，称这本书“是第一部跟当时中国人宗教信仰几乎完全没关联的讽刺写实主义作品”，“利用他对各阶层人物的广泛知识，刻画出来的男男女女，既写实生动，又是发人深思的嘲讽的对象。”

台湾如温暖的腐烂的沼泽，美国的研究太套理论

夏志清在美国寻找工作、组建家庭之时，夏济安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很受校方重视和学生欢迎，他创办了《文学杂志》，堪称一代“文坛领袖”。理应意气风发的他，在写给夏志清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悲观、失望和倦怠的情绪。他多次把台湾称为“lotus-eater之岛”（lotus-eater：《奥德赛》里吃着莲花果实满足而健忘的人），或是“温暖的、腐烂的沼泽”。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稀里糊涂，好像“行尸走肉”，另一方面又觉得文坛的气氛萎靡不振，现有的作家学识修养都很可怜，即使亲手创办的《文学杂志》的文章也够不着他的理想。“有上进心的人，眼看自己消沉下去，又是不免也要怨怼，也要愤恨”，“ 我想回到台湾，就觉得可怕。并不是有人要迫害我，而是台湾对我太好了。这种温暖的人情，我觉得可怕，因为它是一种腐烂的力量，我将虚伪到底，忽视并欺骗圣灵，结果一事无成。”出于对现状前途的不满，夏济安体现出了前往美国的强烈意愿，即使以教授的身份出国，读个硕士学位也行。

经过几番波折，夏济安在1959年获得了在前往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研究的机会。当他来到美国，却发现美国的学术界也有着各种问题。他看到，在美国大学里研究中文的学生程度本身就不高，还被“那些教授训练得更是木头木脑”；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对于中国文学和与人生的相关性无不缺乏想象。“他们对于原文都稀里糊涂，和他们讨论里面深奥的道理，实在不亚于对牛弹琴。”英文系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发现教授和学生们在研究福克纳时一样生搬硬套理论，不管小说本身美学成就如何。

“有的研究F氏（福克纳）小说中的女人，有的研究F氏小说中的清教徒或异教徒，其中的黑人，或是历年来批评家对于F氏态度的变迁——可是F氏小说是不是都是好的？究竟美学上来说，他的小说成就如何？是不是值得从社会心理、历史、宗教、哲学这样多方面来研究呢？而且牵涉的范围愈广，所讲的东西愈浅薄，如心理分析，英文系学生或教授顶多只会引用一些皮毛而已。”对美国学术氛围逐渐熟悉起来的夏济安，在信中对弟弟夏志清说，“我得要读很多无聊的东西了。这究竟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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