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郭磊
中国人均GDP已过8000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是未来五年待验证的一个关键事实。按年度汇率均值测算，中国2016年人均GDP已超过8100美元。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过去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7.5%，过去2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3%。横向来比，中国在80年代初人均GDP和印度相当，如今已相当于印度的4.7倍。
进一步递推未来，如果我们以包括2017年在内的未来4年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6.5%、再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6%粗略测算，则至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超过10000美元，2027年前后就可以进一步超过15000美元。
一个需要证伪的假设是“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比如人均GDP到8000-12000美元，经济增长进入长期徘徊状态。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在拉美和亚洲。我们以墨西哥为例，世行数据显示，墨西哥2006年人均GDP就已经到了8700美元的水平，经历了十年的增长，2016年人均GDP为8200美元。另两个类似案例是巴西和阿根廷，阿根廷在1994年人均GDP就已经超过7000美元，而经历了十几年之后的2007年人均GDP还是在7000美元的水平。2007-2010年短期快速增长，2011年之后又是连续6年原地徘徊。不止是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基于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元计价的人均GDP同样如此。除了拉美之外，亚洲的类似案例包括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人均GDP经历了过去7年基本上回到了原点。
新兴市场中小经济体与"大国模型"存在明显差别。观测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不难发现，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是新兴市场的中小经济体，经济结构单一、资源依赖性强、产业升级困难、社会分化严重往往是其共同特征。这一点与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大国模型”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出口化、房地产化两个阶段都已完成，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但同时，一些结构性红利恰恰刚开始。我们相信这一系列中期红利将助推中国经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的中期红利之一：新生儿红利。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根据卫计委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达1846万人。统计局口径的2016年中国出生率为12.95‰，属过去15年以来最高。由于政策效果释放的渐进性和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化特征，2016年应该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估计2017年的出生率水平将进一步抬升。2016-2020年已大概率为一波婴儿潮。
新出生人口的上升将带来一系列中期红利。首先是住房，二孩带来住房购买和置换需求。草根调研显示，就2016-2017年相对旺盛的房地产需求来说，二孩带来的置换需求(两房换三房等)是重要驱动之一；其次是SUV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此外，包括母婴用品、食品、服装、教育、娱乐、医疗等领域的需求也得到了一个新增量的推动。就产业链的传递来说，这一边际增量的驱动不容低估。
中国经济的中期红利之二：消费升级红利。前面我们说中国人均GDP已跨过8000美元是一个整体数字，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具体来说，一线城市目前大约在20000-2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以统计数据的人均GDP和当年人民币中间价年均值计算，2015年深圳人均GDP大约为25000美元，计算方法下同）；二线城市大约在10000-15000美元（武汉为16000美元，济南为13000美元）；三四线城市则普遍在3000-7000美元之间。
从经验规律及目前的消费趋势来看，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典型的“消费升级红利”：
一是在一二线城市，由于人均GDP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消费升级一则表现为对旅游、环保、健康、养老等需求的增加；二则表现为对新消费模式的需求。
二是在广大的三四线城市，随着收入门槛效应的到来，人口回流、Shopping mall等消费渠道的下沉以及品牌化消费意识的拓展，在消费电子、家电、家具、服装、餐饮、食品饮料等领域的消费扩张和消费升级极为明显。
简单总结就是一二线的看点是新商业模式，三四线的看点是品牌化。
中国经济的中期红利之三：基建网络及新城市群红利。截至2016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2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65%。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3万公里，占全球通车里程35%以上。“十三五”期间，高铁运营里程将进一步达到3万公里。基建网络的迅速扩张正在改变中国城市间格局，新的城市群正在形成。
我们以合肥这样一个二线城市为例，高端装备、家电、电子、汽车零部件等产业的下沉已经让它成为华东制造业中心城市之一。不断完善的基建网络持续缩短它和它周围的城市半径，形成新的制造业城市群。未来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将会继续推动这一过程。就高铁网络来看，除现有的沪汉蓉、合蚌、合福等高铁线路之外，未来还会有商合杭、郑合、沿江、京九等高铁线，合肥将成为华东最大的米字型的高铁枢纽之一。
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一个普遍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将会迅速逆转，从而带来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地外流。但实际上，随着基建网络的普及和延伸，中国部分二三线城市将作为新的制造业基地，形成一个梯队式的承接。
中国经济的中期红利之四：“工程师红利”，或称劳动力素质红利。2000年，中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人数大约在100万左右，2005年迅速上升至300万；2011年超过600万；201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进一步上升至765万，比2015年增加16万。研究生毕业人数在2005年是19万，2016年已上升至年度56万。在2007年至2016年的过去的10年中，中国培养了60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450万的研究生。
换句话说，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在劳动力数量拐点(平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已经度过的同时，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红利”(或者叫工程师红利)正在迅速形成。它在源源不断形成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累积的劳动力素质红利和新兴市场的技术追赶效应正推动创新潮的出现。
PCT专利申请量一般被认为是衡量一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根据WIPO的统计，2016年中国共提交了4.32万件国际申请，仅次于美国的5.66万件和日本的4.52万件，居世界第三；较2015年同比增长达45%。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在两年内大概率成为全球领先。
从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的比重来看，过去十年经历了两轮回升，第一轮是2008-2011，比重从0.8%上升至1%；2012年之后，上升斜率快速上升，至2015年已至1.45%。
随着工程师红利和劳动力素质红利的显性化，创新型企业也在快速崛起。根据德勤统计的数据，截至2017年6月底，全球共有252家非上市公司的估值大于10亿美元，即平常俗称的独角兽。其中中国企业总数量第二，占比为38.9%。
四大红利将助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五年内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新生儿红利”和“消费升级红利”保证了中国经济存在新增原发需求；“基建网络及新城市群红利”意味着中国人口流动、基建需求、制造业成本等三个基本问题继续存在连续性和可承接性；“工程师及劳动力素质红利”则提供了转型升级的雄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