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等部落使用的语言Aka-Bo的最后一位传人Boa Senior去世。在关于她去世的报道中提提及，她曾在2004年的海啸中幸存。据说，部落中的长老们曾预言了这场灾难。这位老人也活过了日本占领期和野蛮的英国殖民政策。认识Boa Senior多年的语言学家Anvita Abbit说：“她的父母去世后，大约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Boa是Bo语言最后的传承者。她经常感到非常孤独，因此不得不学习安达曼人版本的印地语，以便与人交流。”
语言灭绝的故事总带有悲剧色彩，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像其他很多灭绝的语言一样，Aka-Bo的灭绝，并没有对大多数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然而，当语言消失时，失去某样有价值的东西的感觉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但同样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是，一些观点认为保护少数族群的语言是浪费时间和资源。我们得试图搞清楚这些矛盾的态度。
对小语种，或者说稀有语言最简单的定义，是一种语言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少于一半的人运用。这使得普通话——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在不少国家成为小语种。通常，当我们谈及稀有语言时，我们是指那些即使在使用最广泛的国家中也依然不属于主流的语言。这将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讨论的焦点。我们尤其关注那些濒临灭绝的稀有语言，或者那些如果不采取积极行动将面临灭绝风险的语言。
我们对一种语言的死亡感到悲伤，这其中的情感是复杂的。Boa Senior的离世并不仅仅标志着一种语言的灭绝，也代表了她曾经参与其中的文化的丢失，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对这种文化非常感兴趣，而正是压迫和暴力促使了它的灭绝。此外，还有一个让人感到难过的事情，那就是像Boa Senior那样作为一种语言的最后一个传人，意味着她承受着那些曾经能用母语和她交流的人接连离世的痛苦。所有的这些——曾经蓬勃的文化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忍受孤独和失去亲人——都是负面的，不管这其中是否涉及了语言消失。
当一种语言消失时，我们悲伤情感中的一部分其实和语言本身无关。大多数蓬勃发展的语言并不会有这样的悲剧故事，所以它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唤起我们的情感。对稀有语言的关注常常被认定是感性的，这丝毫不奇怪。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者注意到，主流语言倾向于被认为是有用的，这有助于促进语言的进步。而稀有语言被视作是进步的障碍，对它们的关注也被认为主要是感情用事。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多愁善感是对某种事物夸张的情感依恋。之所以认为它是夸张的，是因为它并不反映其对象的价值。已逝的哲学家柯亨（G.A. Cohen）描述了一块状态良好的46岁的橡皮擦，这是他第一次成为讲师时买的，而他“讨厌失去”。我们都珍视类似的事物——几十年的橡皮擦、孩子们的画作、过期许久的去看望爱人的火车票——这对其他人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如果稀有语言的价值主要是从感性出发的，那它和柯亨的橡皮擦价值相当。故意摧毁它是残忍的，但期待社会投入大量资源去保护它也是不合理的。对于稀有语言而言也许同样如此：它们对于某些人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都会投入努力来保护它们。
对于这种观点有几点回应。首先，稀有语言的价值并不纯粹是感性的。语言在科学上是有趣有意义的。我们有完整的研究领域专注于语言——了解它们的历史、和其他语言的关系、和其所在文化的联系，等等。了解语言甚至可以帮助了解我们的思考方式：一些人相信，我们所说的语言影响了我们的想法，甚至认为语言可能决定了我们的想法。这个说法与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orf）假说有关，而这被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学家 Steven Pinker 认为是“错误的，完全错误”。
沃尔夫假说肯定和各种可疑的神话和传说有关，例如对爱斯基摩人普遍但错误的认识，以为他们有大量不同的词汇形容雪。但这个假说的核心思想并不像 Pinker 认为的那样完全错误。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在语言不存在的情况下思想也不存在，但是有很多证据说明语言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思考和体验。例如，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流利的德语和英语双语者对运动进行不同的分类，西班牙语-瑞典语的双语者对时间的流逝有不同的看法，而荷兰语-波斯语双语者则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音乐演出。甚至Pinker显然也发现了思维和语言之间的联系是有道理的：他相信思想是根植于他们的语言之中，他将此称为“心理语言”。无论如何，这场辩论只能通过经验来解决——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的语言和他们的使用者。但毫无疑问，语言的价值是存在非感性部分的。
其次，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感性价值。为什么我们认为一些评价价值的方式是“感性”的呢？通常，当某人衡量与他们自己有特殊关联的东西时，例如柯亨和他的橡皮擦，我们会这样认为。柯亨称这种价值为个人价值。具有个人价值的事物在其他和该事物没有特定关联的人的眼中，价值会低很多。另一种感性价值的形式，是珍视与我们所关心的人相关的东西。而这就是名人签名需求持续增长的背后原因，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家长都把他们小孩的画作贴在冰箱上。
“感性”这个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的：我们认为感性价值和实际用途相比，是处于劣势的，尽管我们经常在不会造成不便的前提下，很乐意宽容对待别人的感情附属品。父母对自己孩子画作的珍视不会影响别人，但对于稀有语言的情感则经常需要努力和资源来支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小众语言对一些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感情并不是那么容易抛诸脑后的。我们的文化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而当我们仔细思考时，会发现价值观和感性是有关联的。我们不妨考虑下述的对比：我们都会同意——正如柯亨所坚持的那样，他拒绝把老橡皮擦更新换代成，是感性使然。可是，当卢浮宫拒绝一位熟练的仿造者的建议，将蒙娜丽莎换成一份“升级”的仿品以减轻多年来原作受到的损害时，我们不会将这个决定视作感情用事。相反，如果博物馆接受了仿造者的建议，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将成为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我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掩盖了这两个案例背后所涉及的价值观其实非常相似的事实。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一种具有某种特定历史的事物，其价值超过了另外一种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更先进但具有不同历史的事物。
“感性解释了为什么支援濒危语言而不是克林贡语是更有价值的。”
这种类型的价值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保存在诸如中世纪城堡、埃菲尔铁塔和罗马斗兽场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使用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当ISIS在2015年占领摩苏尔并摧毁了有着5000年历史的博物馆展览，愤怒的媒体人们专注于毁坏的文物和古代灭绝文化之间的联系。历史和文化价值是我们重视语言的部分原因；实际上，哲学家Neil Levy认为这是语言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衡量事物价值的方式被认为是感性的。如果小语种语言受重视的部分原因是这种感性，那么它们将非常有价值。
虽然对小语种的重视往往被认为是感性的，但也通常能得到钦佩。2010年的纪录片《我们仍然住在这儿》（We Still Live Here），讲述了消失超过一个世纪的美洲原住民语言万帕诺亚格语（Wampanoag language）复兴的故事。这部电影庆祝了语言的复活和Jessie Little Doe Baird作为语言复活的先锋所付出的努力，她的祖先曾经以此为母语，而她的女儿成为语言复活后的第一位以此为母语的人。Baird通过麦克阿瑟（MacArthur）资金维持她的项目，她的成功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大量荣誉，其中包括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队所颁发的“我们中的英雄”奖项。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84岁的Katrina Esau是南非撘嘴音语言（包含搭嘴辅音这一特殊发音方式的语言）N|uu最后的三位传人之一。在过去的十年里，她在家乡经营着一所学校，向当地的孩子们教授N|uu以保护它。2014年，总统雅各布·祖马向她颁发了猴面包树勋章（Order of the Baobab，南非国家级的公民荣誉）。Baird和Esau凭着她们的努力都获得了全球范围的媒体关注，被公认为对她们的社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幸运的是，感性可以成为一种值得尊敬的态度。如果没有它——也就是只关注语言的科学和学术价值——那很难解释为什么保护现有的稀有语言，比恢复今天没有人在意的、消失许久的语言更有价值；或者说，为什么应该支援濒危的自然语言，如中美洲的兰卡语（Lencan language），而不是人造语言，如沃拉普克语（Volapük，19世纪德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父所创造）或克林贡语（《星际迷航》中一种外星人语言）；也就是说，为什么宁愿保护濒危的自然语言而不是发明全新的语言。
我想，即使是对于那些不理解为何要保护稀有语言的人，在面对Esau希望保护N|uu语的心愿和创造并扩散全新语言的运动时，也会更能理解前者。当然，尽管创造和推广一种新的语言在科学上很有趣，但我们现在并没有这样的运动。我们之所以认为保护现有的自然语言比创建全新语言更有价值，是因为前者的历史和个人价值正是和感性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稀有语言是有价值的，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应该投资来支持它们？不是，这没有必要。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个原因：支持稀有语言对人们产生的负担，以及减少语言多样性的益处。
虽然我们重视稀有语言的原因和我们重视中世纪城堡的原因类似，但如何保护这两种类型的事物有着重大差异。对于人们来说，保护珍稀语言的负担比保护城堡更沉重。我们可以通过支付人工维修费来保护城堡，但我们不能通过付钱让人们维护语言。相反，如果他们准备成为合格的语言述说者，那我们必须将语言变成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人自愿这样做。但如果我们希望语言能够在爱好者之外蓬勃发展，我们必须将生活方式的改变强加给别人，并忽略他们的喜好。通常，这涉及到立法问题，以确保孩子们在学校能学习稀有语言。
这样的政策是有争议的。一些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学习一门广泛使用的语言比学习稀有语言更有用。然而，对于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最常用的主流语言是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并不如他们所想中的那么常用。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学习一种语言能够增加她可以沟通的人数、扩展她可以理解的地域也许只是邻近的国家，那就是有用的。然而，因为英语在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广泛使用，所以即使一个人只会说英语，在访问这些国家时也不会有理解困难。如果他决定投入努力学些这些语言，那他的投资回报在实用性方面可能相对较少。
如果英语国家的人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学有用的语言，那我们应该教他们那些母语者不太懂英语的语言，例如阿拉伯语和普通话——这些语言在英国和美国的学校教育中并不普及。当然一些母语为英语的人认为，学习任何外语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英语实在是太普及了——考虑一下生活在西班牙的英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不学习西班牙语——但这种观点对于那些支持孩子学习外语的父母来说显然是不成立的。因此，支持会说英语的孩子学习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但不支持他们学习当地其他小语种语言的人，很难说自己的态度是实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英语国家的孩子学习广泛使用的语言，如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是一件好事呢？我想这这和很多人认为学习稀有语言是一件好事的原因是类似的：了解自己本身不熟悉的文化，通过当地语言和当地人交谈来表达尊重，通过学习语言获得认知技能，等等。
“语言不会温和地走向灭亡。语言消失的历史是暴力事件。”
另外，让孩子们和其他人学习小语种语言，是一种让社区产生凝聚力的方式。他们能够对社区的文化和历史产生新的认识。他们甚至能够参与他们文化中那些如果不懂语言就无法参与或者意识不到的部分，即一些以小语种语言进行的活动和机会。我（本文作者Rebecca Roache是伦敦大学的一位哲学讲师）花了大约18个月的时间学习威尔士语。我在威尔士出生、长大，但直到最近，我在语言上和它都没有什么关联。现在，带着我对威尔士语的初步理解回到威尔士，我对这个长久以来熟悉的地方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真实可见的。当我遇到说威尔士语的人时，我感到高兴和兴奋。我很欣慰我的侄子在学校里学习威尔士语。对于我这样的非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些强大的保守的直觉让我感到惊讶，甚至某种程度上感到陌生。但这种感觉并不是我所特有的：他们经常在保护稀有的语言运动中被当作益处提及。
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个非常特别的抵制保护稀有语言的观点。语言的多样性是我们沟通交流的障碍。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作为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惩罚，上帝将让地球上的人们承受语言的困惑，使得曾经都说一种语言的人们开始说多种语言。现在，我们很少见到认为语言多样性是来源于诅咒的观点了，但显然在其他沟通领域——例如数字、长度和体积——我们都倾向于标准化。采用单一语言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将使我们可以去全球各地旅游，使我们可以与我们遇到的所有人交流。我们可以省下翻译和释义的钱。科学进展和其他新闻可以更快、更彻底地分享。但通过保护多种语言，我们保留了沟通的障碍。难道让尽可能多的语言消失让我们只剩下一门通用语言不是更好吗？
然而，完美并公平地实施通用语言很困难。这个想法和过去压制思想的政策相关。总体来说，语言灭绝和濒危的过程并不温和，不是后代自由选择转向更主流的语言而造成的。语言的死亡史充满了暴力。
其次，很难在不伤害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情况下推行通用语言。另外，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行动正义，这不仅仅是对待稀有语言使用者群体的伤害。考虑到这些社群在过去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也许还应该被补偿。这种观点在稀有语言保护者中普遍存在。这种补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是有争议的，但很明显，它不应该包括清除和替换当地的语言。
也许，如果一个人像上帝那样从头开始创造一个世界，那最好是只为这个世界的人提供一种语言，而不是多种，就像圣经中描述的巴别塔建造前的文明那样。但是，我们现在拥有一个语言丰富多样的世界，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交织在一起，而其中的许多依然受到虐待和迫害，虽然其中的一些仍然受到它们所处社群的保护和捍卫——一旦我们拥有了这些，就很难在不牺牲大量重要和有价值的事物的前提下，去追求一个单一的世界。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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